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交易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大型投资机构都是通过银行进入市场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有专司大宗商品交易的窗口，专业从事自然资源期货价格的投机。高盛和摩根直到2008年才开始接受对商业银行机构的审慎监管，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大宗商品交易的大型参与者了。作为投资银行，它们几乎能在这个领域中为所欲为。高盛在1991年创立同名商品指数（允许大笔养老金进入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一步）[31]，但已经运营了大型场外衍生品交易。因为是场外操作，这类交易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受到政府监管。[32]
高盛也拥有实物商品—数量之大以至于在1994年，银行收到了荷兰机场工作人员的投诉，因为鹿特丹附近高盛存储的铝材太多了。它们堆得太高，反射日光，干扰了当地的空中交通管制。机场员工询问高盛能否在金属囤积处盖上防水布以保障空中安全。[33]
摩根士丹利在大宗商品的实际拥有权和转移上手笔更大。在2002年和2012年间，它的大宗商品部门同时交易金融商品和实物商品，创造了约170亿美元的利润。[34]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摩根士丹利的石油交易主任奥拉夫·雷夫维克与全球大型商业用户达成了许多购买和输送石油的交易，人称纽约港之王。[35]公司有自己的储油罐、一个燃油分配器、电厂、肥料、沥青、化学品和输油管道，所有这些都为公司在市场上交易这些物品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99年废除后，本就热门的生意变得更加火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样的银行突然遭遇了竞争。竞争对手规模更大，在公开市场交易并获得资金支持。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需要尽快获得更多利润，交易就是最简单、获利最多的行当。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通过，大宗商品投机获得了更大的推动。[36] 这项法案不仅一步就让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免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督，还推翻了一项延续了数个世纪的不成文法：交易这种金融工具是可以的，但除非有关各方能够证明这些工具被用于实物资产的套期保值，否则政府不予强制执行合约。现在，就算交易方不能证明不是出于纯粹的投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依然可以让场外交易衍生品投机依法强制执行。[37] 现在没有理由不再尽可能多的参与到投机之中了，这也解释了为何场外衍生工具市场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呈指数增长。“基本上，这条法律在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史上第一次让法庭可以对纯粹的投机行为进行强制执行。”康奈尔法学教授、证券专家林恩·斯托特对这一话题撰写了大量文章。“我总是开玩笑说，如果国会决定让谋杀合法化，他们会管这个法案叫《谋杀现代化法案》。”[38]
大宗商品很快就变成高盛和摩根这类银行的主要增长领域。他们从同侪那里学习手段：安然在能源和公共设施、杠杆收购和交易等市场的“创新”（也就是“投机”）方面是先驱。（虽然风险很大，金融业仍然迫切地希望复制高收益模型的许多方面。）在2006年与2008年之间，高盛自己每年在掌握原材料所有权和商品相关衍生品交易中能挣30亿到40亿美元。[39] 随着大宗商品交易量上涨，价格波动也有所增加，这意味着航空和制造等许多原材料占大部分成本的产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有一些，如达美航空，在套期保值（常见手段，第五章有阐述）外试图通过自己也加入大宗商品交易来挣钱。但整体上，航空公司、货运公司等“实体套期保值者”的交易比重相对那些在行业中并不真正需要大宗商品的交易人而言开始降低。在2000年，实体套期者占石油期货市场的63%；其余为投机者。到了2008年4月，两者的百分比分别变成了29%和71%。[40] 现在投机者控制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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