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的经济思想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R.Malthus，1766—1834）是英国萨立州一个土地贵族的儿子。其父曾经当过律师，但不久即退居乡间。1785年马尔萨斯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学习，1788年毕业。1798年加入英国教会僧侣集团，任一个教堂的教长和牧师，主管一个教区。1805年受聘于东印度公司开办的东印度学院，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在此度过余生。1834年死于心脏病。就在这些年，他和李嘉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任教长期间，1798年他发表了有名的《人口论》，1799年他旅行到欧洲大陆后，对这本书进行了修改。1820年出版了他的经济方面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正是政治领域和工业领域发生革命变革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已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生产力迅速提高。由此引起的后果是：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家竞争的结果，小生产者被大资本家排挤，沦为无产者，在大机器生产下变成过剩人口，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劳动大众的失业和贫困，导致有产阶级疑虑法国革命思想有蔓延到英国的可能性，日益惶恐不安。当时英国的政治实施，就在于力图通过改善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来预防类似的革命爆发，以保存现行的社会结构。1798年的威廉·彼得法案，要求把救济贫民的范围扩大到大家庭，可以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安全阀”措施。

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城市贫民的经济生活本来就一直趋于恶化。在长期的战争年代，英国是相对繁荣的，战争结束则呈现出萧条景象。这时，普遍的失业问题和粮食高价格问题进一步威胁着劳动人民的生存。而粮食的高价格与“谷物条例”有关。“谷物条例”自重商主义时代就存在了，它企图通过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制度来稳定谷物的高价格，以确保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丰收年代，谷物价格跌落，进口税有力地阻止谷物进口；在歉收年代，价格上涨，则适当降低进口关税。在这个制度下，从1795年到1812年英国的谷物进口实际上是免税的，谷物条例不起作用，因为人口持续增长，加上战争期间对盟国的支援，谷物价格上涨不已。当战争结束和平到来时，谷物的大量进口，威胁着地主阶级的利益，遂于1815年重新制定新的“谷物条例”，阻止谷物进口。在长期的粮食高价格下，从贫民问题引起济贫问题；从济贫问题导致“济贫法”的争执，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动荡。

贫富悬殊的社会背景加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社会改革运动，出现了若干批判私有制的著作，其中如1793年高德文发表的《政治正义论》一书最为震动人心。他指出，政府是万恶的，现行社会结构所反映的分配制度，妨碍人类臻于至善和幸福的境地。应该建立无为而治的朴素的社会形式，取消政府。私有财产是造成贫富悬殊的罪恶根源，应予废除。然后依据正义的原则，按各人的需要分配生活资料，以根除贫富差异，使社会回到平等状态，从而在地球上建立起幸福美满的人间乐园。他认为目前的社会是生产有余，毛病在于分配不均。

法国哲学家康多塞也和高德文有同样的见解，1794年发表其著作《人类精神发展史》，论证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他的理想社会的建立，主要不是依赖于道德，而是依赖于科学。他也相信人类社会是会臻于至善的境地的，传统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积累及其进步，将抵消人口的增长，人口过剩只存在于人们所思虑的极其遥远的将来。

这些思想使人心动荡不安，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尤为惶惧。英国统治阶级积极采取措施，务必对这些激进思想予以扑灭。马尔萨斯的学说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伦理哲学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从目的论开始，从而自然神学是他的伦理学的基础。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有其生存的目的，人类也不例外。人类为维持生存，具有两个共同的欲望：第一是饮食，第二是结婚；满足了前一欲望之后，后一欲望就极其强烈。但是情欲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理智。支配理智的是效用，从而效用也是支配道德的力量，因为道德和理智是一致的。这样，马尔萨斯在探讨问题时就明显地被功利主义的原则引导着；功利主义又以神学为基础。

马尔萨斯认为，造物者是有意为他的生灵创造幸福的，人的理智必须在思想激荡中做出选择，去实践造物者的规划和安排。实践是否合理，要受到效用的检验，标准是：是否增加人类幸福的数量。同时神学要求人类抑制情欲，认为这样做不仅使个人得到幸福，也可使人类的大多数获得幸福。这些话，完全是当时功利主义者边沁的“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口吻。但是马尔萨斯不同意这种说法，即任何一个国家的幸福量是由它的人民的数量来衡量。认为人口增加的确是幸福和国家昌盛的象征，但是增加了的人口也许只是过去幸福的一种象征。意思就是说，过去在幸福的日子里随意繁殖人口，结果会给今天带来沉重负担。

