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激进学派的经济思想

美国在二战后，虽然物质财富在不断增长，但危机周期却不断缩短，贫富悬殊不断在扩大，失业人数不断在增加，人民对现行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强烈不满。从20世纪50年代起，首先出现加尔布雷斯对当前社会弊病的批判，由此引起人们向往社会主义和推崇马克思主义。经过20世纪60年代蓄积力量，一个新的激进经济学派终于以“新左派”的面目兴起于美国。

这个学派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效果进行猛烈抨击，较少对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提出严厉批判。随着“新左派”对当前世界激进力量分析的广泛展开，美国激进经济学派的人数日益增长，其中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在两千人以上，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丰富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在美国，作为当代经济分析工具并导致马克思主义兴起的一本重要著作，是保罗·巴兰（Paul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合写的《垄断资本》（1966）。这本书在巴兰去世后两年出版。它一直被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吹捧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杰作，近二十年来被译成各种文字，在许多国家流传。

巴兰的合著者斯威齐，从1934年在哈佛大学开始他的粉笔生涯，直到1942年。在此期间，他写了两篇关于美国大公司利益集团和寡头垄断理论的重要文章。二战时，他在政府机关中供职。之后，于1949年，他经手创办了美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并担任编辑。他也写过一本据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被认为是一本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最好的书。

《垄断资本》一书之所以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出贡献，据说是因为它把注意力从马克思原来的分析基础，即竞争经济的前提，转移到集中研究当代经济大企业的垄断问题上来。但是一些西方的评论家也指出，它在做出私人大企业支配经济的结论时，错误地贬低了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因为，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在当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最受压迫的阶级，今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只有靠外围（被压迫的附属国）的力量来推动，也就是靠“世界革命”来推动。但是，后来斯威齐的观点有了变化：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的主力，只有这个阶级能发动革命，推翻旧制度。所以他仍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的觉醒。

概括说来，全书对问题的论证是这样展开的：垄断的大公司能够维持较高的出售价格，而互相竞争、不断的技术革新，又降低了成本；通过广告推销、发展新产品或改进产品，都是为争夺利润。其结果产生了经济剩余，它是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费用的差额。其实，这实际上是剩余价值，但由于他回避了对这个差额的来源、实质及其转化过程的探讨，也就是说没有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去进行科学的分析，以致不能揭露其剥削实质，而且他还偷换了概念。认为这个剩余不能靠消费者的支出来消除（即实现剩余价值）；商业投资也只会增加这种剩余。部分的剩余可以用大拍卖和奋力销售来吸收，部分剩余可以由政府部门通过增加就业人员来吸收。但是，对垄断资本来说，解决经济剩余的主要出路依赖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因为那是利用剩余生产能力的最方便和最可靠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剥削集中在国内低工资的工人头上，特别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海外不发达地区；那些不发达地区提供的利润和机会比本国更多。

对于一般人来说，利润关系、交换关系、消灭了深情厚谊的人际关系，导致人与人之间广泛的疏远、敌对和虚伪周旋。所以，整个体制基本上是不合理的。虽然个别单位可能由于极端重视理性的决策而正常运转，但整个制度是直接朝着非理性方向活动。制度之所以还仍然继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那是因为存在着军事开支和凯恩斯就业政策的缘故。这样的措施将会继续下去，直到不发达国家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枷锁，全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垮台，代之以社会主义为止。

这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和生活的愤怒谴责。由于巴兰和斯威齐所描写的与加尔布雷斯所描写的被认为是同样的经济背景，他们的分析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所揭露和批判的都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现状，所以，《垄断资本》这本书同加尔布雷斯的书一样，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都受到同样的重视。

对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主要代表人，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垄断资本》合著者之一——保罗·巴兰（1909—1964）。他出生于俄国，1920年随全家迁居德国，曾在那里研究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1939年又迁居美国，在哈佛大学和布鲁金斯学院继续其研究工作。二战期间他在政府供职。之后，到斯坦福大学当经济学教授。

巴兰的早期著作《成长的经济学》（1957）就已标志着他力图做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这本书集中分析的问题是：作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显著特征的垄断问题；如何解决经济剩余的生产问题；经济帝国主义导致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冲突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巴兰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看作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狂热辩护士”。当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统治的错误时，一些人把苏俄的制度看作是“极权社会主义”，巴兰感到有义务进行解释。在《成长的经济学》一书的序言中，他对这个问题做了答复。

他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对斯大林及其随从的错误行为负责——对这种错误行为负责的是受外国侵略和面临内部反抗威胁的落后国家以惊人速度发展经济的政治制度。”他认为应该把这件事情看作是最重要的历史教训：“落后的和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有一种强烈的使其成为落后的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倾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证明社会资源的成熟程度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般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先进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就不会“强迫向工业化‘急行军’（forcedmarches）”。“西方的社会主义一旦确立，将最后消灭标志东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镇压事件重演的基础和需要。”

巴兰说，经济发展涉及阶级斗争，因为社会必须改造，过去和现在一样，某些阶级和阶层反对和阻挠变革，而另一些阶级和阶层则促进变革。现在世界形势证明，在全面实行经济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可以在没有私人企业利益的情况下，照样运转和增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利息对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害的，而后者是资本主义不可少的物资供应地，为它提供原料、利润和投资场所。

