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不满

大额存单市场和证券的愈加复杂化实际上缩短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周期。在越南战争和为缓解经济放缓而设立的越来越多的社保项目的双重影响下，通货膨胀其实已经开始了。这期间金融回春和政治经济交融的方式预示了未来的许多危机，包括2008年的那一次。二战结束后，美国人对生活丰裕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让美国人能继续购买彩色电视机和闪闪发亮的新车，资本需要更加自由地流动。但1933年的规定，尤其是条例 Q，成了紧急情况的制动器。这并不是意外后果。管制的最终目的一直是通过规定最高利率限制不受控制的信贷增长。信贷滥用会导致投机、泡沫，还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和后续的经济放缓。

不过条例Q也有负面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条例Q对普通人比对企业的影响更大。公司和富人总有巧妙的办法（通常是由瑞斯敦这样更乐意给有钱的大客户，而不是普通民众发放贷款的银行家构思出来）得到现金和更高的回报率。但那些需要抵押贷款的普通人才是首先感受到信贷紧缩的。在1973年夏天的紧缩期间，一位名叫维维安·凯茨的得克萨斯家庭主妇向议员写信，抱怨自己的家庭无法找到能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虽然他们能提供25%的现金首付，并且她的丈夫是工薪阶层。她说：“我能给家人吃更多米饭和豆子，少吃点肉。我能多洗衣服，少买新的，降低衣服的更新频率。但在找房子住这件事上，我们无法拖延了。”[48]

公众的这种反应显然是个政治难题。但当时和现在一样，让个人贷款优先于企业贷款从政治上很难解决，因为后者拥有非常强大的游说团体。所以为避免告诉以维维安·凯茨为代表的百姓“情况赶不上过去那么好了，至少在经济再次振兴之前都没戏”，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决定将皮球踢给美联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把美国银行能为了经济发展挪动多少资金这种重大决定交给了中央银行的人来做。在1970年，一位名叫安德鲁·布里默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提出一个建议，即美联储应当设定准备金要求，强制参加投机活动的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表上保留更多资金，而提供商业信贷的那些机构则可以降低储备现金量。这个建议如今重新回到了讨论桌上。但当时美联储的主席阿瑟·伯恩斯拒绝了这个提案，同时还否定了“美联储应当承担建立社会优先秩序的艰难政治任务”这一套说法。（虽然说在现行的监管体制下这已经成了现实，只不过没人愿意把实话说出来）所以美联储决定依托“市场最了解”的说法，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指导一切。[49] 结果，大额存单得以发展，其他和放贷业务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商业圈子也被放行，比如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主导的欧洲美元交易业务。银行的主业不再是无趣的存贷业务，而是证券化交易。慢慢地，金融界开始顺着资金流动的方向和渠道聚集权力，把越来越多的资金从美国中产阶级那里汇集到金融业中。

金融崛起的一个开创性的时刻是1974年。瑞斯敦说服时任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让商业银行负责将石油美元从产油国转移到急需资金的新兴市场中，而不是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这种由政府支持的机构。部分石油美元其实已经存入花旗了，瑞斯敦海外的第一笔交易就是同伊朗国王签署的。通过宣传“市场最了解”的概念，瑞斯敦主张华尔街做这笔贷款比政府要更好且更高效。他说服舒尔茨推翻了禁止美国商业机构向高风险国家放贷的法律，银行随着开始向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扎伊尔、土耳其等国家发放贷款。5年内，由私人银行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境外贷款就从440亿美元飙升至2330亿美元。[50]其中许多交易风险都很高，但部分由于这些全球性的复杂交易，通胀居高不下，债务偿还非常复杂，因此这些高风险的国家还能暂时保持财务平衡。

这是个注定要破裂的泡沫。到20世纪70年代末，瑞斯敦和其他美国银行家们开始向新兴市场发放贷款，只为了它们能偿还先前债务的利息。瑞斯敦在美国和海外发放的高风险贷款开始出现不良贷款。在1977年，大萧条之后第一次，花旗发布了亏损公告。到1982年初，标准普尔和穆迪都下调了花旗的信用评级。8月，墨西哥未能还债，打响了以美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基础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的第一枪。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向国内投入15亿美元救市，其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墨西哥问题会让美国几家持有大量不良债权的大银行，尤其是花旗触礁。沃尔克对银行业和金融业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持谨慎的态度，对救市非常厌恶，但他认为很有必要避免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在某种意义上，沃尔克是第一个提出“大而不能倒”机构的人。

2008年，一些金融家说服大家在危机中必须给银行提供救助，这样它们才能给经济润滑。与之类似，瑞斯敦想办法将灾难转化为机会。沃尔克通过提高利率与恶性通胀抗衡的策略又一次让储蓄银行和其他银行难以吸收存款，因为它们无法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利率。瑞斯敦成为跨行业游说团的首领，为一劳永逸地推翻条例 Q奔波。他手段高明，同大型商业机构一起团结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涉及有希望扩大的小型银行，有希望进军其他金融领域的抵押贷款银行，还有希望接触更高收益投资产品的个人。他甚至还许诺这些人都能得到他们需要的抵押贷款。就连美国消费者联合会和拉尔夫·纳德这样的消费者股票推进者都被他说服，认为废除条例Q是件好事。退休人员维权组织灰豹党人（Gray Panthers）提起诉讼，控诉条例Q歧视了小储户。[52]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担心如果利率和信贷流动没有限制，经济环境可能出现意外变化，危及个人生计。比如，如果利率变化了，一名拥有35年抵押贷款的钢铁工人或者教师该如何应对波动的利率？金融业给出的答案是更多关于信贷问题和合理消费的教育。（虽然这种教育之前就已经在各州推行了，但毫无成果）这是一种沿用至今的牵制战术，即用“金融知识”代替安全的退休制度。（我们会在第八章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当然，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们可以决定重新制定出更加全面支持经济发展的规则，保证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比投机的优先级更高。但实际上，他们选择了简单的办法：取消管制。金融业一点点削弱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监管框架。1980年，瑞斯敦最终如愿以偿。卡特总统解除了利率管制，银行为了吸引资金可以开出任何利率。条例 Q 成为了历史。这扇门后是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更加复杂的证券、对冲等所有金融衍生品的新世界。飞速扩张的金融业会通过这些得到大笔的收益，顺便也摧毁了国家的经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