马尔萨斯希望最大多数人幸福，是受到他的神学观点引导的。这个观点是：宁肯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有少量的幸福，而不愿少数人中的每一个人有大量的幸福。由此，他伪善地表示，希望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家中，几乎看不到赤贫和过依赖生活的人。如果这个愿望得到实现，就是实现了他所幻想的“人间天堂”。但是，他的“美好的”愿望，和他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思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如何实现这个“人间天堂”，关系到社会改革计划。在马尔萨斯所要改造的社会里，不是从所有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来实行改革，而是从清除罪恶和建立美德着手，两者又互为必要条件。在他的“美德”中，对人口的“道德抑制”被视为一项完美无缺的美德，主要依靠它来清除人口过剩的“罪恶”。由此看来，他所要清除的，只是一种“罪恶”——人口过多，而不是清除每一种罪恶，更不是清除真正的罪恶：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他臆想的社会里，人口虽然随着食物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是人口必须始终限制在食物所允许的范围内，即人口必须始终与生活资料相适应。这样，工资所代表的价值可能按正常轨道而提高，“所有赤贫现象会从社会上消除，或者至少会限制在少数堕入了不幸的人当中”。他把这些“不幸的人”归之于自然的原因，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原因。因此他坚决反对高德文的意见，即消除贫困是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责任。

由此，马尔萨斯要人们听命于大自然的安排，以取得幸福，否则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必然受到惩罚。他还冷酷地说，在大自然的盛大筵席上没有为多余的新来者安排席位。所以“济贫法”是违反自然的；假如穷人知道他不可能从救贫区得到赈济，那么他就会自己帮助自己。国家对穷人只能给予一些医药帮助，如果给予面包和奶油那就是坏事；更不可以对成年的健全男女施赠物品，那只会鼓励存心懒惰的人。另一方面，国家应该用教育这种礼物去扶持真正无能力的人，以及真正缺乏知识的人，如此可以消除无知，使弱者变强，获得就业，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防止发生革命，马尔萨斯提出，更大的幸福是安全，而不是财富本身；不安全比贫穷更坏。他竭力维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捍卫传统的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声称一定要保持法律的、社会的和传统经济的现状。当时英国社会在争论“济贫法”“谷物法”以及如何维持“有效需求”等问题，他的论点总是趋向于保守，甚至趋向于反动。他对待一切问题，一直坚持功利主义原则，并把它看作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准绳。他的功利主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的功利主义。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为了对付当时激进主义的哲学思想、捍卫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而写作的。他认为只需要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就足以证明高德文和康多塞等人所幻想的“黄金世界”纯属无稽之谈。这两个前提是：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为不可避免之事，自古迄今无大变动。认为第一个前提是自明的，第二个前提高德文等人无力予以驳诘，因为结婚的天性是永恒的，虽然有个别例外。从这两个前提出发，他断言人口潜在的增长，如果不予阻止，必然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前者是几何级数的，即按一、二、四、八、十六……增长率增加，后者是个算术级数的，即按一、二、三、四、五……增长率增加。这样，人口每两世纪要增长二百五十六倍；而生活资料在同一期间只增长九倍。由此可见第一种力量大大超过第二种力量，任何人间乐园都不可能实现。

但是，“自然规律使人类生活需要食物，这两个不等的力量，结果必定保持平衡”。这就是说，人口优越的生产力，由于生活资料的困难，必然会受到各种限制，使它和食物的供给相等。

为了维护他的观点，马尔萨斯仅以美国为例，来证明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的，每二十五年翻一番。这个潜在的增长力量同潜在的食物增长力量进行比较，他认为不能想象后者在二十五年所达到的产量会等于现在的产量的两倍。

