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主义奠基者魁奈的经济思想

前面说过，法国农业危机十分严重，农民十分贫困，国家财源枯竭，经济财政濒于绝境，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举国上下束手无策。1715年路易十四刚刚在一遍怒骂声中死去，突然有一个不速之客闯入法国，他是一个国际金融活动家和大投机商人，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名叫约翰·罗（JohnLaw，1671—1729），著有《论货币与贸易》（1705）一书，以鼓吹信用制度出名。他到法国后，立即向法国政府提出解除财政危机的建议：创立国家银行，吸收存款，扩张信用，举办专利的工商企业；以国家不动产为担保，发行银行券代替硬币流通，借此把公众手中的贵金属吸收到空虚的国库里来，以充实发行准备。这样，由于国家货币（银行券）充裕，可以使国内和国外贸易繁荣起来，通过对外贸易顺差，带回更多的黄金与白银。

罗的信用政策的理论根据是：土地、自然产物、工业品和人口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基本要素。要使这些要素发挥作用，活跃国民经济，则有赖于振兴商业，而商业又须依赖于流通；流通又依赖于货币——贵金属，贵金属又可依赖于法律的帮助而代之以信用货币。所以“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而且信用货币——银行券有许多好处：能够随意创造、方便携带、成本低微、流通自由，它远比价值涨落不定的金银货币为优。

罗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信用拜物教，而其实质则是重商主义的变种。既然银行券可以代替贵金属增进国家财富，法国朝野人士甚感欣慰。大家幻想着：只要乞灵于印刷机，国债赖以清偿，财政危机赖以解除，富国裕民，指日可待。于是法国政府欣然采纳了罗的计划。1716年成立通用银行（后来改名为皇家银行），开始发行银行券，收回金属货币，充实国库。1719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后来吸收国家大公司参加，改名印度公司），专门从事买卖地产、对美洲及殖民地贸易、对路易斯安娜殖民和实施密西西比河的开拓计划，而且获得了种植和销售烟草的专利权；此外，还经营投机业务。他的银行和公司控制了法国的对外贸易、货币、银行和租税系统。银行在1719—1720年间发行了将近30亿利弗尔的银行券，用来赎兑政府公债，而银行的真正财产不过7亿利弗尔。1720年罗出任财政大臣，又进一步推广公司业务，扩张信用，增发银行券。结果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银行券急剧贬值，信用发生动摇，投机者纷纷向银行兑取黄金白银向外输出。罗采取强制办法，禁止金银外流，但挤兑仍然继续，最后银行宣告破产，罗的政策遂以失败告终，罗本人逃到意大利威尼斯。

罗的全部理论错误在于：第一，等同了信用与货币（铸币）。银行券是金的符号，有它的流通规律，其数量决定于流通中所代表的铸币量，超过时必然贬值，因多余的纸币不会被窖藏，它一旦投入流通，与金银货币不同，就不再脱离流通，而且国境界碑阻止它流出。第二，混同了货币和资本。货币增加不等于资本增加，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货币不转化为资本，就不会发生机能作用，使自身增殖。第三，和旧的重商主义者一样，把流通领域视为产生利润和增加财富的源泉。

马克思说，自约翰·罗以来，“一切主要的为信用宣传的人物，都具有有趣的混合性质：是欺诈者，同时又是预言家。”资本论》第3卷，第563-564页。">是欺诈者，因为他把膨胀信用资助自己的商业和投机活动，说成是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是预言家，因为他对信用货币寄予天真的信念，使他终于预见到后来信用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

