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性的缺陷和错误

凯恩斯主义由盛极一时而顿趋衰败，正如它由“异端”而迈向鼎盛高峰绝不是偶然的一样，这也绝不是偶然的。关键在于：就是这个以政府干预论经济思潮为核心的需求管理方案，不论在政策措施上，还是在理论基础上，都包含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和错误。它们主要是：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产物，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在于生产无限扩大与市场相对狭隘之间的矛盾。凯恩斯始终不承认这一科学真理，而只在一些次要因素、现象形态上面兜圈子，编制成一整套貌似艰深奥妙、实则肤浅庸俗的庞杂体系。他完全撇开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因素，而仅仅从某些经济政策的不正确性，甚至沉浸到先验的心理因素，去寻求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严重的根源。他承认资本主义有收入分配极为不均与失业问题严重的缺陷，但硬说：以短期分析而言，只要实行被认为“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些缺陷就可获得救治，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臻于充分就业的完美无缺的境界。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前景方面，他的社会哲学认为，通过30年左右的充分就业顺境，资本财货大大丰裕，利率会逐渐下降到零，食利阶级自然消亡，利率对投资增加的阻碍作用就告消除，资本主义就将大大改观，从此进入“乐观世界”，文明生活就告开始。

现在，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方案半个世纪来的实施纪录来检验。从短期看，它经历了一个盛极一时的高潮，确实对战后高速经济增长起过促进作用，但是此中却同时孕育着强烈的灾难性副作用因素：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30年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照常发挥作用，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只因通过凯恩斯主义膨胀性政策的持久而日益强烈的“吗啡”刺激作用，使经济危机在程度上有所缓和，在持续时间上有所缩短，从而在整个阶段内，经济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但这种经济增长毕竟不能持续得很长久。正因为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繁荣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就露出破绽，从20世纪70年代前期、特别是从1974—1975年经济危机开始，就转入“滞胀”的经济恶化阶段。从长期看，既然作为战略目标的“充分就业”难以维持长久，他的“乐观世界”注定要变成泡影，他的社会哲学也就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幻想。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当时有少数的经济学家确曾觉察到了“购买力不足”这种病象，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紧紧围绕着“购买力不足”这一中心病象而推行的一整套救急措施。这一病象是显而易见的，对它加以确认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则在于对隐藏在病象背后的病根进行科学的诊断。诚然，凯恩斯并未满足于确认这种病象的初步发现，而曾花费极大气力去进一步对病根进行“更基本的诊断”。他那以“有效需求原理”为核心的“就业一般理论”整套庞杂体系，就是这种进一步诊断的成果。但是，他完全没有诊断出“有效需求不足”这种病象的真正病根。基于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偏见的局限，他根本不可能科学地确诊出这一病根，这绝不是偶然的，丝毫不足为怪。

经济危机所表现的商品滞销，存货充斥，这种病态首先爆发在流通领域，但病根却深藏在生产领域，特别在资本主义剥削、被剥削的特定生产关系之中。这就是经济危机在根源问题上的要害。凯恩斯完全回避、抹煞了这个要害，他从经济危机在流通领域所表现的病态出发，另行搜罗一些次要因素、现象形态，甚至逃进心理领域，牵强附会地编制以“有效需求不足”为中心病态的“有效需求原理”，用以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在追寻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个关键问题上，他完全误入歧途了。因此，作为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之实体的有效需求原理貌似新颖、独特而自成完整体系，实则对经济危机与失业严重这种病症的真正根源，并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们可以断定：凯恩斯用来解释经济危机与失业严重这种病症之根源的“有效需求原理”绝不是科学真理，而只是一种“文不对题”的肤浅庸俗理论体系。

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被视为就业理论体系的一个基石。凯恩斯认为，人们消费量之多少，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大小。一般而论，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的增加不若其收入增加之甚，不论从先验的人性看，还是从经验中的具体事实看，都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心理规律”。由此得出下列结论：一来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相对说来愈来愈不足，从而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和就业都受到阻滞；二来随着收入的增长，在收入（社会总产量）与消费之间造成一个愈来愈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必须用增加投资去加以填补；收入、产量愈大，填补这个缺口的投资也须愈来愈大，如果不相应地用增加投资量来填补这个缺口，那么有效需求就会降低，从而使企业家缩减生产，增大失业。凯恩斯对消费倾向这个基本心理规律十分强调，明确指出这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他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荒唐现象：社会愈富裕，则收入（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差距程度愈大；同时，今天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去弥补这种差距，取得今天的均衡，这就会使明天达到均衡更加困难。

