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

罗雄飞

从1843年下半年开始,马克思的思想可以说沿着一个确定的方向稳步走向成熟。1843年下半年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完成时间,这些作品标志着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而马克思理论的灵魂就是以理性主义和辩证法为基础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和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追叙唯物史观的形成历史时,把思想的源头上溯到1842年——1843年他任《莱茵报》主编时期的一场讨论。那场讨论总的看来马克思更多地着眼法的关系问题,以及普遍精神应该具有的合理范围,但也第一次使他注意到经济问题是基础性原因,经济与政治、法的关系开始成为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唯物史观的提出应该是以1843年马克思发生的人本主义转向为契机的。这种转向的实质,就是由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原子论转向实践人本主义。前文已经分析过,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已经确定了时间和过程的观念,他把本质与具体存在、物质(实体)与形式的辩证运动,跟时间联系起来。现在,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人代替了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原子。这是因为,只有人这种存在物,一方面能够表现为物质实体,同时又具有个体性、独立性的自我意识这样一种本质。这样一种物质实体或本质一旦被放入时间之流,一种全新的哲学境界便在马克思面前出现了。这种“人”,正是他心中真正想要的“神”,只有它能接替黑格尔的“精神”占据“神位”。这种“人”在一定意义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早期具有的理想主义的人在理论上的复活。这种人本主义转向,不但克服了伊壁鸠鲁哲学的根本缺陷,这种“人”在时间之流中与具体存在、形式规定的辩证运动,还为马克思解答“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的世界历史之谜提供了钥匙。它的耀眼光芒将马克思照射得头晕眼花,以至在整整两年时间里无法摆脱一种叫“费尔巴哈幻觉”的东西。

随着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原子转化为具有感性现实性的人,马克思的研究也就集中到社会存在领域。他对时间之流中的人及其社会存在的研究,尽管还带着费尔巴哈式的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对人和社会存在的历史考察也还被放在异化和消除异化这样的理论外壳下进行。但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德法年鉴》以后的马克思的著作的真实内容,就知道马克思是在自己确定的道路上不断走向完善的。总之,世界历史之谜被逐步解开了,《共产党宣言》正是对“应有”和现实做出逻辑一致性说明的光辉典范。

最后,这里需要强调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与和黑格尔的关系。事实上,马克思注重个体性自我意识的思想一开始便与黑格尔存在原则性冲突,新的“神”是勉强被安顿好的。在博士论文中,“绝对精神”已经变成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共性,其绝对地位实质上被否定了,君主的专制已经让位于共和制了。1843年实现人本主义转向以后,马克思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束缚,但他也从黑格尔那里批判地吸收了应该吸收的东西,这就是《逻辑学》中集中阐述的辩证法和《精神现象学》隐含的抽象人本主义精神和理性主义。但他不同于恩格斯,他没有简单地抛弃黑格尔哲学的形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黑格尔式的哲学术语,在恩格斯那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而马克思则明确把它确定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承认这一方法的形式与黑格尔的形式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其实质。马克思不是把头足倒置的黑格尔哲学简单地颠倒一下,而是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神,在唯物立场的基础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结构、形式进行了改造,使它成为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这样,从抽象扩展到具体的概念运动的形式便转化为:先选取处于最发达状态的典型具体作为对象,让它置于类似科学实验室的纯粹状态,在一种非形式逻辑意义的“抽象”的“具体一般”的条件下揭示其最基本的规定、原理或本质属性;然后在常规条件下,运用已经得到的本质关系,说明其特殊存在形式,从本质把握现象;最后再说明现实中的各种具体情况。这种方法论思想,正是黑格尔逻辑学与近代科学精神的结合。这样得到的知识,不是绝对知识,而是人们基于自身需要对客观存在的科学认识。而人的主体能动性对人类知识进步的决定性作用代替了抽象“精神”的神秘活动,当然,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又是以客观对象的存在和客观条件为前提。

需要提出来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本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如何把整个历史发展确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问题。马克思给安年科夫的信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100]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是以人的发展为线索,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01]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这些人本主义思想,要么被人完全忽视,要么被当成不同于“正统”表述的另一种表述。总之,人们未能认识到人本主义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推动全部社会关系和意识发生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阐明。事实上,马克思给安年科夫的信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评普鲁东“不懂机器产生的历史,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102]他认为,机器不是抽象意义的分工的结果,机器的发展也不会削弱竞争。在他看来,机器的产生首先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后来的阶级斗争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成为推动机器发展和运用的最重要因素。这里关于机器的产生、发展和运用的说明,也就是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说明。这一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这里说的人类需求增长或竞争导致的生产力进步,归根到底要通过“人与自然的‘斗争’”^[103]得到说明。这种人与自然的斗争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每一个阶段中人和自然统一的基础。因此,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活生生的人,如何实现自然的人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初的、最本质的原因。从前文关于人本主义转向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人,既是是社会存在的本质,又是社会存在的细胞,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同时还是人的外在的存在形式。这样的人处于同自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他要满足自己的意志特别是物质的需要,他受到自然的限制时,能够通过获取新的知识克服这种限制。于是,知识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正是以人类需求的增长为前导的。在非市场条件下,这种发展是分散的、个别的人以无目的的方式实现的,并通过经验传承下去。在市场条件下,则成为有目的的追求。

生产力的发展以自然存在为前提,以每个人的需要、创造力为条件,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通过每个个体的发展和创造力发挥为基础的,个人作为社会的细胞,他的知识的增长决定着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没有这种细胞的新陈代谢,人类社会作为生命机体,就不可能发育成长。因此,一方面,个人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的增长及其实践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存在对个人也起着限制作用。这是一种相互决定关系,但归根到底,个人的知识增长以及相应的促进自然人化的实践活动,对人类社会这一生命机体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就像细胞原理对动物机体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一样,尽管已经发育的生命机体的细胞的新陈代谢与生命活动表现出相互决定的一面。

理解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唯物史观也就有可能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获得完满的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人追求意志自由的结果,因此,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社会形态只是作为“社会人”的存在形式,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志是人的解放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因此,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相比,不仅没有任何的矛盾,还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社会形态只是人的外化了的存在形式。这样,唯物史观得到了人本主义的基础,不至于陷入经济决定论;而人本主义也通过唯物史观的历史阐明,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抽象的人本主义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