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的测度

7.2.2　国际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的测度

参考杨汝岱、姚洋（2007）的研究，本文构建了测度一国出口商品复杂度与其经济发展偏离水平的指标，称为复杂度偏离指数（Shift Index，SI）。

其中，SI_i代表i国的复杂度偏离指数，SD_i为i国出口商品的复杂度，SD^fi为i国商品的理论贸易度值，这里采用贸易复杂度与人均GDP的对数回归值。即：

采用2005年贸易量较大的48个国家1984—2005年组成的样本数据展开回归分析，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式（7.8））得到理论贸易复杂度值，并以此为依据测度了各国各时期的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

SD_i大于1，表明该国出口商品的复杂度超过了该国按人均GDP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值越大，表明其偏离程度越大；SD_i小于1，表明该国出口商品的复杂度落后于该国按人均GDP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值越小，表明其偏离程度越小。根据式（7.7）对各国的偏离指数做了测算。主要国家的结果见附表。

由附表可知，菲律宾、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复杂度正向偏离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较高，而这些国家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东亚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较多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冰岛、蒙古、新西兰、巴拿马等的出口复杂度偏离指数则向低端偏离。我国的SI指数非常高，达到1.634，表明出口商品的总体贸易结构已经远远高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经济的积极发展相关，而贸易复杂度向高端偏离，即正向偏离经济发展水平，表明我国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优于我国国内经济结构，出口商品结构领先于我国的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结构。

我国的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运行具有引导商品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为了探讨各国出口贸易复杂度的变化趋势，本章以2005年各类别商品的贸易复杂度为统一标准，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贸易数据，测度了世界各国的出口复杂度与复杂度偏离状况（1984—2005年）。如图7.2至图7.7所示。

对各国或地区出口贸易复杂度的测度，揭示了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态势：首先，发达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普遍高于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贸易复杂度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这事实上表明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复杂度结构趋同的倾向。其次，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通过“出口导向”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出口商品复杂度往往超越其发展阶段，东南亚国家这一趋势十分明显。再次，在“金砖四国”中，我国、印度和巴西的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较高，长期处于1.1～1.2之间，尤其我国的对外贸易复杂度在1997年之后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4.0以上，即出口商品的复杂度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的水平。2000年之后，中国的出口复杂度偏离指数更表现持续扩大势头，表明加入WTO对我国出口结构呈现较大的优化作用，我国出口商品复杂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印度的出口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长期处于1.2的水平，且波动较小，表明印度的出口商品结构对其经济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较为稳定。相比中印，巴西的复杂度“超前”状况相对较小，这与巴西主要侧重内源型的经济增长相符。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贸易复杂度不断下降，这与能源、资源价格上涨的国际环境下，俄罗斯大幅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其经济增长依赖于能源出口的状况相符。各国出口贸易复杂度的偏离状况与其经济发展的方式相一致。

图7.2　“金砖四国”的贸易复杂度变化趋势

图7.3　“金砖四国”的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

图7.4　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复杂度变化趋势

图7.5　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

图7.6　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复杂度变化趋势

图7.7　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复杂度偏离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