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章第1节里已经讨论过，在解释一个过渡经济可能出现的工业产出的下降时，摩菲、史莱佛和韦西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2）根据苏联在1985—1991年的价格改革经历提出过一个“局部改革”的经济理论。并且认为，苏联的局部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这种价格改革的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表现在我们本章所定义的那种所谓没有配额约束的价格双轨制，即国有部门继续维持价格控制，但非国有部门却实行价格自由化。结果国有生产者可以自由地将产出以自由化的价格卖给非国有部门，但同时国有购买者却因为计划分配体制的瓦解和价格控制的存在而无法获得必需的投入品供给，也无法与非国有部门竞相争夺投入品。因此，价格改革的不彻底性趋于导致重要的投入品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大规模流失，哪怕国有部门对这些投入品的评价更高。
摩菲等人的这个理论是以前苏联在渐进改革时期的经历为经验背景的。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确经历了一段“体制外改革”的路径。具体地说，在80年代后期，许多私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些私人企业包括政府允许的国有企业的工人自己在企业之外组成的合作社企业，也包括那些从国有企业租赁资本而形成的私人企业。在1990—1991年间，苏联在国有部门之外已经发展起来了一个庞大的不受管制的私人活动的边界（Mc Kinnon，1994）。然而这个“体制外改革”并没有成功，经济改革反而被“体制外”的自由化活动给葬送了：
在1988年，政府就将诸如合作社之类的私人企业合法化了，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计划的执行，给予了国有企业更多的处置其产出的自由权。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之间随意的官方价格却被大大保留了下来。其结果，一些资源转移到了私人部门，而在国有部门却常常出现瓶颈和短缺。局部改革摧毁了经济中传统的协调机制，又没有真正的市场可替代，必然造成生产的崩溃（Murphy et al.，1992：906）。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摩菲等人的这个理论（1992）隐含了一个关于“体制外改革”的非常重要的含义。那就是，“体制外”改革成功的基础之一是能够在改革初期保持“体制内”（国有部门）的平稳过渡，如果没有体制内（国有部门）的平稳过渡，体制外一块（非国有部门）仅靠牺牲体制内一块获得发展，那么过渡初期就将会经历一条L形增长曲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有部门在过渡初期占据着一个庞大的份额，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有部门面临着资本的高度密集性和投入品之间高度的互补性，由投入品流失所造成的国有部门的生产下降会比非国有部门的增长更迅速。自然，这就引申出了关于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含义，要保持传统国有部门的生产在过渡初期能平稳发展，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来保障国有部门内部的计划配额得以强制执行。有了配额约束，非国有部门无论如何只能以市场价格来获得“计划外”的产出或投入品，而不至于靠挖国有部门的“墙角”来发展。然而在前苏联，这个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因为在前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威大大下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部门内部对履行计划配额的严重松懈部分地就可以用苏联当时的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力严重削弱来解释。[16]由此，我们认为，这又引申出一个值得重视的政策含义，那就是，在苏联的渐进改革时期，由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的策略可能是一个“错误”。
正是由于政治失控的原因，摩菲等人对于在前苏联的渐进改革中靠配额约束的价格双轨制实现经济的平稳过渡信心不足，结果使他们转而支持了“大爆炸”的改革思想：
本文的分析所引出的最自然而然的含义是，价格改革应该采取大爆炸的方式，将所有的价格一次性放开。这种激进的价格自由化显然会克服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模型也意味着，局部改革的某些困境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抑制住的。例如，中国政府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执行严格的配额而尽力控制了流失问题。这种控制需要一个比1991年时的俄罗斯政府更强有力的政府。有幸的是，俄罗斯政府在1992年初已转向了彻底的价格自由化（Murphy et al.，1992：906）。
不幸的是，俄罗斯在1992年1月1日宣布的价格“大爆炸”并没有按照摩菲等人的预测发展，情况不是逐步变好，而是更加恶化。由于不再保留国有企业面临的价格控制，结果国有企业在仍然十分软化的预算约束条件下享有了充分的定价自由权，它们与非国有部门一道对仍处于紧缺状态的重要投入品（包括外汇）开始了公开的竞相争夺活动，使1992年经历了一次突发性的严重通货膨胀，尤其是生产资料的价格迅速上扬（见图5.8）。由价格“大爆炸”释放出来的能量使卢布大大贬值，在1992年1美元还只兑换5卢布，而到年底已达到1美元等于500卢布的水平（Mc Kinnon，1994）。而与此同时，生产也在1992年价格“大爆炸”改革之后迅速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9%，物质净产品下降了20%（参见表5.1）；与1989年的水平相比，物质净产品在1992年下降了22%，净投资水平在1992年也减少到了不足1988年的三分之一（PlanEcon Inc.，1993：1）。
图5.8 俄罗斯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1992年1月—1993年1月，1991年12月=100%）
表5.1 俄罗斯经济的负增长（1990—1993）
注：NMP指物质净产品；—表示缺乏数据。
资料来源：JS Plemming和RCO Mattbews（1994：66）。
俄罗斯在1992年一年所经历的严重经济衰退与剧烈的通货膨胀确实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是摩菲等人的理论错了？还是俄罗斯的“大爆炸”不够彻底？麦金农（Mc Kinnon，1994）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渐进与激进自由化：宏观控制问题》一文中对俄罗斯的激进改革道路作了分析和评论。在谈到价格一次性放开的后果问题时，他认为，摩菲等人的价格“大爆炸”理论存在着缺陷，尽管麦金农是从金融的侧面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在竞相争夺紧缺资源的重要角色当中，有一些具有软预算约束的话，那么用来支持解除全部价格控制的论点就是有缺陷的。假如俄罗斯的国有企业财务上不受约束，就不存在生产资料价格上的有意义的均衡。在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以前，国有企业不受约束的叫价势必导致生产资料（批发）价格水平无限制地上升，因此也势必使生产资料价格水平高于（受现金约束的）家庭所面临的消费品价格（McKinnon，1994：86）。
麦金农以外汇这个在过渡时期非常重要的资源为例说明了不受财务约束的国有企业是怎么可能争夺外汇资源的。首先，由于价格的完全自由化，原来国有企业以低廉的名义利率从国有银行取得的信贷现在从实际值上来说几乎变成了银行对企业的大规模补贴，而且由于可以任意拖欠企业间信贷，国有企业之间的信贷扩张也相当严重。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在1992年面临更加软化的金融约束。第二，企业手头没有可生息的硬资产作为短期流动资产或长期的价值储藏，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现金来源多半是家庭的储蓄，即使企业有存款账户，这些账户既难以获得有意义的利息，也缺乏流动性。随着价格的爆炸性上升，企业更是面临其卢布资产的严重负利率状况。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国有企业的约束十分软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予国有企业以自由叫价权去竞相争夺外汇资源，那么它们势必过度叫价，使汇率在竞相叫价中哄抬上扬。因此，麦金农认为，在一个由不受财务约束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外汇市场上，美元的卢布价格会哄抬到远远超过由购买力平价所保证的任何可想象的价位上（Mc Kinnon，1994：89）。
这里，麦金农没有去讨论国有企业在价格完全自由化以后的生产行为，他只是从金融的侧面来分析一些宏观指标的变化情况，特别是价格水平的上升或通货膨胀问题。另外，虽然摩菲等人的理论为解释前苏联在价格局部自由化时期的生产下降提供了一种思路，但是很显然，“大爆炸”式的价格自由化对国有企业的生产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留待下一章进行，而在这里，我们仍希望对中国的“体制外改革”经历同样提供一个简明的和可比较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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