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两个前提是不说自明的，但是推论则是错误的，引证的材料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他所使用的美国那个时期人口增长的数字，自然繁殖的人口并不多，主要是外来移民的剧增。如果用正常的资料来说明，则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美国在1950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只能供十五个人消费，当时人口为一亿四千万，到1978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足够五十七个人消费，而人口只增加到二亿二千多万。可见，这段时期美国生活资料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马尔萨斯的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基础，是所谓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他认为人类的生活资料是由较低形式的动植物组成，如果土地的供给大到足以与膨胀的需要相适应，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也会倾向于按几何级数而增长，人口与食物的供给可以均衡发展。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有限性，食物的增加必然意味着边际产量的生产力的利用，结果边际收益就会成比例的下降。这样，在收益递减规律支配下，食物的供给终于变得越来越吃力，单位产品越来越需要投下更多的劳动；而人口的繁殖并不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于是人口的增长率与食物的增长率不能平衡发展。由此，马尔萨斯断言，即使能够创造出一个像高德文所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丧失阻止人口增长的压力，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这不是人的过失，而是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由此他得出结论：人类社会由贫穷所产生的不幸，是顽固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他就这样为社会制度开脱罪责。

如何解决两个级数的矛盾呢？他说，人类社会对人口增长有两种抑制方法：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前者通过战争、灾殃、饥馑和瘟疫，直接使死亡率增加，削减现有的人口，这是痛苦的方法；后者包括道德抑制和罪恶抑制，作用在于使出生率减少，防止新的人口增加。道德抑制就是节欲，推迟结婚，直到具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时才结婚，并且避免不规矩地满足性欲。罪恶抑制指避孕节育、独身主义、打胎、不正当不自然的结合等。他认为道德抑制是上策，罪恶抑制是下策，因为从牧师的观点看，后者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行为。

人口必须抑制，他引用一个寓言来做比喻：食物与人口的增长，就像龟兔竞赛一样，只有使兔子乖乖地睡觉，乌龟方能赶上它；使兔子乖乖睡觉的最好方法，是道德抑制。他认为，罪恶和灾殃等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现代文明社会是道德抑制占优势。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保证道德节制的良好效果，是因为存在着私有财产制度，存在着以经济上不平等为特征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样，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能够通过自我克制来阻止人口增长。其实，与马尔萨斯说的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都是和私有制结下不解之缘的，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决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马尔萨斯对人类前途是悲观的。他错误地断言，不管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粮食的增长率落后于人口的增长率，是不可抗拒的超历史的自然规律。从两者的比例关系看，当时世界若干地区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他没有预料到后来科学的进步、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不断扭转这种趋势。当前许多生产技术先进、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粮食的增长率日益赶上或超过人口的增长率。若干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和总就业量不断增长，教育文化普及与提高，文化生活多样化，社会兴趣和习惯改变，医药卫生进步，保险业务开展，重视人的质量，等等，使出生率与死亡率逐渐下降。总的来说，目前大多数国家人口增长率已缓慢下来，有的停止增长，有的甚至出现人口减少的趋势。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富裕，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世界人口最终是会趋于稳定状态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成反比。”富裕会降低出生率，贫困会促进人口繁殖，这是一条平凡的真理；而马尔萨斯的见解，则与此相反。

但是，从人口增长时期到人口稳定时期，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农业经济畸形发展，目前粮食生产的增长，有时还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在加速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有必要采取各种有效的节育措施，限制人口增长率，以利于缩短这个过渡的进程。

避孕节育和经济发达情况分不开。经济发展过程既体现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粮食生产的增长过程，又体现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过程，将来到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由于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调节对物的生产和对人的生产，是一种更有计划的安排，那时候人口和生态系统就能真正做到保持稳定的平衡关系。而马尔萨斯却错误地认为公有制的平等分配会导致人口的鲁莽繁殖，说明他不懂得在高度经济文化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服从于人类幸福生活需要的适度人口，会受到自觉的整体观念的意志支配。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虽然存在许多错误和缺点，但仍然有其可以肯定的地方。

第一，在食物与人口生产的比例关系上，不管什么国家，欲发展经济都要求两者相适应。马尔萨斯以龟兔竞赛为例，建议让兔子去睡觉，就是要求两者的速度应按一定的比例关系保持平衡。今天亚非拉一些国家，仍然受到粮食增长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的威胁，从这个不平衡出发，为了发展经济，力求通过各种有效措施使两者相适应，有些国家已取得成绩。这不能说没有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

