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繁荣与出版做强

一、内容的思想性是出版做强的重要因素

内容是出版的基础，不夸张地说，一部好的作品可以迅速成就一个出版企业，甚至能够极大地提升一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2012年，我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拥有其全部作品版权的精典博维公司瞬间成为行业焦点。公司不仅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回报，而且立刻进入了企业的加速发展期。有学者认为，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并不亚于我国出版业多年“走出去”所取得的成果。

出版企业做强不仅需要规范的企业制度和完善的市场机制等制度层面的保证，更依赖于其主要生产资料——内容的品质，否则再具有专业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出版人也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目光敏锐的出版社大量引进国外优秀图书的版权，创造了许多市场神话，不仅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动力，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近几年，在外版书引进速度开始放缓及本土高品质作品缺乏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图书市场开始陷入“内容荒”，图书首印数逐年走低。当下，除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之外，许多传统出版企业由于优秀原创内容的不足而陷入增长乏力的局面。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企业不仅要进行技术升级、拥抱数字出版，更要紧紧抓住内容这一安身立命之本，否则，经济数据再漂亮也难掩文化上的缺陷。

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关键在于有一批出版强企。它们的“强”不只表现在经济规模上，更主要地体现于出版物的思想性，因为只有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出版物才能够真正产生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然而，无论是从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来看，我国出版企业普遍存在着内容平淡和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在国内市场上，近年来新书品种越来越多，但“非文化”或“去文化”的现象也十分突出，如畅销书榜上充斥的大多是娱乐类、养生类图书。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出版在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三大领域，都缺乏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各国畅销书排行榜上难觅中国版权图书的身影；能够吸引世界学人目光的思想巨著几乎没有；科技出版物的水平也普遍不高。出版的最根本使命是“启蒙大众、追求进步”，其次才是“愉悦大众、引导消费”。只靠养生保健、心灵鸡汤等浅内容图书，我们成不了出版强国，只有多出版有思想性、有文化底蕴的精品图书，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质变。

二、思想繁荣有助于提升内容的思想性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有过两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繁荣：第一次在春秋战国之交，第二次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形成了不同学派及不同流派争芳斗艳的“百家争鸣”局面。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在思想领域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争论，春秋战国时期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等名家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长河中一直是国人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第二次思想繁荣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解体并酝酿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时期。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大家的思想通过出版物得到广泛传播，为中华文明向现代进步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费正清曾对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至1928年南京政府统一全国这段时间的思想文化发展做出过如下评价：

军阀们所制造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的攻击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使之盛极一时。……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因此，在1912年—1928年时期，一方面，是军阀时代使20世纪中国的政治团结和国家的实力达于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也是中国思想活跃和文学成就的高峰，作为对军阀一定程度的反应，在这个动乱与血腥的时代，却涌现出导致中国的重新统一，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1]

从这两次思想繁荣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可以基本得出思想繁荣与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通过有思想性的出版物的广泛传播而建立的。也就是说，思想繁荣的社会在自发地涌现各种先进理念的同时，也自然地提高了出版物的思想性，并借助出版传之久远的特性影响广大民众，促进社会进步。目前，我国虽已成为出版大国，但距离出版强国仍有一段长路。当前我国出版业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原创内容的不足和内容的平庸，以至于被戏谑为“文化产业无文化，内容产业无内容”。面对选题重复、创新乏力的出版市场，出版人和学者们之间常有口舌之争。学者们指责出版人缺乏文化品位没有能力多出好书，出版人则反诘学者们心浮气躁未将全部心力用于创作。2005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发此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并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类似地，我们出版人是否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有着六十多年发展历史的新中国出版社，有没有哪一个的出版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的商务相提并论？”虽然“钱学森之问”是教育界的艰深问题，但却为我们的自问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没有大师，没有大师思想，如何有凝聚大师思想的作品？没有凝聚大师思想的作品，出版强企的大厦如何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