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类拔萃之辈

如果没有罗伯特·F·麦克纳马拉，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史可能会来个大变样。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伟人，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当政期间任国防部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痴迷于系统分析法—要使用这种方法，需要收集战备所有方面的数据以便能达到最高效率，包括从炸弹到落叶剂到死亡率再到兆吨级空袭能摧毁的敌方车辆数目—以至于让华盛顿忽视了这场战争带来的整体负面影响。人们不能反驳数字，因此很难质疑麦克纳马拉的想法。大卫·哈尔伯斯塔姆的作品《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很好地总结了麦克纳马拉的理论。

麦克纳马拉还有一项不那么著名的遗产，那就是他将金融效率理论带入美国企业中，形成了依靠数字进行管理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最终降低了美国顶尖企业的工作效率。在带领美国攻打越南之前，麦克纳马拉领导了另一场战役—在福特汽车公司任职期间，他热衷于从节省前轮扁尾螺栓的一点点成本，却忽视了商业过程中的创造力。这种策略最终让福特和其他美国汽车产业失去了全球领先的地位。

福特这种提高效率的方法是由一群叫作“精明小子”的数字分析师策划的。他们出身五角大楼的统计分析部门，麦克纳马拉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他从小就对数字十分迷恋。年轻时，他在哈佛商学院学习企业管理，支持分权管理和通用公司当时已经采用的经济导向的决策。这些最终成为金融化公司的黄金法则，在管理咨询之父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名著《公司的概念》中深受赞赏。（德鲁克和麦克纳马拉都非常欣赏泰勒）[24] 但麦克纳马拉并非只对数字感兴趣，他还争名逐利。在西海岸的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了短短一段时间后，麦克纳马拉回到了剑桥，成了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向求知若渴的学生头脑中灌输对数字的热爱。

1942年，麦克纳马拉还在哈佛教授会计学，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统计控制办公室的主任查尔斯·“特克斯”·桑顿在一次任务中前往哈佛，寻找“出类拔萃”的头脑来帮助自己在陆军部组建一个新的统计分析小组。他的想法是使用量化分析优化战备分配，确定轰炸哪个目标、如何运输军队以及最终如何赢得战争。[25] 约翰·拜恩在自己的作品《精明小子》中写道，这些人“充当团体控制者，他们的报告通过特克斯领导的一个平行且基本独立的指挥机构上传到空军总部。”[26] 这个独立机构让许多老兵非常不满，主要因为它基本不考虑个人经历、直觉和前线士兵的感受。管理方法是命令和控制，而统计数据是这个方法中唯一需要考虑的。麦克纳马拉在这个统计控制小组声名鹊起。这个小组让飞机飞行更长时间，找到了转移装备最高效的方法。它还提出了削减成本的建议，比如取消轰炸任务中的护航战斗机，因为数据显示，在没有护航机的情况下飞行员仍有80%的概率生还。该建议并未在意被算法判定死刑的余下20%，以及不带僚机就将飞行员送往战区造成的无法测量的士气损害。当时最优秀的空军将领之一柯蒂斯·李梅将军（日后成为乔治·华莱士的副总统候选人）读了《精明小子》的这一段建议之后，在上面写句脏话就把报告扔进了垃圾桶。[27]

历史给出的评价也差不太多。虽然二战美国胜利后精明小子们得到了赞扬，但之后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分析结果对战备究竟起到了提高还是损害作用尚不明确。虽然他们大肆宣扬数字的魔力，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制定重要战略决策的首要依据并非这个决策的质量，而是这个决策便于计算。[28] 战后一份关于轰炸效力的报告显示这个统计控制方法“整体上讲令人十分失望”。就连神秘的半军事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这个日后被陆军部的麦克纳马拉借用的系统分析技术的实际发明者，都在1950年发布了一份自我批评报告，声称这个方法过于死板和被动。这份内部报告由兰德的工程师撰写，内容中有“系统分析法中蕴含重大的危险……在重要决策中常常忽略目前我们还无法量化处理的因素。就算有些因素我们可以量化处理，这些因素也可能因为我们尚未掌握如此复杂的结构分析而被忽略。最终，系统分析变得相当死板，我们需要提前6个月就开始分析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情况下，等分析结束的时候问题已经出现了变化或者已经解决了。”[29] 这表明，虽然系统分析在提高已知目标的效率时非常好用，但在分析目标应该是什么这种问题上，尤其是如果还有许多像人类动机和感情这类变量从中干扰的情况下，它往往表现得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