科尔培尔主义和约翰·罗的体系的破产，给人们一个沉痛而有益的教训：没有坚实的生产事业做基础，一切想在流通领域寻找国家致富之道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从此，注意生产领域，重视农业和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得到了抬头，并由魁奈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迅速传播开来。他们在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前人布阿吉尔贝尔和康替龙等人的重农思想，逐渐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被叫作重农主义。这些重农主义者形成了一个学派，被叫作重农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除魁奈外，还有老米拉波、奈穆尔和勃多等。魁奈以后，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杜尔阁，他把重农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其后，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是小米拉波，他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立宪会议上把大部分重农主义的原则从理论变成实际。重农学派的产生是如此的与重商主义的失败联系在一起，所以，马克思说：“重农学派的出现，和科尔培尔主义被反对有关系，和约翰·罗体系的崩溃有关系。”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版，第50页。">

由于重农学派最早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产生于法国，但其对整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魁奈（F.Quesnay，1694—1774）出生于律师兼小地主家庭，12岁才开始读书，16岁当外科医生学徒，曾一度在巴黎学习医学，后来主要靠自修，25岁时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因视力上的缺陷，他被迫放弃外科医务，但仍继续行医，颇有声名。1730年他被选为外科医师协会秘书，1749年受聘为宫廷庞巴杜夫人和国王路易十五的侍医，很受尊重。几年后因治愈王子疾病，晋封为贵族。他60岁左右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医学对他的经济思想有很大影响。当时粮食价格和租税问题为经济学界所讨论的中心，他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提出一套经济措施和理论见解。其主要著作如下：

（1）《农人论》（1756）。主要讨论农民阶级贫困的原因。认为它是由于农村青年抛弃乡土，苛捐杂税影响农业的安全，以及谷物贸易的限制等所造成。他指出，农业为一国最基本的产业，一切原料品皆来源于此，而原料品乃一国原始财富，是全体人民生活的基础。但是农业要得到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条件：自由与安全。

（2）《谷物论》（1757）。着重阐明如何使谷物生产增加，以促进国家的繁荣。认为资本主义的大农经济，是一国经济繁荣及人口繁殖的真实基础，但是必须贯彻谷物自由贸易政策，才能激励大农经济的发展。

（3）《经济表》（1758）。后面有专节论述。

（4）《农业国的经济》（1763）。在这最后一篇文章中，魁奈说：欲发展工业，必须首先扶植农业，以增加原科品的生产，舍此而去专门讲求工业奖励政策，必然遭到失败。他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观点，指出：追求贸易差额，既不代表贸易利益，也不代表新的财富的增加，因为由出超所带回的货币，是用等价的而且在使用价值上比货币更有用的商品换回来的。所以，顺差并不是贸易有利的标志，更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他还说，假如所有金银集中某一国家，其他各国无力向它购买商品，终必造成输出停止，而金银增加的结果，势必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高昂，不得不向他国进口，大量输出金银。他也反对保护关税政策，认为这个政策会造成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加重消费者负担，而且它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别国实行报复关税，结果本国商品输出亦蒙受其害。

自然秩序观点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主义”一词译自日文，原文是希腊字Physiocratie，其意为自然的统治，首先是奈穆尔使用，魁奈接受了这个观念。按重农主义者的解释：神意规定了一个普遍的、固有的、完善的自然秩序，它是至高无上的，人的一切活动，凡符合自然秩序的规律就能得到最大幸福；反之，违反这个规律就要出现糟糕的结果，所以人类要获得最高福利，就要按自然秩序行事，要遵从自然的统治。因此，从原意看，重农主义是一种主张依据自然秩序规划经济生活的学说体系。重农主义者也说，他们的学说乃“自然秩序”的科学。

什么是自然秩序？一说是因重农主义者受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也把自然秩序看作合乎理性的秩序，是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一说是它来自中国先秦的“天道观念”，“天道”就是天理，即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的合理的秩序，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因魁奈本人潜心研究中国哲学，被称为“欧洲的孔子”，颇受“天道观念”的影响。总之，两者都认为自然秩序是一种永恒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但是，重农主义者不能摆脱封建的宗教观念，把这个实际上是被他们用来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客观规律说成是造物主上帝制定的、超历史的、具有普遍性和不变性的东西。因此，他们要求人们第一个义务是领会它；第二个义务是使一切人为制度必须与它相适应。承认规律的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种科学见解，但其错误在于把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规律，看成是超历史阶段的抽象规律。

