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简化，再简化

如果在本书的任何部分，你觉得问题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让你不知所措，那目的就达到了。本章的目的是要揭示，在任何商品，无论是铝还是小麦，价格的飞涨和波动背后都是一整个功能失调的市场生态。我们必须了解它，并将问题表达出来。高盛和铝这类金融丑闻曝光后，媒体、大众甚至是监管者最普遍的反应之一，就是瞄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上非常小的一部分。但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底特律的仓库能囤积铝的背后，是立法决策、合法调整、企业变化与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既得利益的漫长历史。这个历史和具有侵蚀性的激励结构，创造了这样的情况：完全不需要拥有自然资源的银行不仅得到允许掌握自然资源，还得到许可囤积金属，让确实需要自然资源的公司无法得到它。这抬高了价格，制造了市场波动，最终意味着消费者要支付更多。

吉姆·科卢拉是新英格兰燃料研究所政府事务部的副主任，也是大宗商品市场监督联合会创始人之一。这家联合会成立于2007年，为了应对大宗商品市场日益增大的波动性而设立。成员大多为中小型企业，从事燃油经销和加油站等生意。吉姆记得，要应对体系的复杂性以及企业受制于那些和自己竞争的银行的各种门道，让人十分苦恼。“那些在大宗商品市场制造波动的金融机构正是为我们的公司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机构，不然就是提供退休金计划的，再不然就是掌握着我们的资产运输通过的管道。”科卢拉说。这种情况最好的结果是扰乱市场，最糟就会任人操纵。

市场不应该变成这样，大多人都会同意这一点。那为什么立法者和监管者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部分原因是，他们太注重细节了：如果股份制银行拥有的输油管道份额从5%变成15%，它们应该为规避风险设具体多大的比例？每一个机构都有足够的保险来抵消风险吗？虽然这些也很重要，但纠结于一片片小拼图会让我们失去大局观，而能够刺激体系产生实质变化的大问题才是我们应当去问的：一个银行直接与自己的顾客竞争、利用优越的信息和资源打击本来应当服务的企业的体系是健康的吗？我们真的希望自己的金融机构这样做吗？

答案明显是否定的。但要改善就需要理解一点：复杂性往往是公众利益的敌人。复杂性往往是为套利做出的准备，后者正是金融最拿手的。要让金融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你需要简化，简化，再简化。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首先提高发生的一切事情的透明度。在大宗商品的竞技场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加里·詹斯勒为更加严格的衍生品监管奋勇战斗，将掉期这一大块市场从阴影中拽出来，置于更容易监管的中心。在美国，大部分商品挂钩场外交易衍生品现在接受了联邦监管。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还在实时汇报和经纪人注册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让人切实明白是谁在交易。

但要达到这种程度的监管也要经过漫长且艰难的跋涉。华尔街对美国内外的国会、行政机构和监管者不懈游说，成功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埋下了一个重要的漏洞。举个例子，这个漏洞可以让银行和对冲基金继续自己在国际市场不透明、高风险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个人对此表示赞同）。那么这一领域爆发了下一个全球金融丑闻还是个巧合吗？在2015年，全球六家银行，包括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为操纵外汇市场的指控被处罚金累计56亿美元。[62] 这件事发生的几年前就是另外一起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或同业拆借市场的相似丑闻。这种发展让詹斯勒和其他人对银行是否真正从以往的丑闻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或介意自己要缴纳的大笔罚款。这些罚款与顶级银行的年收益相比不算什么）表示怀疑。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当然尽可能地让美国金融机构在加勒比岛国玩弄的小手段变得更加困难，但它们的管辖权十分有限。大约70%的场外期货和掉期市场依然是不透明的，这给金融家玩弄体系留了很大的空间。[63]同时，反监管的游说还在继续。在2014年，金融业成功推翻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一些条例。这些规定强迫它们将高风险的信用违约掉期转移到不受美联储保险的联营公司中—这是另一个2008年的问题现在依然还在出现的例子。

那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美联储是大而不能倒机构的最高监管机构，它能够给银行本质上毫无束缚的操纵大宗商品市场的自由加以限制，尤其是它还有权决定银行的哪些行为对他们的金融活动起真正的“补充作用”，哪些不是。美联储还有能力决定这些活动是否风险过高—无论是对银行而言还是对整体金融体系而言。

就算是改革的威胁也能起作用。在高盛铝丑闻之后，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说中央银行将考虑新的指导方针，限制银行在大宗商品领域中的某些行为。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几乎是立刻就开始缩减自己最大项目的规模了。高盛抛售了大都会。摩根士丹利抛售了特斯莫坦公司，一家总部设在丹佛的石油输送和仓储公司，该公司握有并运营跨全国的输油管道和终端网络。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想必是希望摆脱美联储的详细审查，因为抛售降低了用于大宗商品买卖的资金量。（这也让人好奇，银行之前究竟在账面上隐藏了多少不法行为。）但大银行尚未停止大宗商品的游戏。虽然美联储提出的新规定可能强迫它们储备更多资金以抵御潜在风险，如果它们决定继续进行大宗商品交易的话。[64]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摩根士丹利的交易部门主任日前承诺将继续“满足石油、能源和汽油以及金属业的顾客对供应和风险管理服务的需求”。[65]

这其实并不是银行出售的坏时机。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在下降，部分是因为美联储放缓了低息贷款进入市场的资金流。许多投机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索勒·欧玛洛娃等专家会说只要银行的撤资对银行本身是一笔有利的交易，那它就不代表实体经济的胜利。银行会在合适的时机离开市场，就像它们在合适的时机进入一样。如果没有更严格、更清晰的规定，它们随时能再回到市场中。

