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美元银行家

国家城市银行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的所有商业银行一样，成了安全有序又平淡的工作场所。但沃尔特·瑞斯敦，一位毕业于塔夫斯大学外交专业的退伍军人改变了这一切。1946年时，他还是一名初级银行职员。他出生于特权家庭，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学者，日后还成了布朗大学的校长。他的父亲反对政府出台的罗斯福新政，将斯密和他的“看不见的手”奉为圭臬。[38] （虽然斯密只在几部作品中简短地提到了几次这只手，而且这个后来成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象征的苏格兰经济学家的立足点主要是小型家族企业，而非不断扩张的大型公司。）斯密的核心思想—即只有所有参与者都能享受平等的发展基础和彻底的价格透明时，市场才比政府计划有效—已经被“市场最清楚”和“自私是好事”这种简单化的口号取代了。

瑞斯敦全心全意地信仰“克里夫经典指南”版的斯密信条。更有甚者，他相信在美国银行业不应当屈居工业之下。他想要让金融成为更加有趣、更加迷人的行业，这个行业有潜力比自己应当服务的行业收益更高。瑞斯敦最终给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国家城市银行与第一国家银行在1955年兼并后的新名字）提出了许多关于如何挑战旧有管理制度、如何利用技术增长业务、如何扩张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及如何向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更多信贷的新点子，虽然最后一条并未被大商业银行采纳。在许多方面，他都是桑迪·威尔，这个一度相信只要金融业能从大萧条后的管制中解脱，全球化、技术和消费文化就能推动金融业进入新高的人的榜样。[39]

由于存款量下降，瑞斯敦想要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存款，从而给银行带来更高利润，而利润又能被投入到他梦想中那些更加光鲜的商业中。这就需要推翻条例Q和其他那些让银行跨州或跨国扩张更加困难的条文。就像几十年后的威尔一样，瑞斯敦先搞出动作，然后质疑管制。他积极寻求拥有更高边际利润的金融领域，向曾经被认为具有高风险的金融工具进行投资。[40] 这种复杂的金融手法很快就以一个规模巨大而又出乎意料的方式弄巧成拙。例如，瑞斯敦率先使用船舶租赁许可作抵押，而希腊人能够用半价建造船队，并打算将船只停泊在利比里亚和巴拿马这种基本无须缴纳停泊税费的地方，这就导致了美国油船船队的衰落。[41]

不过到那时候，瑞斯敦和他的银行已经将注意力转入了日益复杂的新金融产品中。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即将把现代银行业定义为“创新”的那种前兆已经出现：瑞斯敦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方法绕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他的解决办法第一次模糊了贷款和交易之间的界限，那就是可转让存单（CD）。这种证券的灵感来源于为躲避国税局的核查，希望能将自己的资产从私人银行账户转移到其他藏匿地点的希腊船王。[42] 可转让存单开始成为具有期限，且利率高于一般水平的特殊存款账户工具，专供公司和富人使用（大概要10万美元才能购买一张）。[43] 存款大量涌入，于是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开启了另一项收益更高的业务：在二级市场购买和销售大额存单。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新方法打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因为这包含了向其他金融主体发放贷款，而后者会将贷款花费在投资者推出的产品中。但联邦政府和美联储为了让银行能经营顺利，并未对此下禁令。一年之内，银行就发行了价值十亿美元的大额存单。随着小面额证券的发行，中型投资者得以参与，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市场。

瑞斯敦同时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美国消费者中。这些人受到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影响，收益受到损失，对传统的储蓄和活期存款账户心生不满，正在找寻能提高自己购买力的方法。瑞斯敦于是在1967年首次推出信用卡，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随着对利率和信贷的价格管制逐渐放松，货币不再是有限的商品，而是可以购买的—至少可以用适当的价位购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融创新让第一国民城市银行成为美国利润最高的金融机构，也让瑞斯敦—现在是首席执行官—成了举足轻重的参与者。这些创新产品以火箭般的速度迅速蔓延至整个纽约。瑞斯敦即将成为大萧条后首位一年内挣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商业银行家。[44] 他同时担任肯尼迪政府和尼克松政府的经济顾问，并在华盛顿交了不少有权势的朋友。（几年后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瑞斯敦跻身总统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帮助制定了若干著名的“下渗”经济政策）

大额存单的成功和其他瑞斯敦引领的创新对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而言远不止意外之财。这家在1976年改名花旗的银行开启了横扫整个行业的连锁反应，其他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始寻找收益更高的金融产品。小型储蓄银行受利率限制更少，它们发明了共同基金。所罗门兄弟公司（日后被花旗并购）的银行家们尝试将抵押贷款证券化。金融机构也开始探索期货交易形式的金融衍生品。监管者很难抵抗如此多形式的证券化，因为每次利率上升，资金都会从银行流走，银行就会借机要求提高条例Q的利率上限。美联储担心资金外流，因此每一次都同意了银行的要求。

这是个恶性循环，但华盛顿没有人有决心制止它—不过说句公道话，当时事情的实质还不清楚。再说，这些鼓励个人和企业使用更多信贷产品的行为只是对规则的试探，它们的终极目标并未实现。就连通过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NMA）（日后别名吉利美）创造抵押贷款证券市场，这个政府自己为发展抵押贷款金融做出的努力，都没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到最后，就只能让资金从储蓄银行流出，因为存款转成可交易产品能带来更高的收益，而大多数按揭贷款都是由储蓄银行提供的。[45] 金融正逐渐成为目的本身，而不再是实体经济的催化剂。从某种角度来说，大额存单和交易大额存单的二级市场的出现是战后时期银行业发展的转折点。金融部门不但开始扩张，也开始重点寻求新方法来同金融体系博弈以追逐更多资金—两个方向互相促进。银行不再是一项公用设施，而是像瑞斯敦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日益高速发展的高风险行业。

受自己成功的激励，瑞斯敦告诉华尔街他希望自己银行的收入每年增长15%，而不是往常的个位数。这就必须要减少手头资金，增加杠杆。[46] 为了鼓励员工尽可能达到目标，花旗调整了薪资结构，开始按照股价奖励优先认股权（这当然会鼓励员工冒更大的风险投资、伪造更多账目来掩盖损益表上的不良资产）。[47] 不过，这些都不是华尔街那些百万美元银行家们担心的。瑞斯敦有一个梦想—一个许多年后由桑迪·威尔实现了的梦想。他希望自己的机构能成为一站式中心，能向企业和个人提供任何金融产品，从抵押贷款到有价证券到存款账户再到交易平台。这个目标的实现将伴随着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