第二，马尔萨斯认为，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关键在于做好及早的和充分的“预防抑制”，以免将来出现“积极抑制”。这个意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他主张国家以“教育”作为对贫穷人民的赠礼，以便使他们能够获得就业机会，从过剩人口转变为非过剩人口。虽然这个论点未触及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贫困化的根源，并且还敌视救济事业，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能看到教育对增进就业和富裕人民的重大意义，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

第四，马尔萨斯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潜伏着生产过剩的危机，商品价值实现困难，以致阻碍资本积累，使工资基金的增加不能同就业人口的增加相适应，结果造成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口过剩；而且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形成许多国家的居民人数实际上少于他们可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的原因，也是改善劳动者生活的主要障碍。这个观点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

第五，虽然他把人口的相对过剩曲解为绝对过剩，却认识到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劳动力这种商品也像其他商品一样，受着供求规律的支配，需求增加，价格上升；需求减少，价格下降。它反映了人口运动的循环。工人的景况随着供求变动而起伏，有如晴天、阴雨，阴雨、晴天一样。这种起伏的存在，一般从货币工资不易看出，因为在长时间内，货币工资往往同以前一样，而面包的价格却节节上涨，说明实际工资已下降。马尔萨斯相信，欧洲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英国的工人阶级，无力逃出这种困境。

第六，《人口论》发表后，它的积极方面的影响是明显的：它曾引起了1801年英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后来许多国家也开始关注人口普查工作。它使人口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促进了资产阶级“人口学”的研究和发展，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今天适应着各个国家不同的具体情况，人口理论正在发展，出现各种各样的人口学说，不断开创了研究人口问题的新途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人口问题，需要调节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在形式上我们也采取晚婚和节育的方式，但是我们的立场、理论根据、出发点和目的都同马尔萨斯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实行计划生育，是根据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这是要和马尔萨斯主义划清界限的。

就像人口增长趋势同工资率的下降相联系一样，人口的增长也同地租的上升趋势相联系。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主要想阐明是否地租如斯密所说的是一种垄断收入。在论证这个问题时，他的基本观点是从安特生（1739—1808）著作中剽窃来的。1777年安特生出版了《关于谷物条例性质的研究》一书，认为任何国家，土地肥沃程度优劣不齐，由于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必须耕作劣等地以满足。但其先决条件是市场谷物价格必须上涨到足以支付劣等地的生产费用。这样，优等土地的农作物就有一个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额，欲耕种优等土地者就不得不付出相当代价作为报酬，酬金的高低决定于土地的相对肥沃程度。所谓地租，就是优等土地所得的酬金，它随着人口增加而增大。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为了支援盟国而提高谷物价格，致使工厂主难以压低工资，获取更大利润；而地租则因谷物价格高涨而上升。因此，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便在经济利益上发生了尖锐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致攻击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其中，以布哈南（1779—1848）为代表的一些人指责地租是来自土地的垄断，它并不增加国民财富，只不过把社会财富从一个阶级转移给另一个阶级。所以，地租的增加是社会的损失，即地主之所得是消费者之所失。李嘉图则从劳动价值学说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就是为了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针对布哈南等人的观点而提出来的。

1815年马尔萨斯发表了《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小册子。认为地租不是垄断价格的结果，而是市场价格经常超过优等土地的生产费用的剩余，是一种剩余产品，它出自自然的恩惠。地租产生的原因有三：①土地的生产物多于供养农业耕作者而有余。由此形成的地租是“来自神意的丰富礼物”，不是土地垄断的结果。②生活必需品能够无比地创造自己的需求，或者按其产量的比例造成需求者。因为人口增加更需要食物的供给，于是价格就上涨到它的成本以上，从而创造了一个剩余，这是自然规律支配下的社会进步固有的现象。③肥沃土地比较稀少，不足以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又由于农业上的收益递减，不得不耕作次等土地，于是优等土地产生了地租。

