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中，我们将以现实的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为例，归纳和总结它们的主要特征和属性。
一、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驱动力量
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驱动力量主要来自三个部门。
1．市场经济部门
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常常需要有相关政府部门的推动、进而形成明确的制度安排不同，促成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最初动力在多数情况下会是市场经济部门，这些部门通过市场的力量发现进行跨国或跨区域投资和交易有利于实现资本的较大收益，因而采取了相应的行为，带动了相关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和协作，推动了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
所以，驱动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基于追求投资和交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部门而非政府部门。
2．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虽然不是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主要的施动者，但是成长三角与区域经济圈的参与方的各级政府却在成长三角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跨国成长三角中需要各国政府对由企业自发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政治上的确认，并对实行一体化的区域给予法律认可；同时共同致力于区域内相关协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以国内区域为主的区域经济圈中，相关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是必不可少的，由此促进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区域发展。
另外，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参与国和地区政府还承担了区域内社会资本的建设，承担着促进区域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以及提供有关区域一体化的公共产品等企业不愿或无法承担责任，为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全面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3．外商直接投资（FDI）
在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发展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起着重要的作用。依照外商投资在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中的角色不同，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可以分为内部推动型和外部推动型，但是不管属于哪一个种类型，外商投资在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外商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会形成互动和共生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的投资效应和集聚效应使得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常常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而外商投资的进入，又进一步推进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而在一些由外部投资主导的成长三角，外商投资还会成为区域内产业推动的主要部门，如东北亚的图们江成长三角，其推动部门最初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的投资者。
二、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类型
1．中心城市辐射型
这是一个由增长中心向其外围地区发挥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的过程。但和传统的增长极发展理论不同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如IMS-GT，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的过程。在这种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参与方中，有一国或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与其相邻的其他地区，在产业升级和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有向边缘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寻求要素支持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这种区域经济圈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城市圈和城市带的形成。如中国的长三角、IMS-GT，以及珠—港—澳经济圈就是这一类。
2．自然经济区型
形成区域经济圈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具有自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比如语言、文化、地理特征以及经济的互补性，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部门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寻求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等区域经济圈具有这一属性。
3．基础部门开发型
这是各国之间由于在相邻地区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部门的需要而进行的区域一体化合作。由于很多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设施本身规模极为庞大，加上共同开发和利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部门的需要，就促使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共同进行基础部门的开发和维护，从规模经济中获取效益。如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圈就属于这一类。
4．地理、政治协调发展型
这是各国由于地理上的相近性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国际协作。如果共同发展在地理上相邻的某一区域有利于维护相关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或是区域一体化有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中得到互利，那么相关国家和地区也会促成区域一体化的意向。如东北亚的图们江经济圈（"Growth Triangles of South East Asia" Australia. 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 1995）。
以上实际上是理论上的分类，现实中的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常常是同时兼有几种类型特征。
三、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结构特征
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结构特征以及促使其成功发展的主要因素为：
1．要素资源的互补性
要素资源的差异和互补有利于参与区域合作的各方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这是促成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市场经济部门进行跨区域发展、启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最初动力。
2．地理接近性
尽管运输和通信技术在不断地进步，但是地理上接近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地理上的接近性降低了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之间要素移动的成本，虽然在一些场合，对要素移动成本，最初也许并不是有关决策者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但由此引起的累积循环效应会使得产业集聚和扩散首先在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内部实现，并成为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
3．适当的政治协调
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最初的动力常常是市场经济部门的跨区域发展，但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在诸多政策上的协调依旧是促进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门需要加以协调的几项重要政策有：投资政策；人员流动政策；贸易和商品流动政策；金融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社会发展政策；发展的规划协调；等等。社会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协调在国内区域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4．良好的基础设施
共同建设和管理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生产和生活设施），是吸引国内外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缺乏这一点，将使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缺少内外投资的吸引力，进而失去进行区域内合作的基础（汤敏，1995）。〔38〕
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成长三角（IMS-GT）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成长三角，简称IMS-GT，由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以及西苏门答腊省组成。作为东南亚最早出现的成长三角，IMS-GT被看成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典型。
建立IMS-GT的设想由新加坡首先提出。新加坡之所以倡导IMS-GT，其原因主要有：（1）地价昂贵，期望利用柔佛州和巴淡岛廉价的土地资源，扩展经济活动空间。（2）劳动力价格较高，设想利用柔佛州和巴淡岛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淡水资源短缺，新加坡多年来一直靠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供应淡水，因而希望通过实施“成长三角”计划，增加柔佛州对其的供水量，并从廖内群岛获得新的水源。（4）美国取消了新加坡的最惠国待遇，因此新加坡想将部分企业转移到邻近的柔佛州和廖内群岛，以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魏燕慎，1998）。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的倡议做出积极响应也是各有所需。从马来西亚方面来看，柔佛是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州之一，在马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进一步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参加“成长三角”计划，柔佛州可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得到新加坡的帮助。从印度尼西亚方面来看，早在1980年就同新加坡签署了协议，合作开发巴淡岛，但进展一直不大。因此，印度尼西亚期望通过参加“成长三角”计划，加快巴淡岛的开发进程，进而促进整个廖内群岛的经济发展。
在IMS-GT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效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12月17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成长三角经济合作多边协议》，该协议对IMS-GT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做出了明确规定，认为政府部门的作用是支持、鼓励和促进合作项目的实施，并采取措施促进人员、信息、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还规定了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工作组、工商会议和工商理事会等机构的地位和作用。〔39〕不同层次的协调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会议，制定政策并监督政策的实施，协商和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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