魁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即在阐明这种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取消一切限制干涉政策，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个人的自然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劳动权，以及追求一己经济利益的权利。这种主张，反映了当时新兴产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企业经营的自由发展，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共同愿望。

从经济自由出发，魁奈表示了他的政治观点：认为自然秩序并不意味着不要法律，只是不要不必要的法律，而必要的法律，不会是很多，因此他要求“最少的法律”。魁奈认为国王的职能仅仅是表达神的意志，所以他必须默认自然的统治，必须按照神的意志对人类社会进行统治，这就需要“最大的权威”。“最少的法律”和“最大的权威”构成魁奈的“开明专制”的政治观点。意思是说，统治者不以他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根据自然秩序去专断一切。

魁奈曾以中国皇帝比喻说，“天子”既说明了最大的权威（因为他是天的儿子），又说明了顺乎自然的意思（因为他是代表自然界统治人类社会），因此国王不过是自然界的主宰者通过他来执行自然秩序的工具。由此他把中国皇帝理想化。此外，他还把国王比作乐队的指挥者。认为指挥者的极大权威，表现在乐队都跟着他一致行动，但指挥者必须按照乐谱进行指挥，不能瞎指挥。

作为开明专制的拥护者，魁奈不赞成政治自由，因为选举出来的代表，往往不能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而君主专制则能够以永久的不自私自利来调和全部利益。由此，他不主张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而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从而使人民可以享受最大的幸福，并可以防止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路易十五死后十五年，法国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参考资材），第4页。">

这里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首先指的就是重农主义者魁奈等人。

魁奈从自然秩序观点出发，认为如果人为秩序果真体现了自然秩序，那么这个社会便是健康的社会；反之，就是已经陷入疾病状态的社会，必须进行医治。在他看来，当时法国社会即属于后一种，应通过治疗使它恢复健康状态，也就是恢复到符合自然秩序的境地。为了医治法国社会的疾病，魁奈仿照人体血液循环的原理，创造了一个据说是符合自然秩序的“理想社会结构”。在他看来，按照这个结构行事，法国的病就会痊愈了。

魁奈的“理想社会结构”由以下三个阶级组成：

（1）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活动的阶级，包括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他假设这个阶级占全国人口1/2，并认为他们是唯一能生产“纯产品”的阶级，国家的兴旺寄托在它身上。他把这个阶级比作人体的胃，专门生产血液，输送到心脏（实际上胃不直接生产血液，这个比拟是不适当的）。

（2）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包括僧侣、贵族、国王及各级官吏，假设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这个阶级的特点，是以地租形式从生产阶级取得“纯产品”，他比作人体的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中枢，社会经济活动，赖它得以运转。魁奈从生产与非生产的概念出发，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把这个阶级看作是不孕的，因为他们不从事生产活动，所以地租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是在晚期著作中，他又采取另一种态度，认为土地所有者是部分从事生产活动的，因为他们曾在土地上做了永久性的改良措施，支出清理土地和排水等费用，由此获得土地果实的请求权。我们认为后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出租前对土地即使有所支出，无异增大购买土地的投资额，地租收入会相应扩大；他们既未参与生产活动，就和生产没有联系。至于所讲对土地果实的请求权则是来自土地私有权，整个地租收入，都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

（3）不生产阶级。它包括除农业外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主要指工商业资本家、财贸人员及工人（包括工匠和技工），假设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因为他们不能创造“纯产品”，所以是不孕的，由此被叫作不生产阶级。但认为这个阶级中的工匠和技工应比从事财政贸易的人员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增加原料的价值，从而得到收入。因为这是劳动所得，等于所创造的价值，以此同农产品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就整个阶级说，为维持农产品的正常价格，在经济体系中，它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会使农产品市场缩小，从而阻碍农业资本的增长，但其人数应减少到最小限度。对这个阶级中的大商业资本家，魁奈则予以谴责，认为他们常干投机倒把活动，谋取有利贸易差额，并且买贱卖贵，损害了农业；他们得到的收入是寄生收入，仅仅代表纯产品的扣除。

