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的起源

从儒家伦理学角度上说，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伦理价值规范，是一种体现道德实践主体之间对道德价值的认同、承认及其承诺的价值关系，来源于道德实践主体之间的道德诚信认同及其承诺关系。社会资本把社会信任作为其自身的核心价值，是社会资本的内化的社会认同、承认及其承诺价值规范，只有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才是社会信任的真正社会来源。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进一步追问社会资本的实践活动来源，认为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只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形式，人自身的实践活动才是社会网络的终极来源。因此，作为社会资本核心价值的社会信任只能来源于人类感性对象性社会实践活动，没有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是不会有资本及其资本化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也就是更不会有作为社会资本核心价值的社会信任价值规范。

一、作为社会资本核心价值的社会信任

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是我们研究社会资本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我们阐述社会资本的价值及其功能的前提。在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们看来，就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来说，一般认为，社会资本与信任之间的关系有如下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主张形式说，形式说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其著名代表人物是科尔曼。第二种主张要素说，认为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一种组成要素，其代表人物是帕特南和福山。在我们看来，经典社会资本理论家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是，同时又是片面的。尽管上述两种说法有表述上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都是一样，都把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看成是一回事，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信任，而社会信任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已经说过，社会资本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生产关系，尽管社会资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但是，不管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在本质上都只能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生产关系。其理由我们已经在上一章社会资本的本质当中做了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主张第三种观点，即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即功能说。

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社会信任其本身不是社会资本，也就说社会资本的本质不是社会信任，但是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有必然联系，社会信任不是社会资本的本质，但是却是社会资本的价值。说的具体点，社会信任表达和体现了作为社会资本的本质即社会公共利益对人的一种效用关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从客体本质角度上说，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是绝对不能相互混淆的，社会资本在其本质上绝对不能包括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也绝对不是社会资本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元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客观实在，没有人的社会信任，社会资本也必然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只有把社会资本的本质界定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一种主观存在，如果我们把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本质等同起来、相互混淆的话，我们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就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而有把社会资本主观唯心主义化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不再仅仅把社会资本当成一个在人的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的客体的时候，当我们从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关系即价值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谈到社会信任。我们认为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这是因为，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和相互承认的社会关系，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主客体效用关系。当作为公共利益的社会资本要在人类社会发挥作用的时候，社会信任就成为联系社会资本的货币，成为了社会资本存在的中介和媒介，而没有人与人之间社会信任关系，其社会资本在其现实性上就无法存在。因为作为公共利益的社会资本要实现自己的本质，只能把分散在各个特殊个人利益中的个人资本集合起来和统一起来，才能成为社会资本。而实现对单个个人资本联合功能就是社会信任。换句话说，作为社会资本的本质的公共利益虽然是一种普遍性存在，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公共利益在其现实性上却是存在于一个个独立单个个人利益之中，而社会资本要自身体现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就必然要把单个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公共利益，而结合单个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纽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关系。总之，我们说，社会信任不是社会资本的本质，但却是社会资本的价值。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把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客观实在的客体，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只能是一种由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所生成的社会公共利益关系，而不能把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本质。但是，我们绝对不否认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因此，虽然我们不能把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但是，社会信任却表达作为客体的社会资本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效用关系，即是说，社会信任虽然不是社会资本的本质，但却是社会资本的价值，表达了社会资本对人的效用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信任，不是一种建立在私人利益即私人资本基础之上的私人社会信任，而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公共社会信任，也可以称为社会信任。总之，我们认为，从客观本质角度上说，公共利益是社会资本的本质，从主客体效用价值关系角度上说，社会信任就是社会资本的价值体现。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社会信任尽管不是社会资本自身，但却是社会资本的价值体现。

二、社会信任的道德诚信起源

社会信任是儒家诚信的道德认同。儒学认为，诚信作为承诺，是一种道德承诺。从词源上说，张立文认为“道德”本意为眼睛看着道路直走，来源于“道”和“德”，“道”的本意为道路，“德”的本意为眼睛望着走道路。许慎认为，“诚信”本意为诚实守信（履行承诺），来源于“诚”和“信”，“诚”的本义为人真实无妄，“信”的本义为人言真实无欺，可以互训。