他认为，撇开与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有关的政治问题不说，不发达国家也必须考虑经济剩余问题。实际的经济剩余等于现行的储蓄或积累；它是实际的现行产出与实际的现行消费之间的差额。潜在的经济剩余是能够在一定自然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产出与可能作为必要的消费之间的差额。实际的经济剩余少于潜在的经济剩余，因为：①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过度消费；②由于非生产人员（广告商、逃税专家、军火制造者等）给社会造成的产出损失；③现有生产机构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和浪费所造成的产出损失；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所造成的产出损失。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全面经济计划下，潜在的经济剩余可以变成计划经济的剩余。社会主义社会以理智和科学做指导，可以在实行保护人类和自然资源的科学规划的同时，扩大投资并最有效地进行生产。在这个社会中，指导的力量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反映未来消费的社会偏好的合理计划。

在巴兰看来，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既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又取决于所选择的模式。用统治权力获得经济剩余的国家，像印度这个国家，如果将经济剩余投资于本国，可以大大地促进经济发展。现在贫穷国家的问题是：实际的经济剩余比潜在的经济剩余少得多，而且大量的经济剩余浪费于挥霍性消费，而不是用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要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经济剩余应该由政府有计划地用于投资。

巴兰提供了大量关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说明仅仅是解散大地产的土地改革是不够的，因为它只会增加农民的消费，而生产却会下降，这是由于小土地的效率低，所以大规模的耕种是必要的。在不发达地区，西方资本家财产的增加部分归因于资本输出，它主要是得自于国外的经济剩余在国外再投资的结果。本地的一群商人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内成长起来，并利用其影响来巩固现状，他们反对改革。本地的工业资本家因为与封建势力有密切的联系也反对体制变革。这样，外国的剥削将继续下去；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受到镇压——暂时被镇压。最后，对国内外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夺必将实现。经济发展将通过工业化和农业改良的同时进行来取得成果。

巴兰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取得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所信奉。

巴兰的经济发展分析，总的来说，是富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把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说成必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先进与落后，不能仅仅用生产力水平来衡量，更主要的是用科学的社会主义标准，人的真正平等、幸福、安全感，特别是精神文明等因素来做鉴定。他对土地改革的意见，完全蔑视获得土地的自耕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而一味强调大农业的优越性，没有认识到这个过渡阶段的必要性。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认真分析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Mills，1916—1962）写的早期著作《权威人士》（1956）。米尔斯写道，美国是置于一小撮商业、政治、军事的领导者统治之下，他们管理着一个支配现代生活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人从一个比较狭隘的阶层获得补充。成千的精干的管理者，是通过非正式的过程遴选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老一代的领导人把财富和私人企业的价值制度传给下一代。按米尔斯的说法，当前是寡头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是个人主义的物质崇拜的腐朽价值观在统治着美国。

另一本激进学派的书，是詹姆士·康纳尔（J.Connor）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这本书的分析集中于先进工业国家的内部冲突。比起巴兰和斯威齐来说，康纳尔的看法是：工业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困难，正濒临危机，根本的问题是马克思说的：产出的能力迅速扩张和购买力的增长不足。厂商用大量的广告开支企图解决他们的销售不足问题。这可能收到一点效果，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出马，扩大支出项目，以维持繁荣。扩大支出的项目，包括政府机关增加冗员、增订社会福利计划和追加军费开支等。然而实施这些项目必须筹集资金，由此税收提高，将会遭到政治上的反对。于是，政府转而借债，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如果削减开支项目，势必加剧失业和不稳定。经济就这样陷入失业上升、税收增加和通货膨胀“三者交替换位”的困境。当危机来临时，三种瘟疫并发，折磨着整个经济。康纳尔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实际情况。

一些激进学派的意见，主要是集中于工业资本主义对人民日常的物质生活的影响。伊斯特文·梅斯查罗斯（IstvanMeszaros）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1970）一书中和瓦特·A.韦斯科夫（W.A.Wiesskoff）在《异化和经济学》（1971）一书中则主要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心理上、精神上的影响。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在增长，但个人的满足、愉快和幸福却在递减。这种异化的发展，使工人越来越对资本主义产生不满情绪。

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工人》（1975）一书中，坚持认为，当工业资本主义朝着高级技术水平移动和工厂的管理控制加强时，劳动退化了，因为工人创造的资本积累反过来成为限制和束缚工人的手段；工人对自己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的依附程度越来越厉害。

这类书籍描绘了日常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危机，它们对于康纳尔所论述的整个经济所存在的一般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上面谈到的主题——遴选出来的权威人士领导的大公司对于经济的支配和导致资本主义的最后崩溃——是现代社会中激进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明显特点。它的启示已成为刚开始一生事业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所主要关心的问题。

在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出版了一份刊物，名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它还召开过全国性的、地方性的一些会议，实际上这些会议都是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性质。在英国，由一些主要大学中的年轻经济学家所组成的一个进步集团，曾掀起了研究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热潮。在欧洲大陆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学生运动，就其方向说，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浓厚色彩。运动中领衔的理论家是厄奈斯特·曼德尔（E.Mandel）。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68），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其分析现代西方经济如何从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论述结合起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激进学派经济学说的流行，并不与支持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的模式联系在一起。很多激进学派人士，包括自称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对苏联那种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好感。他们倾向于赞成分散的管理和市场社会主义，并希望工人的管理体系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较为理想的模式。20世纪60年代末应用于某些东欧国家的面向市场的计划体制，在他们看来，实质上是重视消费者需要并通过购买选择把信息传递给计划者的体制，以致引起了激进学派的极大兴趣。看来，他们对中国近年来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就，更会赋予高度的评价。

激进学派的思想，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他们的大多数在主观上总认为其学说是在阐述、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它被一些人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不管怎样，他们推崇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向往社会主义，乃不可否认的几乎是共同的思想主流，有一定积极进步的意义。今后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不断深化，激进学派的经济学说，必然日益受到众多的人民群众的重视和支持，从而形成对现在仍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派”的强有力的挑战。展望未来，它将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