据此，凯恩斯在这里确认了“收入（产量）增量＞消费增量”，形成两者间的差距，必须用增加投资去加以弥补；而投资增加尽管取得今天的均衡，却又促使明天达到均衡更加困难这种矛盾现象和两难处境的产生。他承认这种病象，这比其他西方经济学者略胜一筹，应该加以肯定。但是，他用“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去解释这种病象，则属似是而非，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确实格格不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要害性错误在于：他编制这项规律时，完全抹煞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居民的阶级结构，采取他惯用的总量分析方法，把消费不足归结为一个笼统的、对全体消费居民都适用的、超阶级性的社会心理倾向。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占全体居民中的最少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占绝大多数。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国民收入在各个阶级中的分配极不平等。在全体居民中，因阶级成分不同，贫困和富裕相差极为悬殊，消费水平与消费习性大体上可分下列四类：严重贫困户、一般贫困户、一般富裕户和特种富豪户。他们贫富悬殊，消费倾向和习性各异。凯恩斯的“消费倾向规律”对两类贫困户完全不能适用，对特种富豪户也是毫不相干的。只对一般富裕户才算是适用的。前面第七章对各类居民的消费习性和消费倾向进行过阶级分析，认定这个超阶级性“规律”不能成立。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贫富悬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心理动态有着本质的不同，确实不存在消费倾向这么一个笼统的、适用于全体消费居民、超阶级性的心理经济规律。他的这个所谓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根本不能成立。他在论述消费倾向这一虚妄概念时，加以种种界说，如用“一般而论”、“平均说来”、“总的实际所得”、“总的消费”等，把这个抽象的、超阶级性的唯心主义的所谓“规律”装扮成“科学真理”的假象。

这里必须严正指出，谈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习惯性和消费动态，首先应当深入考察消费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差别，并进一步追溯到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确认收入分配极端不均对消费不足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然后对消费倾向细加阶级分析，才能得出与现实生活相吻合的正确的科学结论。但凯恩斯完全不是这样，坚持宏观总量分析，对消费习性的阶级分野根本加以抹煞，这样演化出来的“规律”必然是同经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也是必然会找不到消费不足之真正根源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确认，凯恩斯的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不是科学真理，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实不能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的真正根源。

凯恩斯主义者把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看成就业一般理论结构的一个基石。既然这个“基石”不能成立，那么，建立在“基石”之上的就业理论体系也就势必破产。

凯恩斯在继承A．马歇尔“四要素说”的生产论、供求均衡的价值论和“四位一体”的分配论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花花絮絮，把利润修饰为具有时间因素和市场预期心理因素的“资本边际效率”，实际上就是“预期利润率”，也就是资产阶级市场心理预期收益盘算的一种概括。凯恩斯对资本边际效率这个范畴聚精会神地进行论证，再三强调其对投资引诱的重要性，但他却回避了这个要害性的本质问题：它的性质是什么？这种回避是不可容忍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剩余价值剥削为中心内容的一种生产方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凯恩斯把这种转化形态再进了一步，形成：资本边际效率是利润之进一步的转化形态。

至于利息，凯恩斯说成是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是其庸俗前辈的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的进一步庸俗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庸俗利息学说，都是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G—G′，是产生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看到在两极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不论是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把利息说成“等待”、“储蓄”、“节欲”或“时间偏好”的报酬，还是凯恩斯把利息说成是放弃“流动偏好”的报酬，他们共同的一个基本错误，都是从生息资本的整个运动中，把它从借入者执行资本职能，剥削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实质关系完全阉割掉，只剩下一个没有实质内容、徒具借贷形式的G—G′，“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这些利息理论只着眼于贷放者有权索取报酬；并编造关于这种“索取权”的种种理由，形成种种利息理论。实际上它们完全抹煞了生息资本整个运动中之最本质的内容——作为借入者的职能资本家把这笔货币资本投入资本主义企业，从事剩余价值的剥削，赚取利润，生息资本的这种实质内容才是利息的真正来源。只有从这种真正来源上才能科学地认清利息的实质。凯恩斯及其庸俗前辈抹煞利息的真正来源，歪曲利息的性质，而把一些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如节欲、流动偏好等，片面强调，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利息理论，主旨在于为生息资本的剥削实质关系辩解，这完全是错误的。凯恩斯利息理论的庸俗特点在于：一来同其前辈一样，硬说利息是对贷放者的一种报酬；二来在为什么要得到报酬这个问题上，他摒弃了前人的“等待”、“节欲”等名目，改用“流动偏好”这个更为庸俗的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于利息的真正来源和剥削实质这个问题来说，“流动偏好”比“时间偏好”更加烦琐，更加晦涩难辨，使问题的实质被摆弄得更加模糊不清。所以，我们可以说，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利息理论是其前辈的时间偏好理论的进一步庸俗化。

凯恩斯救治方案中最本质之点是实行国家调节经济，发展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要药方是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以弥补私人消费与投资之不足。这是一帖由政府明目张胆、持续而大胆地进行“半通货膨胀”，增大全社会的货币总支出，对衰疲经济进行“吗啡”注射式的强烈刺激性猛药。在不长的时间内，在适当控制的限度内，推行这种“刺激疗法”，对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严重的病症是能够收到一定“疗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30年间，西方各国经济危机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同时，经济增长相当明显，这同广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能够发挥刺激经济的有利效益，这是经得起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增长这一历史事实之验证的。但是，如果这种“吗啡”刺激疗法持续太久，剂量太大，则势必引起种种恶果，特别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普遍大涨。这是货币流通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西方各国长期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引起国际性的“滞胀”奇特恶果，这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