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悲剧

贾谊因其怀才不遇，忧郁而亡，死时仅33岁。贾谊的悲剧，有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

首先，才有余而识不足，表现在不能审时度势，与时变化。贾谊虽才学渊博，提出的建议切中时弊，但却未看到实施的时机尚未成熟。比如，贾谊在《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中提出的“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虽是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绕不开的环节，却非汉文帝当务之急。因为历经长久战乱的西汉王朝迫切需要的是与民休养生息，而汉王朝所谓的“黄老之术”正是这一要求的概括。同时，对文帝来说，贾谊这套主张虽然从根本上有利于文帝统治地位，但由于文帝即位不久，政权基础还不很牢固，所以尽管他内心很欣赏，行动上却不敢大肆改弦更张，难怪贾谊慷慨陈词时，汉文帝要“谦让未遑”（谦让都来不及）了。在这方面，较早的叔孙通是贾谊学习的榜样。叔孙通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成为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如果贾谊能像叔孙通那样，审时度势，少采取“生硬做法”，自然就会少付出代价了。

其次，志大而量小，这促成了贾谊的悲剧。其中，“志大”是指贾谊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量小”是指贾谊失意时的落寞情怀。汉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有“老其才使为后图”的考虑，因为，当贾谊提出削藩建议后，诸侯国都很反对，甚至有的诸侯国会想法置贾谊于死地，而当时的长沙王是唯一行事谨慎的异姓王，让贾谊到长沙当太傅，可能有保护他的意思。但贾谊没有领会到文帝的良苦用心，而是心中悲愤，咽不下这口怨气。后来，文帝召见贾谊，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这时候，贾谊又有了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不幸的是，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以为“为傅无状”（意思是：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而哭泣至死。贾谊的悲剧，正是体现在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与其量小的矛盾冲突上。这种冲突表现为，一方面，贾谊因其才学和个性，一直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断做“加法”，甚至不惜以得罪功臣列侯、被贬长沙为代价；另一方面，不懂得在局面打不开时，暂时做“减法”而退避，以图东山再起的道理。因此，在贾谊遭受重大挫折时，往往就缺乏周转回旋的空间和余地，最终酿成了悲剧。

第三，识事不识人，没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贾谊20余岁即才华横溢，每当皇帝诏令臣下商议政事，各位老先生往往无言对答，而贾谊却总是答得很完满。这股逼人的锐气使得周勃、灌婴等人有如芒刺在背，而贾谊又不是“谦虚”之人，逼人的才气和不逊的态度让这些“宿将老臣”忍无可忍。众大臣对贾谊众口一词的诋毁，不能不让文帝对重用贾谊心存顾虑。贾谊识事不识人，没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减少“施政”阻力，只是一味生硬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