这种规定近期会出现吗？就算出现了，这些规定能在大宗商品等高风险领域里彻底将银行业同商业剥离吗？目前当然没有。许多改革的呼吁者比以往更加多疑。“这方面我不指望任何大消息了。” 丽莎·唐纳说。她是一个呼吁加强对华尔街监管的联合会“美国金融改革”的执行理事。[66] 她说，问题的一部分是，似乎没有监管者，包括美联储，在追问那些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系统允许金融成为实体经济的障碍而不是润滑剂？银行如何能够在原材料界制造瓶颈然后伤害自己的顾客并从中获益？我们怎样才能进行系统的修正，才能让这些事不再发生？监管者目前不问这些，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已有法律的行政方面，同时保留了让这个体系如此难以监管的筒仓。他们也许是好心，但不能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美联储既有合法权力又有监管能力来用更全面的解决这一问题。要想将金融市场回来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必需的。”欧玛洛娃说。她很好奇，是否还需要一次更加严重的危机才能彻底改变监管银行在商业上的干预行为的法律。麦凯恩参议员在2014年发布的银行业对大宗商品市场影响的参议院报告中将这一观点推到焦点之下。“想象一下如果英国石油是一家银行。”他说。他在暗示深水地平线石油泄漏的事件，这次泄露给公司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会引发这家银行的倒台，造成另一轮救市。”[67]

欧玛洛娃表示，不幸的是，“监管者在处理这些关于追加资本和保险的相对低级别的技术问题，而没有问那些大问题—允许大银行积累如此大的权力，不仅仅覆盖金融业，还覆盖了食品、能源和其他原材料，这真的是好的政策吗？如果最后几家银行巨头控制了国家的能源、金属和农产品供应链，那将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法律给了美联储权力来决定哪些是“补充作用”的行为，完成这些行为是否会“整体上对金融体系中的存款机构的安全和稳定造成重大危险”，但没有提到这个行为可能会对商业、顾客和美国家庭造成什么影响。这颇能说明问题。

这个法律问题不仅限于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场。记得吗，1956年通过的《银行控股公司法》（不幸被《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取代了的法案）实际上是控制了权力的—具体来说，是保证银行相对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具备太大权力。如果说铝金属丑闻说明了什么，那必定是天平依然不公正。受铝丑闻影响但不愿公开提到这件事的公司数量就是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我为本书的写作向南非米勒，米勒康胜的母公司发送了采访申请，南非米勒用一句话的邮件回复了我：“对此事我们将拒绝采访，但感谢您与我们联系并提出申请。”当我又发邮件询问为何拒绝谈论这件事时，公司就不再回复我了。

可口可乐多少更加直言不讳些。它的执行官在博客中表示，他们仍然担心伦敦金属交易所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制止铝的囤积。（根据2015年6月可口可乐的一个饱含嘲讽的博客，金属运输的等待时间从峰值的650天缩短为“仅仅”400天。）然而有趣的是，公众对此事的评论从未提到高盛或其他任何银行，可口可乐公司的公共关系代表也拒绝为此书对银行在铝囤积一事中的行为做出评价。这也难怪。可口可乐是高盛投资银行的长期客户，在伦敦金属交易所控诉时，它刚雇佣高盛对120亿美元的收购提建议。[68] “如果我是可口可乐的总顾问，我也不希望我的公司同高盛展开大决战。”欧玛洛娃说。“如果我们明天需要再公开市场上募股然后需要承销商怎么办？如果我们打算进行合并，需要交易建议怎么办？如果高盛的研究员乐意，他们会对我们的股价做什么？可乐需要高盛，高盛无处不在。”

当然，你可以说可口可乐和其他美国企业能以毒攻毒，在华盛顿为自己的事业进行游说，就像银行做的那样。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这样允许各种利益集团互相抗衡以防止一个集团权力太大。然而铝丑闻也展现了任何实体，就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要逃脱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也十分困难。它们创造了市场，它们就是市场。它们在市场中交易产品，然后就像这个故事中展示的那样，它们还拥有在市场中交易的产品。如果这都不叫垄断，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垄断了。这也是我听到过的要恢复现代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堵住让银行参与商业行为的漏洞的最佳论据。美国企业本就不用与自己的银行在自己的核心业务中进行竞争。

那么世界上最穷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华尔街投机的影响，每天依然没有足够食物的10亿人口呢？随着过去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他们获得了机会—并不是出于交易者的良好愿望，而是因为新兴市场增长放缓，中央银行补充的低息贷款时代即将结束。未来某个时候，这些将会变化。当变化发生时，除非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或者银行自己，虽然不大可能）采取行动阻止实体经济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否则就再没什么能够阻止华尔街酝酿另一个食物泡沫了。

在离开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岗位前，希兰就全球饥饿问题发表了一次动人的TED演讲。她说，“如果我们看看这些经济要务，就不仅仅是同情了。事实是，研究支出营养不良和饥饿的成本—社会成本，社会要背负的责任—是年平均GDP的6%。在某些国家达到11%。如果你看看营养不良现象最为严重的36个国家，那里的年生产力经济损失大约2600亿美元。世界银行估算要解决这些国家的营养不良问题需要花费大约103亿美元。看看这个成本-收益分析，我的梦想就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财长们，不仅是出于同情，还会说，如果不让全人类都能享受充足、负担得起的起的营养状况，那么后果将是我们无法承担的。”[69]

这个目标值得赞美。然而要解决它，光有世界领导人的同情是不够的，还需要华尔街的商业模式发生真正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