魁奈把不生产阶级比作人体的肺，认为它对生产血液起着辅助（氧化）作用，为社会生存所不可少。

这样，他把社会资本的循环，比作人体血液循环。认为上述三个社会器官各司其职，社会财富再生产和流通就会川流不息地顺利进行，社会就不致发生疾病，而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理想的社会。他的著名的《经济表》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

承认社会中有阶级存在，并把社会成员按照经济活动和作用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这仍然是可贵的。但是他还没有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因为他不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使用情况来划分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的，这就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把雇佣工人和本部门资本家组成一个阶级，不仅混淆了两者的阶级本质，而且掩盖了两者的对立关系。这个错误除了阶级局限性之外，还有社会根源及学说体系的原因。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封建农业还占统治地位，利润还被视为高度熟练劳动的工资。这就容易模糊阶级界限。还有，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同农民、手工业者、小市民和资产阶级同属于第三等级。又因为只承认农业是财富的源泉，由此按生产与非生产部门来划分阶级，也阻碍了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的划分。

在魁奈的理想社会结构中，保持社会平衡的力量是自由竞争，因为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等价交换才可能实现，从而社会财富在各个阶级之间才会得到合理分配。他所讲的等价交换是指生产费用相等的商品进行交换。既然交换是等价的，那么，交换就不能成为财富的源泉。这对于重商主义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不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为科学地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魁奈经济理论的中心是“纯产品”学说。他把农业看为唯一的生产部门，就因为认为农业不仅是国民生存的源泉，而且只有它能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这部分新增加的财富，就是农产品减去生产成本的余额，即纯产品。在论证这个问题时，按照魁奈的意思应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他所说的农业是指租佃土地耕种的农场主经营的资本主义的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和其他在土地上劳动的生产者如矿工、渔夫等，是唯一能够生产纯产品的人。由于劳动者与大自然并肩工作，纯产品来自大自然的恩惠。纯产品就是生产量超过劳动者生存需要的真正的剩余额。第二，劳动者所消费的部分，即劳动力价值，是指劳动者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第三，资本家的利润被看作是资本家熟练劳动的工资，也包括在工资开支中。所以“纯产品”不包括利润在内，它全部等于地租。

魁奈没有专门论述价值问题，在他的心目中，使用价值就是价值，两者是同一概念。由于这种混同，他便把农业中新创造出来的“纯产品”，说成是大自然参加农业工作的结果，是大自然无偿地给予人类的恩赐物。他不知道，没有人类劳动，这个“恩赐物”是不会实现的。

使用价值就是价值，怎么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尺度去求算“纯产品”（农产品减生产成本）呢？魁奈没有别的办法，依然只有从使用价值来说明价值，从物质资料增加的数量来确定价值增加的数量。农产品麦子减去用作种子的麦子、生活直接消费掉的麦子、其他生活资料消费折算成的麦子、肥料折算成的麦子，以及农具磨损折算成的麦子等，其余额便是“纯产品”的价值。可见，纯产品的价值不可能从使用价值求算出来，只能从价值形态来计算，即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共同的基础来计算。既然只能从价值来计算，它就与自然力无关，因为它是社会属性，不是自然属性。因此，“纯产品”不过是农产品价值超过生产成本和利润的余额，即额外剩余价值，它不是什么“自然的恩赐”，而是农业工人剩余劳动的产物。

至于工业部门，魁奈认为没有“纯产品”的产生，因为大自然没有参加工作。工业所产生的价值只刚好能补偿或替代被消耗的原料和这个部门全体人员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两项都是农业生产出来的。工业只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新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它的价值只等于生产成本的价值。所以，工业不是生产部门，它的增长，依赖于农业的增长。

