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鬼”走自己的路

十、不怕压　不怕“鬼”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奴役，民族自尊心在这个过程中被严重挫伤。所以，中华民族重新获得独立自由，则深感来之不易，倍加珍惜。

新中国建立时，世界上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为抵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包围，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但中国的“一边倒”是有原则的，即在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

斯大林在世时，还比较尊重新中国的独立自主权利。因为斯大林对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过的一些错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和歉疚之意，所以他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怀有几分敬意，不那么颐指气使，损害中国的主权。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谋求苏联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霸权主义思想有了明显的发展。他企图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使之服从自己的全球战略需要。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作法与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一场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在所难免。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建议中苏共建一座长波电台，以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致函表示，这个电台应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沿海，费用由苏方负担大部分，中国可出小部分。对于这个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中国不得不慎之又慎地考虑。到6月12日，彭德怀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同意建立长波电台，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并且要签订一个协议，以明确责权。中国方面的意思很明确，即电台的所有权应归中国所有。这个方案既满足了苏方使用电台的需要，又没有损害中国的主权，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苏联不干，仍然坚持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共建和管理长波电台。苏联的无理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醒苏联领导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中苏在长波电台的问题上还没有扯清楚时，赫鲁晓夫不知进退，很快又于同年7月21日通过尤金向毛泽东提出由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要求。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简直是欺人太甚，他严肃地对尤金指出，电台和潜艇部队都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讲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

尤金大使把毛泽东的话如实转告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并不死心，急忙跑到中国与毛泽东面谈。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要搞，你们给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搞联合舰队，是政治问题，讲政治条件，我们不干。赫提出对等条件，可以让中国的潜艇以摩尔曼斯克作基地。毛泽东说：“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赫氏还要争辩，毛泽东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

主权代表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在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谁要损害中国的主权，毛泽东绝对不会容忍，哪怕天塌下来，都敢顶住，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和一贯原则。

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在毛泽东面前碰了钉子，恼羞成怒，翻脸无情。趁中国在经济非常困难时期逼中国偿还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原来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和中国商定，中国出兵，他提供武器，但没有采取书面协议的形式。赫鲁晓夫不承认斯大林所作的这个许诺，硬逼中国还“债”。当时，中国“人穷志不穷”，说要还“债”就还“债”，而且不论价，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因为对民族自尊的深爱和对主权完整的敏感根本压倒了钱的考虑，甚至根本蔑视讨价还价。

1960年，赫鲁晓夫使出了他最毒辣的一手。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决定把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撤回国，并且中止执行几百个经济技术协议和合同。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并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但赫氏一意孤行，一个月之内就撤走了在华的1300名专家，撕毁了几百个经济技术协定，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就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项目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生产。中国本已严重的经济困难因而进一步加剧了。

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这些拙劣的手段一概不在乎。不怕压，不怕“鬼”，走自己的路，这是他一贯的性格。在他看来，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点压力，这点困难算什么？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意思是说，你赫鲁晓夫施压，我们不要你的援助又怎么样？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绝不会为了得到一点外援而丧失自己珍爱的独立和自由，绝不会为了得到一点施舍而损害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毛泽东外交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