基于比较优势的技术升级路径

在后进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解释方面，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比较优势学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认为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产业发展获得了较为宽松自主的政策环境，使得符合禀赋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且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企业，从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一学说从供给优化角度阐明了禀赋结构、要素价格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也为探讨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和新兴产业技术演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10- 3 比较优势学说中的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当初始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为，禀赋约束线（也是企业的预算约束线）为C1，则生产均衡处于等产量曲线f1与约束线C1的切点处，经济所采用的技术水平为T1，企业可以获得自生能力，经济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见图10- 3）。如果政府贸然要求企业从事生产更高技术要求T2的产业的产品，则企业会因为背离了现有的禀赋结构而丧失自生能力，导致生产低效甚至是难以为继，会导致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夭折。当符合禀赋结构要求的生产持续时，生产所获得的剩余可以转化成资本积累，当资本积累率高于人口增长率的时候会使得禀赋结构向着资本密集度更高的方向连续变化，资本相对劳动力越来越充裕，这就会造成资本价格相对劳动力价格的下降，从而改变了企业所面对的预算约束线的斜率和位置。当禀赋结构达到了，禀赋约束线转换成了C2，这时企业就得到了从事T2技术水平的产业的自生能力了，不再需要政府的干预，较高技术产业得以充分发展，产业结构也随之升级。往后以此类推，每个阶段产业结构都可以基于已有的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条件，“拾阶而上”地实现逐步升级。

但也有人从需求角度对于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学说提出了质疑。廖国民、王永钦（2003）从波特的钻石模型以及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中获得启示，认为一国的需求规模是现代产业发展与升级的最大支撑。并且认为比较优势学说在理论上不能涵盖当代经济发展的复杂形态，因此已属“过时”。结合现代经济发展特征，他们给出了三个方面的理由认为比较优势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①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资本获取有了全球渠道，不存在古典经济意义上的“资本禀赋”限制；②劳动密集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小，加上对外资本的依存造成的资本漏出，因此不可能成为长期推动一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经济体发展的源动力，因此解释力不足；③现代经济竞争不仅包括禀赋结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技术比较优势、非价格竞争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等综合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