从以上可以看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有其贡献：第一，他正确指出剩余价值（纯产品）的产生源泉是在生产过程，而非流通过程。第二，他把工资当作一定量（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来把握，这就可以把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增殖间的差额（剩余价值）计算出来。第三，他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不仅把农业视为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基础，也视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发展的基础。这是一切社会的共同规律。

魁奈的错误是：第一，由于混同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以致把工业部门视为非生产部门，把工业劳动视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第二，他把利润视为资本家熟练劳动的报酬，纳入工资范畴，掩盖了剥削。第三，由于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这个自然基础，就把自然力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其实，工业生产同样离不开自然力的作用，如矿藏、空气、光线、水力等也是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自然条件。可见，自然基础是普遍存在的，一切价值的创造和增殖，皆出自人类劳动。

由于农业是纯产品的源泉，魁奈便只把农业资本看作生产资本（增殖的资本）来进行研究，从而把握住资本与剩余价值的联系。他把农业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每年都要预付的年经营资本（因为农业每年周转一次），称为年预付，如种子、肥料和生活资料（工资）等；另一部分是一次预付许多年的，即基建投资，称为原预付，如耕畜、农具、房屋和水利设施等。魁奈指出，两种预付金的划分，是根据它们依不同的方法参加生产物价值的完成为标准。每年预付金，因它的价值在一年中全部移转于生产物，所以每年能够从生产物中得到补偿收回；而原始预付金，只是部分地、分批地移转于生产物价值内，所以必须经过若干年才能完全得到补偿收回。由此，我们知道这两种资本的划分，实际上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这种划分的重要意义，在于分析两种不同的资本是怎样再生产出来及其流转速度如何。而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它用来代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企图掩盖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在划分资本时，魁奈从生产过程看问题，不把货币算作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认为这两种资本的区分，是到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时才发生的。这是他的正确见解。但是他不理解货币与资本的关系，认为货币只是流通工具，不能成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忽略了资本在其运动中也采取货币形态。

由于魁奈只承认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因而他对货币的内在价值，便持否定态度。他反对重商主义将货币与财富等同看待。认为国家财富是生活资料、方便品的总和，不是货币的蓄积。货币本身并不具有生活资料或其他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所以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并且货币完全可以由国家发行的纸币来代替。由此他主张废除金属货币，以免社会负担极大的非生产性的流通费用，因为贵金属的取得是用财富去交换来的。贵金属的积累越多，花费的财富越大，从而国家也就变得越穷。

可见，魁奈的货币观点是名目论观点，并且在货币名目论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这个学说的先驱者之一。他的错误在于把货币和商品割裂开来，把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视为等同，从而把它看作是一种价值符号，把纸币看作真正的货币。然而实际上纸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只是金属货币的代表，纸币的流通量决定于它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属货币的量。

重农主义者认为他们对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经济表》表达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及其在三个阶级间的循环。由于哈维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的鼓舞，魁奈创造性地设计出一张表，用几根线条互相交错着，来证明在经济生活中各阶级的互相依赖关系。

魁奈的《经济表》概括了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第一次试图用宏观方法来分析投入产出的平衡问题、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以及国民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关系等。最初出版的是1758年写的《经济表原表》，流传不广，没有为人们所理解。1766年魁奈在其所写的《经济表的分析》一文中，把“经济表原表”加以简化，改写成“经济表范式”，仍未为人们所理解。它一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是一个谜。后来是马克思揭开了这个谜。这个表企图调和法国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保护和发展农业为基础，改造国家社会。

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后简称《经济表》）

注：其中一半被该阶级留作下一年的预付（引自魁奈《经济表的分析》）

《经济表》所描述的经济，假定是封闭式的，并且只作静态分析，纯产品是分析的焦点。它有几个假设前提：①社会上普遍实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耕者租佃土地、交纳地租、供给自己的资本，雇佣所需要的工资劳动者。②只进行简单再生产，没有资本积累；③全部交换是阶级之间的交换，不是个人间的交换，并且把一个年度的买卖，合算成一个总数，而且价格不变；④排除对外贸易；⑤分析主要着重于国民经济的农业方面；⑥储蓄等于代置资本的需要。

