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方医院只工作了一个多月。一天，军分区卫生部长陶光忠来医院检查工作，说是三边军分区司令部还要一些三公学生，问我愿不愿去？当时在三边地区，三边公学算是最高学府了，设有地方干部训练班、中学部、民族干部培训班。三公的学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政治上可靠，所以部队也是很欢迎的。听说司令部已经有不少三公同学，我就欣然答应了。
5月下旬的一天，医院给我找了一匹马，一支七九步枪，跟随军分区供给部长樊希英去司令部报到。从志丹县的张高庙到吴旗的宁塞城，八九十里的山路，樊部长骑的走马，走得很快，我骑的一匹笨马，颠簸了大半天，下午才赶到。下马后两腿发麻，肩膀也被长枪压得酸痛。当时我比那支步枪也高不了多少，好在小时在家乡还骑过马，总算一路平安。吃饭后稍事休息，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涛同志接见，谈话后被分配到一科（作战科）当见习参谋。所谓见习，就是见识学习，带我的是陈参谋，是位有经验的老参谋。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写个花名册，抄写个材料，跑腿找个人，陪同参谋值班，这就是我开始时的工作。从此，我就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开始了军队的生活。
宁塞城是吴旗县宁塞川一处较大的村庄，据说古时候是宋朝抗御西夏的一处重要城堡，现在城堡已无痕迹。三边军分区司令部驻在这里，警三旅八团和十一旅二团的部队也在附近的凤凰寺一带整编。
原来定边暗门战斗失利后，三边地委在杨塘凹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暗门战斗失利的教训，研究了贯彻彭德怀、习仲勋的指示，巩固山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在盐池失守后， 3月28日，彭德怀、习仲勋曾给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来过电报指示，要三边“以警三旅八团和十一旅为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对入侵之敌实行困扰，封锁城市，寻机歼敌 ”。三边地委未坚决执行。鉴于定边暗门战斗后，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警三旅八团损失较大，原来有 1900余人，撤下来的不到 1000人，副团长王正川受伤被俘， 1945年起义后新编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胁迫数百人叛变投敌，二团不足1000人。三边地委扩大会议决定二团、八团合并，由十一旅二团团长李树林任团长，由警三旅八团政委惠世恭任政委。不久，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同志因坚守城市定边战斗失利犯了错误而被调离，由郭炳坤继任三边地委书记、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边地委根据马鸿逵侵占三边后的形势及彭德怀、习仲勋指示，决定以地方部队二团为骨干，大力发展各县游击队，巩固以吴旗为中心及盐池、定边、安边、靖边山区根据地，依托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困扰城市，寻机歼灭敌人，最后收复三边。
当时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有四个科，一科为作战训练科，科长是郝耀、副科长马赛，二科是侦察科，科长是莫阳，三科是通讯科，科长强亮功，四科是管理科，科长党守忠，每科也只有五六个人。战争爆发后到司令部工作的三边公学同学有赵光祖、贺玉益、刘志强、赵光善、李天存、王志诚、贾培廉等八九人，有的当见习参谋，有的当报务员，还有几个在政治部当干事。虽然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学历比我高，但能有这么多同学在一起，战争虽然很艰苦，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
1986年重访吴起宗湾子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旧址
六月间，我不幸得了一场病，拉肚子，可能是痢疾。多亏贺玉益同学精心照料，后来不得不送到卫生所住院治疗。卫生所在一个山村，老乡的窑洞里一盘大炕上铺一层谷草就是病床，没有毡子褥子，只有自带的一条薄被和一条褥单，因为学校转移背不动，褥子里的棉絮早已丢掉了。这种冬暖夏凉的 “神仙洞 ”，初夏还是阴森森的。没有什么药，每天只服几片大黄苏达片。就这样躺了20多天，真是老天保佑，经过这样简单的治疗，我的病竟然一天天好了。不久就又回到了司令部，转移时，别人步行，照顾我骑到参谋处驮行李和文件的骡子上。副政委杨林开玩笑 “这个小娃娃，不能跑路还得骑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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