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与财政学

“古典经济学”一词的含义，在马克思经济学者与西方经济学者之间不尽相同。前者包括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至大卫·李嘉图，后者则从亚当·斯密开始，至瓦尔拉斯等创立边际学派。但这一区别不是根本性的，大致上这一时代代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开始时期（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外）。

从基础经济学的角度来总结这一时期经济学说发展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规律为人们发现、掌握并加以利用。人们从中世纪的封建宗教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充满“人定胜天”的激情。与这一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关，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自然规律和理性观念的思想，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现象的客观性肯定，这也构成了古典时期经济学的哲学前提。也正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开始尝试发掘与掌握经济活动的规律性，从而区别于之前的主要出发点在于为封建君主敛财的经济学，经济学才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2.古典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首先运用了“经济人”假设，如亚当·斯密就曾指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1〕他们把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的一切结果都看作是经济人的活动所致，这一力图寻求经济活动规律性的经验假设无疑为把经济学推上科学的轨道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尽管受当时哲学观的影响，这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并不能完全历史地和辩证地把握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本质，但从“经济人”概念出发，古典经济学对当时最普遍的经济制度形态——市场制度——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基本把握了“看不见的手”机制的运行规律。

3.从目标评价体系来看，古典学派基本是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作为目标的。亚当·斯密指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2〕斯密还指出，政治经济学具有“两种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3〕这一关于目标体系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充满着智慧的光芒，以现在的观念看，这两类目标不就是私人品和公共品吗？

对于经济公平问题，古典学派一般并未作正面的论述，但从亚当·斯密的所谓“自然秩序”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也是天经地义的。在分配论上，斯密与他的后继者萨伊等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将工资、利润和地租看作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收入，并没有在叙述中认定这种收入的分配就是合理；后者则将三种收入看成生产三要素的自然报酬，认定了这种分配格局的合理性，从而把古典经济学推向了庸俗化的境地，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合理、万古不变的理想社会。在古典学派中，还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穆勒作为经济学家首先试图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他提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应当是人的幸福所在，在他看来，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可以相结合的。

4.古典学派把各种经济现象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并希望通过探寻这种联系，抓住中介过程的链条，并以这种链条把先前存在的现象联结起来以得到合理的结论。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正是这一思想的结果。而“看不见的手”的逻辑过程主要依靠市场制度来完成。尽管斯密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完全地证明这一过程，但是他的主要来自于实证分析的结论仍然反映了一种经济的现实，这对于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支持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斗争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限制，斯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市场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及市场制度本身也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非一种“永恒的秩序”。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斯密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几乎包括所有我们后面要分析到的经济变量）动态经济分析框架，而这一点又为大卫·李嘉图等后继者所继承和发展。在他们的体系中作为个人并非是面对着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而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选择，用布坎南的话来说，就是创立了一个“交易范例”^〔4〕的经济研究方法论，而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原理的。

5.古典学派还对价值与价格的计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力图通过这种研究揭示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所在。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都对将经济学引向深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另外，由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萨伊提出的“效用”概念也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以上几点来看，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派确实在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上树立起一块丰碑，为后来者开拓了一片赖以发展的基地。同时，这种方法论的进展也必然影响到同样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当时财政学思想的发展。

从“经济人”前提、国民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以及市场制度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制度这样三点出发，古典学派财政观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古典学派认为，既然市场制度是最优的，那么政府制度就只能是市场制度的必要补充，因此在市场制度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就不需要政府制度的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市场制度确能解决大部分的配置问题，同时也与当时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的需要相关，古典学派得出政府制度的范围需要严加限制的结论。斯密的所谓“夜警国家”、“廉价政府”的观点就是例证。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财产的统治必然要先向国家进攻，并摧毁它，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把它挖空。产业革命时亚当·斯密就着手进行这种挖空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在这以前，全部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被看作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普通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目的。”^〔5〕古典学派之所以还要限制政府的作用，与其国民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以及对于经济活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划分也是分不开的。

2.作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崇拜者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充分肯定了市场制度的同时，并没有像他们的某些后来者那样，把这种肯定推向一种极端，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承认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市场有其不能胜任之处。从此出发，亚当·斯密提出了政府的三种职责^〔6〕，萨伊也对公共提供的范围进行了探讨^〔7〕。当然，这种研究和探讨都是从属于国民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的。

3.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古典学派对政府制度的研究所给予的重视还是较少的。尽管亚当·斯密曾经提出了三个阶级的划分，但他还是不能从阶级层面上来把握国家的实质，古典学派也没有能够把对价值—价格运动规律研究的成果用于财政制度的分析。这些工作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