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职能和公共债务

古典的传统理论不强调货币的重要性，其思想渊源来自亚当·斯密的著作。

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随着交换的发展而自发地产生的。分工的局面一经形成，社会中每个人的劳动生产品，就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大部分的欲望，必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产品去换取别人的剩余产品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0页。">在这个商业社会中，交换如何进行呢？他的答复是：在分工初期，交换很困难，因为那时是直接交换。在直接交换中，彼此的需要常常不能恰相吻合，即某甲的商品可以对于某乙有使用价值，而某乙的商品对于某甲却没有使用价值，于是交换就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必须握有在交换时谁都不会拒绝接受的商品才行，这样，从商品界中就分离出一种人人都乐意接受的商品，它就是货币。所以，货币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个发生并不是有意识的发明或协议的结果，而是由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是由“不可抵抗的理由”所决定的。

这个不被人们拒绝的商品是什么商品呢？他说，最初选过牛（荷马时代的希腊），盐（埃塞俄比亚）和贝壳（印度），后来选定了金属，最后是贵金属。货币出现后，交换就顺利进行。

亚当·斯密能认识到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商品，货币是在交换中自发形成的产物，这是他的货币学说中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他越过了历史发展阶段，从一般价值形态来谈货币的起源。他说的牛、盐、贝壳等，属于一般价值形态发展阶段的产物，其实质已经是货币。因为这时商品界已经分裂为二：一方是普通商品，另一方是与普通商品对立的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实质上就是货币，只是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

亚当·斯密全然不知道，货币的起源是从商品内在矛盾引起的，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发展的结果。商品的内在矛盾，在交换中必然表现为外部矛盾而由另一种商品来表现它的价值，所以在简单价值形态中，已蕴藏着货币的胚胎了，经过扩大价值形态，发展到一般价值形态，货币由此出现，最后在贵金属的货币价值形态上固定下来，所以，亚当·斯密对货币起源的论证不过是说，当货币出现时，货币就产生了。而对于货币如何发展起来，却缺乏科学的解释。

但是，亚当·斯密对货币职能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接触到货币的各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并且还指出：“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说明他已正确理解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不过他特别赞扬的是货币的流通手段的职能，说“货币是巨大的流通轮子”，解决了交换的困难。

所以，亚当·斯密的着重点只是简单地把货币看成交易的媒介和覆盖于实物经济的一层面纱，没有把货币理论融合于经济理论体系中，没有引向生产领域。这就是货币理论在他的学说中不占重要地位的原因。

由于他只把货币看作是流通工具，自然就不能把纸币和铸币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流通手段，纸币和铸币起到同样作用。因此，他主张用纸币流通代替金币流通，认为纸币成本低廉而且又便于携带，维持费也比铸币少得多。他把金与银比作一条公路，能把商品带到市场，但它自己不生产什么；而银行提供的纸币，节省了生产金银的劳动，就像通过空中的一条公路，把商品带到市场，从而使土地节省下来做其他用途。只要纸币可以兑换黄金，则少量贵金属做准备就足以应付。亚当·斯密不了解纸币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范围内，固然可以代替铸币，但是这种代替也只能限制在不超过商品流通需要量的范围内，超过这个范围，纸币就要贬值。在当时，按理，既然主张纸币代替金属货币，那么，劣质货币代替足值货币自然也可以了。但是亚当·斯密却反对劣质货币流通，他认为这是国君欺骗人民的办法，而这种措施，只有利于债务人，不利于债权人，结果使个人财产失去保障。显然，这个论点是和他的纸币观点有矛盾的。无价值的纸币可以代替金币，那么，铸币的重量和成色的足与不足又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他的劣质货币流通对债务人有利，使债权人受害的看法，也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在货币贬值中，债权人往往以实物计算本利，而工人工资则永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程度，所以，真正受害的是一般劳动人民，而不是有产者和资产阶级。

纸币代替金币，社会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如何确定呢？亚当·斯密同意詹姆士·斯杜亚特的说法，不是货币数量决定商品的价格，相反地，而是商品的价格决定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这是正确的。

由于国家债务涉及课税和货币流通问题，亚当·斯密反对因公共债务的增长而引起赋税的增加。当时出现一种观点（也是今天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国内举债是不要紧的，因为是我们自己欠自己的。亚当·斯密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有人说，支付公债利息，有如右手支给左手。所有货币，都未流出国外，那不过把一国居民某阶级的收入一部分，转移到其他阶级罢了，国家不会因此比从前更穷一文。这辩解，全是基于重商学说的诡辩。”

亚当·斯密深恐国家征收重税会导致商人和工厂主把货币资本移转到国外去，给本国造成危害。因为他的著作是写于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之前，所以他没有论及政府举债支出是否可以抵制或缓和经济萧条的问题。他当时只是悲观地预见到长期增长的公共债务也许会毁灭所有欧洲的国家。英国的债务在他的著作发表前一年（1775年）为12900万英镑，他为此感到烦恼。

偿还国债及政府经常开支均需筹集资金，而其来源是征收赋税。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斯密提出有名的四项赋税原则：①公平原则。即按各人的资力（收入）的比例纳税。由此他赞成累进税。②确定原则。即不要随意改变税则。③便利原则。即交纳赋税的日期及方法，必须予纳税者以最大的方便。④经济原则。即以最低费用征收赋税。

上述赋税原则，对资产阶级财政学一直影响很大。它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倾向，因为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但其根本缺点，是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赋税的阶级性。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赋税，即使按照所谓公平原则，从税负能力说，它对劳动人民依然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