地租所以不断高涨的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主要是由于：①资本的积累，使利润下降；②人口增多，使工资降低；③农业改良或劳动生产率提高，使需要的劳动人数减少，从而降低生产费用；④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促使价格上涨。由于这些原因造成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日益扩大，从而引起地租不断上涨。可见地租上涨乃社会繁荣之象征，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马尔萨斯把地租的来源归之于自然的恩赐，这就一箭双雕地攻击了布哈南和李嘉图的观点：它既与土地垄断无关，也不是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从而既否定了地主阶级与广大消费者的矛盾，也否定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剩余价值的矛盾。而且，地租的增加还是国家昌盛的标志。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地贵族的辩护者，在马尔萨斯的地租学说中可算暴露无遗。

马尔萨斯一方面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来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反对工人阶级。地租学说反映了前者；价值学说反映了后者。

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有投下劳动量和支配劳动量两种决定价值的观点。前者为李嘉图所继承，后者为马尔萨斯所继承，并利用来反对李嘉图，从而建立了他的庸俗价值论。

李嘉图价值学说中，出现了两个难关：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和价值规律不能调和。马尔萨斯抓住这两个弱点来攻击“投下劳动量价值说”。认为生产商品时所投下的劳动量，不足以说明许多商品交换价值的变动。他所列举的理由是：各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有大小差别；或生产时间有长短的差别；或生产时需要外国进口的原料；或生产品制成后负担不同的赋税。凡此种种，都足以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商品时所投下的劳动量不可能作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更不能作为真实的计算标准，只有“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可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标准尺度”。

商品所能支配或购买到的劳动有多大呢？他说等于生产这件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加上预付资本的利润，也就是这件商品的生产费用。因此，它应该换得等于生产费用的劳动量，商品生产费用的大小，决定着所换得的劳动量的大小。根据这个说法，买者在市场上购买一件商品，必须付出比商品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劳动。比如说，资本家提供含10小时劳动量的商品，加上5小时的利润，买者就得支付15小时的劳动量。所以在交换中两者的劳动量是不相等的，利润正是产生于这种不等价的交换过程中。一看就知道，这个庸俗的生产费用价值论，是建立在资本与活劳动交换的基础上。由此，“他把货币或商品当作资本的价值增殖，即它当作资本在这一种特殊机能上所具有的价值，和商品本身的价值混为一团”。

我们知道，当商品作为资本与活劳动交换，的确它所换得的劳动量大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商品与商品交换则是等量劳动交换。而马尔萨斯却把前一种交换推广到一切商品之间的交换领域，从而退回到重商主义让渡利润的道路上去。他不仅没有解决李嘉图价值学说的矛盾，而且远远落在李嘉图后面，甚至落在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的后面，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庸俗化。既然利润产生于流通领域，那么，它就不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对立关系。

利润是商品在其价值以上售卖取得的，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来支付这部分利润？是资本家吗？他们之间互相抬高价值卖出商品是不会产生利润的，因为得失相互抵消。是劳动者吗？他们只能实现用工资去交换的生活资料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只能实现一部分剩余价值；特别是奢侈品部分，不是以劳动者为市场的。这样，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可能性就潜伏下来了。所以，如何解决有效需求问题也就是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有效需求原理在马尔萨斯经济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考察调节人口增长的“规律”时，就曾谈到对劳动的有效需求问题。认为人口多寡固然受生活资料所限制，然而许多国家的实际人口却少于它可能够供养的人口能力，究竟是存在着何种障碍阻止人口发展与生活资料供给的可能性相适应呢？他得到的结论是：对劳动的有效需求的缺乏。

劳动的有效需求和劳动就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就业调节着劳动工资，而后者又决定着劳动者获得生活资料的力量，从而就业也就调节着工人所能够维持的家庭人数的多寡。但是工资的高低受到工资基金制约，只有积累的增加才有工资基金的增加。而积累的增加又依赖商品的有效需求的增加。所以劳动的总需求来自商品的总需求，从而决定人口增长的能力。这样，解决商品的有效需求问题，既关系到解决人口问题，也关系到解决危机问题。