《经济表》是以一年农产品收获完毕，即上一年度的终点为出发点；在终点之后，开始新的经济年度的。这时各阶级的经济情况是：（1）生产阶级投下100亿利弗尔的“原预付”即固定资本设备，假定可用10年，每年耗损十分之一，则每年应提折旧10亿利弗尔，是为“原预付利息”。此外，还投下“年预付”即流动资本20亿利弗尔，每年一次收回，包括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农场主的工资、资本利息、种子和饲料等，并假定这笔资本能生产出100%的纯产品。生产阶级在年度开始时，拥有50亿利弗尔的农产品，其中40亿为粮食（包括饲料10亿），10亿为工业原料。（2）土地所有者阶级拥有20亿货币，也就是国家货币储蓄总额，这是上年度生产阶级交付他们的地租总数。（3）不生产阶级拥有20亿利弗尔的工业品，由10亿原料（年预付）和10亿生活资料（工资）所构成。

《经济表》的全部流通过程，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内，可归纳为以下五个行为：

（1）土地所有者以地租收入半数10亿货币向生产阶级购买粮食，即AB线。

（2）土地所有者又以所余10亿货币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即AC线。

（3）不生产者阶级以所得10亿货币向生产阶级购买粮食，即CD线。

（4）生产阶级把流回到手里的货币用10亿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即EF线。

（5）不生产阶级又以所得10亿货币向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原料，即GH线。

交换结果：土地所有者得到10亿利弗尔的粮食和10亿利弗尔的工业品，满足了一年寄生生活的需要。不生产阶级得到10亿利弗尔粮食和10亿利弗尔工业原料，保证了再生产的继续。生产阶级得到10亿利弗尔工业品，补偿了过去一年“原预付”的耗损；收回货币20亿利弗尔用作交付下年度地租；还剩下20亿利弗尔粮食（其中生产阶级消费10亿，饲料10亿）补偿了“年预付”，又作为下年度的经营资本。这样，工农业的再生产过程便得以恢复。

以上商品货币运动，在魁奈看来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理想国”的分配秩序，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循环秩序。

魁奈指出，倘若土地所有者阶级放纵于奢侈生活，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超过所得的一半，则购买农产品必减少，农业投资就不能复原，就必然引起农业衰退，下期纯产品将缩小，就会破坏了国民生活的安定，继续下去，国民经济就会濒于崩溃。《经济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是一个杰出贡献。马克思指出：“商品资本的循环（W′……W′）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P……P形式，来和G……G′（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见识。”

我们知道，G……G′并不表明再生产，G′是循环的终点，生产过程是中间环节，由于G′是流通过程的直接结果，就给人一种假象，仿佛价值是增值于流通过程，这是重商主义者的幻觉。P……P是再生产形态、但不是把价值增值当作过程的目的表现出来，只在说明生产是用同样大的生产资本来进行。终点的P与始点的P一样，没有表现出财富的增加，而且和G……G′一样，都是流通过程的直接结果。W′……W′形式则不是这样，始点和终点，都带有剩余价值。它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循环，又包括剩余价值的循环，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说明价值增值，不是来自流通过程，而是来自生产过程。财富创造出来，一开始就是分配的进行，体现了生产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关系；通过流通使价值得到实现和实物得到补偿，保证了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它是反对G……G′最有力的形式。

这个表还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包括各阶级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的交换、再生产的消费和个人消费，并把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间的流通，视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这些为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提供了科学价值。而《经济表》的主要缺点是：只片面地把农业视为唯一的生产部门；没有把20亿工业品列入社会总产品中；没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论做基础，从而不能科学地阐明整个社会各生产部门的财富创造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没有正确地把社会各生产部门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门，因此不可能在理论上最终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问题。