（一）孔子的仁性起源

李泽厚指出，儒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仁”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一种情感本体论。许慎认为“仁”本意是原始人际之间的血缘亲情，孔子则把这种道德情感看作是人存在的前提，不然则是礼乐不兴和刑罚不中。在本质上，王博认为孔子的“仁”是以“爱”为本质的道德情感，简称“仁爱”。陈来则指出，孔子是第一个把“仁”作为人的本体，提出“人者仁也”，创立了仁本体论。对于“诚信”，一方面，孔子以“诚”释“仁”，认为“诚”作为仁本体的情感实体，是人真实的内在情感，因而，“诚”也就是“诚实”和“真实”，是人言诚信的内在根据，固“诚哉是言也”。^〔124〕另一方面，孔子以“言”存“信”，认为“信”作为仁本体的情感实体，是人真实的外在情感，特指朋友之间的语言交往的“诚实”与“真实”，固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125〕在这里，孔子明确把人的诚信看作是人的承诺，并且指明人的承诺必须符合人的道义，只有这样人才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承诺而诚信。因此，在孔子看来，诚信是仁本体的必然表现形式，是人立身之本，特指人的语言的诚实和真实；否则，是人无信而不立且不可知。

（二）孟子的心性起源

杨泽波认为孟子提出仁者仁心也，万物皆备于我，建构了心性本体论。杨泽波强调，孟子把世界万物看作是人的心性实体本身具有的，只有人心不断诚心反思才能达到人的本心善性，而人的善性不是人的自然性而是人的道德性，表现为人的良心“四心”即仁义礼智，主张性善论。对于“诚信”，一方面，孟子以“心”立“诚”，认为“仁”在本质上其实是“仁心”，那么“诚仁”其实也就是“诚心”。因此，“诚”也就是“实心”和“真心”，意旨人的心性本体的真实无妄和无遮蔽的本真存在状态。另一方面，孟子以人的“诚心”推人的“诚信”，认为诸己的“信”是人的道德“诚心”本体的外化形式，是道德主体朋友间诚实交往的道德规范，其方法是：“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126〕在这里，孟子强调，人要获得朋友的信任就必须要真心地孝敬父母，要真心地孝敬父母就必须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本心，而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本心就必须真诚地明白人的善性，从而把诚信建立在人的心性本体论基础之上，认为诚信起源于人的道德心性本体承诺。

（三）荀子的天性起源

与孔孟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不同，荀子从旧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角度认为“诚信”就是“天诚”。诚然，孟子跟《中庸》一样，也认为人的诚信不但是人立身之本，是做人的准则，而且同时也是上天的准则，是一种天命和天性。但是，孟子却把“诚信”的本体论建立在人的心性本体论基础之上，这是荀子所不敢苟同的。荀子认为人性不是孟子的道德性而是人的自然性，人性恶而不是人性善，个人的本体不是人的心性本体而是自然天本体。荀子曰：“诚心行义则理，……谓之天德。……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127〕在这里，荀子指出，一方面，人的真正诚信在本质上是人承认天是本体和实体，而天的实体性就是天的真实性，也就是天的诚信，因此，“诚”的本质也不在于人的心性而在于天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天不真诚也不能化育万物；另一方面，人只有遵循天的客观真实性才能真正做到诚信，而人的心性的主观诚信只是人对自然天的客观诚信的反映。因此，只有天的客观诚信才是君子必须所坚持和坚守的，也是施行仁政的根本和准则所在。

（四）宋明的理性起源

与荀子的旧唯物主义本体论不同，朱熹从理本体论角度发展了孟子的心性本体论，认为“诚信”即“诚理”。朱熹反对荀子“诚信”的自然之天本体论，但是也不满足于孟子“诚信”的主观心性本体论，认为《大学》中“诚”的本意为真实无妄，是客观天理实体的本质属性，固“天理之本然也”^〔128〕，而“信”则是对客观天理实体的人言反映，同样必须是“言之有实也”^〔129〕，提出诚信的理本体论承诺。因此，在朱熹看来，“诚”是客观天理实体，“信”则是对客观天理实体的人言反映，“诚信”就是要实理实意。王阳明反对朱熹的理本体论，从心本体论角度发展孟子的心性本体论，认为“诚信”即“诚意”。王阳明认为孟子的心性本体论并没有错，人的本体不是客观的天理。因为只有人的本心才是人的主宰，心外无理和心外无物，人心的活动便诚意，诚意的本体在人的良知，是固“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130〕。因此，在王阳明看来，人的良知才是人的真正本体，人“诚信”的本质不是在人的“诚实”而是在人的“诚意”，而“诚意”的本质只是“着实用意”，是人的良知本体的功夫，从而主张诚信的心本体论承诺。