当时英国的情况是：拿破仑战争后，经济由繁荣而转入萧条，由于农业歉收，食物价格上涨；尤其1815年新的“谷物条例”又严重地阻止外国谷物进口，更助长了这种上涨趋势。由此造成对消费品的需求下降，连带引起对资本品的需求不足。按照马尔萨斯的意见，这种经济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政府军事支出减少，商品需求下降，从而造成商品和资本的过剩。因为已经膨胀的生产力，使生产量过分增长，可支配的收入无力购完这些商品。

生产过剩及其引起的经济危机的理论，西斯蒙第已先于马尔萨斯有所论述。同时代人萨伊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否定全面性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李嘉图否定经济危机的理由则是资本过分积累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积累绝不会大于生产上被使用的数量。按照李嘉图的意见，资本积累所依赖的利润，其长期趋势决定于劳动生产力和边际耕作。假如积累的速度大于有保证的有利可图的积累速度，继续积累的动机就会消失。低的利润率会改变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造成资本积累减少，同时它又会制造“非生产消费”。

马尔萨斯辩论说，资本积累不会被利润率的下降自动限制，“过度热心的积累，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商品的供给超过社会结构和习惯所允许的消费”。认为由于过度的储蓄，降低了对商品的有效需求，才破坏了生产的动机。他同意李嘉图的意见，食物的成本上涨，通过影响工资，会逐渐削减利润，因为工资和利润是相反方向的变动。但是解释商品过剩的现象，必须根据短期利润变动的理论来论证。他认为当利润率上升时，将出现一种储蓄增大、消费量减少的趋势。增加的储蓄虽然将会使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受到雇佣，从而较多的商品将可供购买，但因为短期内人数不变，又因为要弄清楚消费习惯需要时间，消费品的有效需求抵消不了由于资本家和其他有钱人的储蓄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下降。结果商品只能按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降低了利润，最后破坏了储蓄能力。

由此，马尔萨斯认为，李嘉图等人所说的资本积累会保证商品的需求，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说他们的论证是建立在手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在那种经济里，货币是作为交换的工具；然而，事实上，在一个由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组成的社会里，货币变成资本，交换也包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李嘉图等人在研究商品过剩问题上，所设想的是一个远离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把交换看成只是商品交换，并把商品的价值及其所包含的劳动量看成是一致的。按照马尔萨斯的价值观点则是价值等于支配劳动量。这样，在马尔萨斯的价值定义里，萨伊定律是不适用的，因为商品的总需求是由维持最低生活的劳动者的工资所组成，而商品的总供给则由工资数额加利润所组成。因此，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生产过剩，乃是马尔萨斯价值论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马尔萨斯强调，要维持适当水平的有效需求，单靠工人和资本家的支出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工资冲击着利润，而资本家对积累的兴趣，总是大于购买消费品的兴趣，于是生产力随着储蓄的增加而扩大，更恶化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由此马尔萨斯指出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属于只买不卖的阶级，对消除生产过剩可以做出贡献。特别是地租是来自土地级差的剩余，出自这种收入的支出，只增加有效需求，而不增加生产成本。

此外，他还指出，还有一批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如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他们的支出也增加了有效需求，抵消了由储蓄过程所产生的消费不足。马尔萨斯由此向社会证明，一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及其他寄生阶级，是绝对不可少的，非生产性的消费是社会的安全阀，没有它，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这种论点说穿了非常可笑。他说的这些不生产的消费者究竟用什么来购买商品呢？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他们不过是以地租及租税等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物价值的一部分，然后再用这部分价值在等价以上去交换资本家的生产物，全部利润就得到实现。无怪乎一个愤怒的李嘉图门徒向马尔萨斯质问说：“一个人的商品没有人需要时，马尔萨斯先生会劝他先付钱给别人，叫别人用这个钱来买他的商品么？”可见，一种庸俗的辩护性理论，是经不住驳诘的。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普遍萧条时，才被凯恩斯吸收到他的学说中并加以发展，从此，“有效需求不足”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失业和危机的“根源”。他们抹杀了这个“根源”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思想，是他上述几方面思想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经济增长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区分了“静止局面”和“早熟停滞”。所谓静止局面，是指在土地资源衰竭以后所发生的资本和人口出现零增长状态。马尔萨斯认为这是在资源约束下人口和资本动态均衡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增长率是工资水平的函数，而资本增长率则是利润率的函数；并且，资本与人口相互需求将调节工资与利润，资本和人口不同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成为自身的限制。即是说，当资本增长快于人口时，会形成很大的劳动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导致高工资水平，从而使利润率降低，于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源泉逐渐减少；当人口增长超过资本积累速度时，则工资下跌，利润率开始回升。工资下跌到一定程度人口便不再增长。所以，在人口和资本增长过程中，每一种利润率都转化为某一资本增长率，而这一利润率是与一定的人口增长率相联系的；同时，每一种工资率都可以转化为某一特定的人口增长率，而这一工资率又是与一定的资本增长率相对应的。因此，人口与资本彼此协调的均衡增长率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实现，相对的供求关系变化成为这一过程的动因。最后，“当一国的资本由于积累的不断增进以及可耕地枯竭，而不复增进的时候，资本和利益及劳动报酬必然在长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它们最后都低得不能进一步鼓励资本的增加，也不能进一步对于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维持生活资料为止”。这时，整个经济增长便进入静止局面。