《经济表》中长期以来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即不生产阶级从何处取得它自己需要的工业制成品。因为它的全部制成品20亿，已如数出卖给其他阶级。解答这个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阶级可以高于价值出售其产品，价格与价值的差额，就成为本阶级的工业品消费的来源。显然，这种解释是和《经济表》的基础——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相违背的。第二种意见认为，不生产阶级也像生产阶级那样能够生产出自己的“纯产品”来满足本阶级的需要。这个解释也是和“经济表”的基本原理——只有农业是唯一能生产纯产品（物材的数量增加）——相违背的。第三种意见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米克的解释：认为事实上不存在封闭式的经济，不生产阶级可以从事大量的对外贸易。既然不生产阶级的人数只占生产阶级的一半，这个阶级的消费，必然也只占生产阶级的一半，因此，不生产阶级的粮食消费应该是5亿，而不是10亿，其余5亿的粮食便可用来输出国外，换取工业制成品，供应本阶级需要。这个意见，有一定根据，但引入对外贸易仍然与《经济表》的假设前提相违背。

我们认为，如果把魁奈错误的价值观念加以纠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工业制成品的价值是由C+V+M构成的。商品是按这个价值来进行等价交换的。这样，不生产部门除依生产成本数额出售产品20亿外，还有一个相当于剩余价值的余额，作为本阶级的消费。

如果把魁奈的《经济表》和他的改革建议结合起来，就能更进一步理解其真正含义。《经济表》力图表明这样一条原理：既然只有农业能创造纯产品，那么，一种理想的合乎自然规律的经济政策，必须维护纯产品的创造活动不受侵害。可是，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却不是如此：滥征租税，设置贸易障碍，扶植不必要的大贸易商人、不健全的农业组织、垄断的手工业行会，以及与连续的殖民战争和宫廷的挥霍无度相联系的空前庞大的公共债务。这样，法国的经济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一）租税改革

租税改革是法国长时期以来的一个中心问题。在法国这样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中，政府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土地，而僧侣和贵族是传统地免除土地税的。这样，租税的负担便集中在第三等级身上，特别是不堪负荷的贫穷的农民身上，这就导致农业严重衰退。

魁奈及其追随者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他们的租税改革建议。他们认为世袭的土地税的豁免应予取消，实行土地单一税，以代替整个复杂的租税系统。这样，所有的土地所有者，根据各自占有的纯产品数额，成为租税课征的唯一对象，从而废除了对农工商各业的一切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课征。

土地单一税的逻辑性是十分清楚的。根据魁奈的学说，一国农业年产物中，一部分是“纯产品”，被当作地租全部交给土地所有者，另一部分是下年度再生产基金即农业资本。如果对农业资本课税，那么就会侵蚀农业的生产基金，则购买生产工具的资本和年经营资本就要减少。由于农业投资减少，耕地面积也必然相应缩小，从而引起“纯产品”下降，也就是土地所有者收入和社会财富的下降。所以，不能对农业资本课税。

此外，也不能对工商业课税。因为工业没有纯生产，商业只能移转商品的位置，对它们课税，商品价格将随租税负担加重而相应提高，结果，全部转嫁到土地所有者阶级和生产阶级头上；而后者由于生产成本增加，必然导致“纯产品”减少。另一方面，如果不提高工业品价格，那么就会减少工商业对生产阶级的购买，从而造成农业生产收缩，纯产品相应减少。如果工业品和农业品都因负担租税各自提高自己产品价格，最后，也必然转嫁到没有商品出卖的土地所有者身上。所以，归根到底，租税全部由土地所有者阶级负担。既然如此，就不如简化税则，只对地租课税，还可以大大减少征收费用，而征收费用的减少，又会降低税额，给土地所有者带来好处。可见，土地单一税是一种最优良的租税制度。按照魁奈的意见，土地单一税的征收，不需要多于纯产品的三分之一。