总之，在儒学看来，人的道德是社会信任存在的本体。社会信任作为承诺，起源于人的道德本体论承诺，是一种心理诚信和情感信任。社会资本理论家从社会资本角度解构了儒家社会信任的道德本体论承诺，把社会信任重构在社会资本之中，提出了社会本体论承诺。

三、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起源

（一）布迪厄的社会场域起源

场域和资本是布迪厄社会资本立论的理论基础。布迪厄指出，“场域”才是人存在的本体。布迪厄强调，“场域”作为人存在的本体，“场域”根本不是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是各种各样的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信任作为社会场域的上层建筑，也不是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一种关系存在，在本质上是社会承诺场域。但是，只有资本场域才是社会场域的经济基础，是社会整个场域存在的真正本体所在。因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具有生成性、排他性和获利性，是人们获取社会经济资源斗争的焦点和利用的手段，也是人们社会阶层地位存在的基础。因此，资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范畴。其中，社会资本是资本场域存在中的关系形态，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源，而且这一社会关系网络是由人们所熟悉的公认的制度化和系统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其功能在于为拥有社会资本的社会成员或者关系者“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社会信任——引者）的‘凭证’”^〔131〕，以便获取社会关系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源，是社会信任存在的社会本体。

（二）科尔曼的社会结构起源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作为社会结构关系资本，是根据社会结构功能来定义的，与传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单独实体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社会关系资产），可以表现为权威、信任及其规范等多种社会结构关系存在形式。科尔曼强调，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主要是由社会结构关系中的期望和义务关系所构成的。科尔曼举例论证说，在经济理性选择条件下，如果理性经济人A给予同样是理性经济人B做事情和提供资源，同时A也相信和信赖B以后在A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也会兑现对A的承诺而帮助A，从而形成A以后需要B提供资源的期望和B以后对A必须兑现承诺的义务关系，由此就形成A与B之间的社会信任关系。这样，同时也就形成A对B所持有的是B以后必须偿还的“赊欠单”。因此，在科尔曼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其重要性还体现在相互信任的系统内”。^〔132〕所以，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必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构关系，而作为期望和义务关系的社会信任，其本身同时也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形式。

（三）帕特南的社会要素起源

帕特南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合作社会，社会信任是实现社会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由于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本质，使得“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信任不再是私人信任而是公共信任。也就是说，也只有公共信任才能构成“公民社会”合作的基础，才能解决社会合作行为中的“囚徒困境”，而这就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帕特南指明，他所指的社会资本特指的是“公民社会”的组织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133〕等。因此，在帕特南看来，与传统的私人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如信任、网络和规范等要素，与街道和广场等公共环境一样，不是一种私人资源和私人产品，而是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具有共同性、公共性和包容性等特性。帕特南强调，在社会资本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中，社会信任作为社会承诺，是一种公共承诺，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是测度社会资本的温度计和指示器。显然，社会信任同样也不能是实体，而由社会资本其他两个构成要素——网络和规范——所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依然是社会信任存在的根据和条件，是社会信任存在的社会本体。

（四）福山的社会价值起源

福山认为社会信任作为社会期待价值观，是由社会资本价值观承诺作用的结果。福山认为所谓的社会资本特指社群共同体之中社员所“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134〕在这里，福山指明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于实现社群共同体的社会合作。但是，社会资本的本质却是社群共同体所拥有的社会价值观自身，是社群共同体存在的社会本体，而信任、网络及其规范等具体社会价值观只是社会资本价值观的现象。因此，福山认为社会信任也只是社群共同社员之间“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135〕福山强调，就社会资本的本质来说，由于社会资本的本质只是社会价值观，社会资本显然与物质资本不同，不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从来都是由人的道德、宗教、传统及其习俗等社会价值观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而作为社会期待价值观的社会信任却又是社会资本长期作用的结果，但是却不是社会资本自身。因此，在福山看来，社会价值观才是社会资本的本质，是社会信任存在的真正本体，是社会信任的社会本体论承诺。社会资本能够不断的产生、提高和增强社群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信任度。

总之，在社会资本看来，社会资本是社会信任存在的本体。社会信任作为社会承诺，起源于社会本体论承诺，是一种契约信任和制度信任。马克思从实践角度扬弃了社会资本的社会本体论承诺，把社会信任重构在实践本体论之下，提出了实践本体论承诺。如果说社会资本是社会信任的社会本体论承诺，那么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价值承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社会认同。社会资本认为，社会信任作为承诺，是一种社会承诺。吉登斯认为社会信任是人类个体心理的本体性安全。卢曼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社会信任绝对不仅仅单纯是人的心理本体性安全，它“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136〕社会资本理论家则把“社会关系”称为“社会资本”，是社会信任存在的本体及其本质所在，而社会信任其本身不是社会资本，但是却是社会资本的社会价值。