但是，马尔萨斯认为这种局面在任何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实际上也永远不能达到。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容易发生的是不同于静止局面的“早熟停滞”状况——即在自然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时，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就已受到了抑制，甚至原有的财富和人口都发生显著衰退的现象。这样，马尔萨斯就把增长过程的停顿分为两类：其一是“任何国家，由于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最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比较停滞的时期”；其二是由于“缺乏有效需求……往往也会造成类似的停滞现象”，即“早熟的停滞”。它涉及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处于不发达阶段的国家所出现的“早熟停滞”。马尔萨斯认为当时的波兰就属于这一类型。其特点是国家还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之下，土地由农奴耕种，劳动产品完全属于农奴主。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所有制和人民的奴役状况对于任何种类的产业都不能起鼓励作用”。并且，剩余产品的分配也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地主除豢养一大批食客外，就别无其他办法来花掉他们的进款；另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够积累新的资本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所以，国内显然就没有一批人对土地的剩余产品形成充分的需求。于是，潜在的资源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多少年后依然贫困，人口稀少。马尔萨斯认为这类国家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发展工商业，扩大资本主义部门，从而提高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这一过程便可渐渐走出长期停滞状态。

第二种情况，处于工商业发展阶段的国家出现的“早熟停滞”。其特征是在土地尚未利用，即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资源制约的地步，便出现了利润低落，随之而来产生了对劳动的需求疲软、资本和人口增长日趋缓慢的局面，即“财富的增进……在时期还不成熟的时候就遭到阻碍”。马尔萨斯把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按马尔萨斯的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从事生产性劳动的那些人产生的消费和需求，绝不会单独形成积累资本和使用资本的动机；而人口、资本、技术改良、土地资源这些对生产最有利的发展要素只“倾向于便利供给，而与需求无关，它们不可能单独地对财富的不断增长提供充分的刺激”。由于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经济增长的刺激与来源就难以得到保证。

关于有效需求问题，上一章及本章前面已有所说明，现在结合经济增长观点，再做进一步阐述。

马尔萨斯认为，为了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生产能力和分配手段必须结合，而分配手段的目的在于达到一种“适度储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三种形式——地产的分割、扩充国内外商业、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消费——来减少储蓄，提高有效需求程度。地产的分割有助于重新分配大土地所有主的收入，从而有可能产生较多的中产阶级，强化消费倾向；国内外商业扩充无疑可以增加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刺激消费。这两方面能够有效地克服储蓄过度。但是，在马尔萨斯看来，作用最主要的莫过于保护和发展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主要是以赋税收入为基础。来自利润和地租的赋税既缩减了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储蓄，又把购买力直接打入市场，可达到双重效果。不过，他并不主张搞财政赤字刺激需求。马尔萨斯相信，通过上述分配手段进行调节，利润率就会上升，各种潜在的增长要素便可能在适当的刺激下被纳入增长的轨道上去，“早熟停滞”便得到克服。这说明，马尔萨斯全然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无法克服的困难。

马尔萨斯尽管较早地意识到总需求不足必然会导致增长过程中断，出现“早熟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但他错误地利用这种矛盾来论证一切非生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这些阶级非生产的花费对持久增长的重要性，这充分表明了他为寄生阶级辩护的立场。