显然，这个理论有其片面性。劳动人民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收入。工人的工资只等于最低生活资料价值，当然不应作为课税对象，但是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则可以和地租一起作为课税对象，它不过引起这些剥削收入的重新分配及其购买力的移转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重农主义者在租税问题上，实际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他们免除租税的负担，同时削弱封建主的经济力量。但魁奈却一本正经地把它说成是为土地所有者阶级打算，为封建社会治病。所以，马克思说：“一个学说体系的标记，是由这点来和其他物品相区别：它不仅欺瞒买者，且也往往欺瞒卖者。魁奈自己以及他的直传弟子，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

但是，土地单一税的主张，仍有其进步意义。它的实质无疑是部分地废除土地私有权，因为一旦实施这个方案，一切土地所有者，包括僧侣、贵族在内，就得完全负担国家的纳税义务。这一主张是针对当时法国极端不合理的租税制度而提出的，它无疑可以减轻在苛捐杂税重重压迫下的广大贫困农民的负担。

（二）农业改革

魁奈认为土地单一税制度要获得显著成绩，必须以农业生产力的改进为基础。这就需要重新组织农业，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时法国农业是典型的小规模经营，每一个租佃农场主耕种小块土地，投资量小，农业改进不大，只有代之以大规模的耕作方法，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力，从而纯产品才能真正地得到增加。这个改革，从经济结构看，它必然意味着相对大量的小自耕农或小农场主，将代之以相对少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后者能够采用更为先进的生产方法，增加土地的单位这个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重新组织农业的建议，应该说是进步的，但是实行全面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大批农民流入城市，还必须相应地发展工商业，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

（三）贸易政策改革

重农主义者把商人的活动看作是不生产的，因为贸易仅仅涉及等价交换，不可能产生新的财富，无论国内或国际交换都是如此。这和重商主义者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在魁奈看来，追求有利贸易差额的商业活动，不仅不能创造任何新的财富，而且实际上由于降低对国内农产品的需要，还会导致财富的减少。

重农主义者反对重商主义的观点，也反对重商主义的干涉政策，力主自由贸易。有人说，自由贸易的主张，是和他们的商业非生产性观点相矛盾的。这是因为后来的自由贸易论者持有这样一种见解：自由贸易会增进一国的财富，这并不是由于增加了黄金存量，而是借此可以取得大量的、比较便宜的、质量好的商品和服务，无疑是增大了财富。但是，这不是重农主义者的理论根据，虽然他们是法国最早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反对各种限制措施，那是因为当时这些措施，无论在国内或国际贸易方面，都严重地阻碍了商品流通。认为禁止谷物出口、允许进口，而对工业制成品则执行相反的政策，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在自由贸易政策下，农产品价格可以得到提高，农业得到发展，势必促进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从而增大纯产品的数额。

从以上可以看出，魁奈的学说体系，实际上是代表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由于资本主义刚刚在封建制度内部产生与形成，以及魁奈本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他的全部理论就不免带有封建外观。因为这个时期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正在做艰苦挣扎，要从封建社会中孵化出来，于是魁奈的经济思想便交织着许多矛盾：一方面，把一年生产出来的产品，仅从质的方面分解为单纯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从量的方面去注意它们的价值额。一方面，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去说明农业和工业生产及再生产的进行；另一方面，又仅从物质形态去对生产过程进行核算。一方面，阐明地租是新创造的价值减去工资和利润的余额，明明是资本主义地租；另一方面，又把这个余额，按照封建惯例，当作封建地租看待。一方面，认为只有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业，才创造纯产品；无异承认这个纯产品产生于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把它说成是大自然的恩赐。这些矛盾代表着新旧生产方式及由其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矛盾。

魁奈的重大贡献是：不从流通领域而从生产领域考察问题；提出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对解放生产力有其重要意义；对生产资本和价值增值过程的分析，客观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探讨，做出了最有创见的尝试；“经济表”模式表明了投入产出的比例关系和平衡问题；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整体考察，开创了宏观分析法的应用先例。

总之，魁奈的学说对法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要代表入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受到它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