四、社会信任的社会实践起源

社会信任是马克思承认理论的实践认同。马克思认为，社会信任作为承诺，一种实践承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社会存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意识是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及其哲学等。因此，对社会信任本质的理解，不能从社会意识或社会关系本身之中来理解，而应当从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科学的答案。

（一）社会信任的实践起源

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逻辑起点。在实践本体论上，社会信任是人的承认活动。社会信任作为人的承诺活动，儒学认为是人的道德心本体的承认活动，如仁心、良心和诚心等；社会资本指出是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的承认活动，如经济、政治及其伦理等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信任作为人的承诺活动，在本质是人的感性（物质）或对象性（客观性）的承认活动。一方面，马克思从人的物质利益活动角度揭示了儒学社会信任的唯心主义本质。马克思认为，儒学跟康德一样，把人的物质利益的承认活动变成了人的纯粹道德心本体的承认活动，是一种道德历史唯心主义，因为无论是人的政治上层建筑还是人的思想上层建筑在本质上都是人的物质利益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角度揭示了社会资本的承认活动对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依赖。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与人相互对立的抽象实体，社会本身是处于社会关系的人自身，它们都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信任作为人的承诺活动，不是人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资本的承认活动，在本质上是人的物质实践承认活动，是人的物质利益认同。

（二）社会信任的劳动起源

劳动本体论是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在主体性上的呈现。在实践主体性上，社会信任是一种劳动实践主体间性的劳动承诺。儒学认为，社会信任的主体是一种道德主体，可以表现为仁、心性、天理及其良知等；社会资本认为是各种社会关系，本质是各种社会价值观。马克思认为，社会信任的主体只能是劳动实践的人。一方面，马克思明确认为主体只能是人，并且人在任何情况都始终是主体。但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道德意识，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把人的实践看作是人的本体。因而，主体人也只能是实践活动的人，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即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性。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本质设定为对象的对象性活动，但是对象化劳动中的人不是主体，而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137〕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才是社会信任的真正主体，人的道德主体其实是人的劳动主体的道德自觉；而人的社会资本主体其实是人的劳动主体的关系间性，提倡劳动诚信或劳动认同。

（三）社会信任的生产关系起源

生产关系本体论是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在唯物史观上的最终确立。在生产关系上，社会信任是社会信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信任作为关系，儒学认为是朋友间的道德诚信关系；社会资本指明是社会认同关系。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就是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物质生产关系，当成是社会最原始的关系，并且决定社会意识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从生产关系角度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确立了社会信任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马克思指出，社会显然是由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的。但是，社会关系在本质上只是由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其他社会关系则是其产物。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生产关系角度揭示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信用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因此，作为总体性的社会资本同样也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并且是以资本化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资料集中为前提的，在信用制度的作用之下才形成联合的个人资本。然而，信用不仅仅是上层建筑，“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的出现”。^〔138〕

（四）社会信任危机的异化起源

异化劳动本体论是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对社会资本本体论异化本质的揭示。马克思认为所谓的异化劳动是劳动主体创造劳动客体，而劳动客体反过来却统治劳动主体所产生的非人状态，而资本与雇佣劳动是互为前提和相互生产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劳动客体资本对劳动主体人的异化统治。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的物化而在于资本的异化。一方面，在异化劳动上，马克思认为儒学的社会信任是一种非异化劳动的道德诚信，是一种想象主体的想象信任；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则是对人的道德诚信的政治经济学判断，是有社会资本信用支付能力的诚信，不过是一种矛盾的异化的社会信任。所以，“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139〕，是现代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公有信任是社会资本异化信任的积极扬弃，是一种联合信任。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公有信任不是理想，而是扬弃资本异化的实践运动，是人的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自由人的联合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异化社会信任的真正解决，是人的终极的社会信任（信仰），是人类社会信任历史之谜的解答。

总之，马克思指出，人的实践活动才是社会信任存在的真正本体，社会信任作为承诺，起源于人的实践本体论承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承认活动。因此，实践信任决定着儒家道德诚信，并扬弃社会资本异化信任，而共产主义的公有信任则是本真社会信任的自我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