除了强调有效需求对经济持久稳定增长的重要性以外，马尔萨斯还提出一种农业、制造业之间平衡增长的观点。

在论述产业平衡问题时，马尔萨斯是在英国的特定背景之下强调产业平衡的。当时英国农业产值尽管在国民经济中居领先地位，但在近五十年内已发生大幅度下降，而制造业不论从产值的比重，还是从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看，进展都十分快。产业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工业的高增长，希望从海外获得廉价谷物以降低工资，提高利润率；土地贵族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谷物自由进口，以此来保护日趋没落的农业。马尔萨斯主张产业平衡增长的思想，就成为后者手中的理论武器。其观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马尔萨斯认为，国内粮食产出决定长期的人口增长。也是其他产业发展的最终限制，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所以，忽视农业，较多地倚重制造业、商业，势必影响人口和财富的长期增长。由此，马尔萨斯反对通过对外贸易从各个国家获得粮食维持迅速增加的工业人口，以减轻本国由于土地资源日趋耗竭而形成的增长制约的观点。他指出，放弃农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这样做等于把自身的发展寄托于一个外国农业增长的基础之上。当粮食出口国生产发生萧条、或农业增长速度与进口国需求增长速度不一致，或对工业品需求发生变化，或彼此交换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存在的有利价格比率丧失之时，必然影响到工业国人口和生产的扩张水平，资本和人口的增长也就会趋于停滞。总之，依赖一个不受本国控制的不确定的外部市场会使很大一部分人口“遭受工业国家在商业途径上必然遭到的波动和变化”，只有发展农业，实现本国粮食自给，才是一种可取的方式。

第二，马尔萨斯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还必须有与农业规模相适应的工业才行。这是因为尽管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极限是与土地资源耗竭联系在一起，然而土地生产力并不是决定产出量的唯一条件，还必须对农产品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农业产量才可能达到土地生产力所允许的最大限度。而工业发展的作用不仅在于可为农业增加资本品的投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工业发展起来能够形成一种工农产品之间的相互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通过这一相互需求维持一个稳定或上升的价格水平，对于保持增长的利润动力十分重要。因此，“每一个领土国家，在它向富庶进展的自然过程中，应当为自己生产工业品”。这样，土地产品就能在国内找到现成的市场；并且这样的一个市场特别有利于资本的不断增加。他还认为，由于工农业“齐头并进”有利于财富的增长，人口增长的极限便可向前推移，从而工农业平衡增长的国家有着和单独发展工业或单独发展农业的国家不同的增长极限。马尔萨斯的这些观点，足以表明他对产业平衡增长的重视程度。

第三，产业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比例或速率才是平衡增长，马尔萨斯并没有明确表达。但他指出，应使“农业与工业并驾齐驱，并使农业与工业两个阶级之间能保持一种更大的平衡”。而且必须使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人口与农业人口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再考虑工农两大部门产品必须形成相互有效需求的观点，马尔萨斯所谓平衡增长就含有工农业之间产值比率不变、增长速度一致的绝对含义。显然，这不符合经济增长的史实。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农业总产值比重必然出现下降。所以现代产业平衡增长无非是指按产品根据各自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加产出量。马尔萨斯之所以赋予平衡增长上述含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人口增长的假定：既然劳动人口只要具有糊口水平以上的生活资料就会增长，那么对农产品的需求就绝不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缩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尔萨斯确信农业只要在国外谷物不自由进口的情况下，必然会与工业一起平衡增长。由此可见，虽然马尔萨斯的平衡增长的内涵与经济生活必然趋势并不相符，但却是与他的理论体系相一致的。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马尔萨斯强调工农业平衡增长，无视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日益转变的事实，并不符合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无非是想通过产业之间的平衡增长，来创造出一种较稳定持久的产出扩张。但是，他是把创造增长刺激的任务放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等非生产阶级身上，从而使他不可能像李嘉图那样把这种寄生阶级作为社会的赘瘤加以批判。不过，马尔萨斯产业平衡增长思想却为后来强调部门平衡发展对均衡增长起重要作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