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端”到正统

在编制上述三个救治方案的全过程中，凯恩斯始终处于“异端者”的地位。1936年《就业通论》一书出版，其内容最初还是不大为当时经济学界所理解，引起了许多批评和争论。但信奉者逐渐增多。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动员和经济管制，确切不移地证明了：政府干预和大量财政开支能够达到并且保持充分就业。原来，整个20世纪30年代从大危机到随后的“特种萧条”，失业问题始终很严重，陷于无法对付的困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情势马上改观：政府管制和大量财政开支使原来长期束手无策的失业问题，立即得到圆满解决。这不仅使凯恩斯欣喜若狂，而且对原来一些反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人士也有了说服力，信徒急剧增加。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胜利在望，资产阶级朝野预料一旦战争结束，经济复原，势将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覆辙。他们对大萧条的悲惨情景记忆犹新，谈虎色变，对战后经济的阴暗前景存在着沉重的恐惧感和紧迫感。1944年5月，英国战时联合政府发表了一个提出战后就业具体计划的《就业政策白皮书》，表明《就业通论》已被大家所接受，成了英国政府制定战后“充分就业”政策的指导思想。1945年9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对“芒内充分就业法案”的塔夫脱—拉特克利夫修正案，第一次由法律公开宣告：应付萧条和失业的不平衡预算并不违背正确的财政政策——这确实是一个必需的政策。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1946年就业法”，国会在“序文”中宣称：采取一切措施使那些能够、愿意而且正在谋求工作的人都能获得有益的工作，这是联邦继续执行的政策和责任。这表明，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确定联邦政府负有扩大就业、稳定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增长的官方责任。此外，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先后制定了“充分就业”的官方文献。这些事态能够如此顺利地展现出来，确实是20世纪30年代英美各国所不可想象的。但是，这时凯恩斯确实胜利了，在他的“新经济学”出生后的十年左右，它毕竟确立了正统地位，正式登上了“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从此以后，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岁月里，凯恩斯主义风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臻于鼎盛高峰。

对凯恩斯主义的发源地的英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实力严重削弱，帝国在加速解体之中。这就使英国政府把凯恩斯所设计的一套国内外经济政策措施当作“医治”英国“病症”的法宝。凯恩斯经济学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防止重演30年代的大萧条，维持经济稳定和低失业率，恢复和发展经济，防止英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进一步削弱。英国战后奉行“充分就业”政策，就是从这些考虑出发而制定的。

至于凯恩斯主义典型实验场的战后美国，“充分就业”政策推行也很广泛而深入。战后美国20～30年间，不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形式上，推行膨胀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如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执行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都是把凯恩斯经济学说奉为圭臬。

西方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政策是有成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尽管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但大多比较温和，并未妨碍经济增长，在1948—1973年这1/4个世纪里，西方世界工业生产大约增长了三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6.1％。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经济增长不到两倍，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最快，几乎增长32倍，年平均增长率竟高达15％。原联邦德国次之，增长8倍，年平均增长率超过9％。这期间内，其他发达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意大利7.4％，法国6％，加拿大5.9％，美国4.6％，英国最慢，仅为3.2％。⁽¹⁾当然，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经济刺激政策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许多凯恩斯信徒把这一段岁月称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真是盛况空前，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的地位确实达到了鼎盛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