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应是社会的最终选择

在商业领域，诚信两个字被经常提起，人们普遍关心这个问题。的确，在商业领域既有众多的商人和企业能够秉承诚信理念，做到价格合理、质量保证、童叟无欺、一诺千金，让消费者称心、舒心、放心，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也有一些商人和企业为了一己私利，以次充好、虚抬价格、坑蒙拐骗，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让消费者深恶痛绝，甚至给人们造成了“无商不奸”的印象，似乎不讲诚信成了商人或商业企业的代名词。究其原因，是出在对商业活动本质认知的偏差上，认为商业活动具有“言利”性，“言利”则是不守诚信的根源。

我一直在思考，难道“言利”和“诚信”就不能兼顾吗？让商人或商业企业都不“言利”，那显然是不现实、不可能的。这不仅使自身无法生存，而且也使商业在社会流通中起不到应有的“桥梁”作用。不只是桥梁，还有着刺激再生产的作用。实际上，人类的商品交换活动起源于人类文明之初，是人类诸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不同成果的“交换”需要，目的是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生活需求，如农业生产成果和畜牧业生产成果的交换等等。“交换”既补充和满足了人类生活之需，又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其作用是连接“你、我、他”，其目的是互惠互利。是否诚信不在于行业类别，不讲诚信不是商业领域的必然产物，也不是商业领域的独有现象。

人们都在谈论诚信，都在探讨怎样做到诚信，也都在谴责不讲诚信、不守诚信的行为。如果仔细思考诚信的本质，你会发现，诚信应与人性有关，与人性的善恶、欲望的强弱有关。所以，诚信是一个带有终极价值取向的大问题。在我看来，当人们的价值取向向善、物欲较弱或适度、精神需求较强时，容易选择诚信；相反，如价值取向偏恶、物欲较强、私心偏重、缺乏精神追求时，容易不讲诚信。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多有探讨，而人类走过的历史也证明，讲诚信与不讲诚信的确总是两者并存。有一点大家都认同，即不守诚信不仅会伤害了他人，从长远来看最终也会伤害了自身。不讲诚信，不仅会被“千夫指”，而且到头来也只能是自毁其誉，即便表面高举诚信大旗，高喊诚信口号，也必将走向失败。所以，人们从是否诚信的后果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坚持和弘扬诚信方为正道。

诚信与否，究其内在是与人性有关，与人的价值取向有关；究其外在是与社会环境有关，与道德风尚和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有关。只要我们选择一个良好的价值取向，一心向善、弘扬人性中积极的一面，抑制消极的一方，那就铸就了诚信的内在基础。同时，全社会都积极地倡导诚信的理念，树立诚信的榜样，抵制、约束惩罚不讲诚信的行为，那么也就创造了诚信、良好的社会环境。个人、企业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互为，完全可以使“诚信”的种子在人类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诚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其经历过程和表现形态也各有不同。明清时期，晋商的诚信多以自律为特征讲求不骗人、也不被人骗。明清时代的晋商票号之所以能统领当时中国的商界，就是受益于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的诚信经营之道。他们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在闯关东的年代，我国北方地域的诚信则呈现出情感色彩较浓的特征。由于那时北方地广人稀，形成了北方人独有的豪爽性格，他们讲的是义气、重的是感情、行的是仗义。一诺千金，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不问事情原委。

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温州现象”， 则是一种以自省为特征的诚信。在发展之初，温州生产了一些假冒伪劣商品，一段时间内，温州几乎成为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温州产品也因此在市场上备受冷落，自食了恶果。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惨痛”经历、有了切肤之痛，才使温州猛省，开始“洗心革面”，重质量、讲诚信，今天的温州用诚信重新拾起了产品的尊严，重新树立了诚信经营的城市形象。

无论是自律式诚信、情感式诚信还是自省式诚信，最终都要殊途同归、走向一致。那就是，诚信是生存之本，是发展之本，是社会发展的最终选择。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不成其为健康社会，不讲诚信于道德上要受到谴责，触犯法律要受到制裁。只有讲诚重信，人才能心下明净、心性得以升华，社会才能良序井然，结出和谐圣洁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