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怎么监管金融体系的

　　美国由于其特殊的移民文化和建国历史原因，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政府之手有着天然的恐惧和排斥，因此，每一次扩大联邦政府的功能和作用都是在一次次危机中小心翼翼地进行。这种“美国特色”在其金融改革历史上也得到同样的体现。

　　第一次：1864年国会通过的《国民银行法》，首次赋予联邦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金融市场都是处于基本不受管制的自由竞争状态。监管上采取“单一州”原则，各自为政。此后，银行券发行泛滥，银行挤兑和破产事件层出不穷。内战时期，信用体系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也严重了影响了联邦政府的战争融资能力，从而促使联邦政府认识到统一货币流通及监管银行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64年，国会通过《国民银行法》，要求银行建立最低资本金、法定准备金和贷款标准等制度，监管对象强调自愿加入的原则。该法案的最重要结果是，第一次赋予了联邦政府对于银行业的监管权，产生了美国特色的双层（联邦政府一层和州政府一层）金融监管体系，从而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次：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正式建立以美联储为中心的金融监管体系《国民银行法》后，美国金融体系仍然没有真正的机构来执行监管职能。特别是20世纪初期，美国金融市场处于动荡和混乱之中，金融危机频繁爆发。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以及联邦政府在危机中的无力应对，促使了美国国会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该法案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赋予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建立全国清算支付体系、承担最后贷款人和监管银行业等四项职能。由此，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雏形确立，美联储成为整个体系中的中心。

　　第三次：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尔法案和证券交易法，确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以及全国证券交易监管体系由于大部分州银行不愿成为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且美联储对传统银行之外的投资银行机构，以及传统业务之外的公司债券市场缺乏监管权，导致公司债市场的极度繁荣，以及金融机构债务的过度扩张，这也一直被认为是引发大萧条的根源之一。大萧条带来的破坏性，使得整个美国社会的思潮开始放弃古典自由主义教条，重新认识到市场无形之手的失灵以及加强政府有形之手的必要性，凯恩斯主义开始被接受并逐步流行，成为“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也进行了基于安全性原则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重要法案有：一是1933年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尔法案”（即《银行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分开，确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同时成立了联邦储备与贷款保险公司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二是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建立了全国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

　　第四次：80年代国会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公平竞争法》、90年代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萨班斯—欧克斯利法》，使得金融行业成为美国的经济支柱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重新流行，八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全面主导地位，影响世界各国政策走向。这一时期的美国金融改革也深深打上了此思潮的烙印，那就是市场效率优先，放松管制和鼓励竞争。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出台的法案有《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公平竞争法》等，主要内容是消除类似205、305等长期以来限制银行业务发展的条款，鼓励金融创新，培育促进金融市场发育。由于这些法案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美国金融业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经济支柱之一。

　　但是，金融监管放松却带来了银行破产和危机，尤其是1987年的储贷危机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之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入较为理性改革时期，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萨班斯-欧克斯利法》，重大突破是允许大型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把审慎监管作为美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

　　遗憾的是，由于贝尔斯登、美林、雷曼、房利美、房地美、花旗和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机构规模巨大、结构复杂，极容易逃避监管，加上监管层的“恶意忽视”，导致过度冒险、不道德行为频发，最终酿成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

　　回顾整个美国金融改革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规律，每一次金融改革都试图在安全和效率的天平两端进行平衡，但在自由主义土壤深厚的美国，市场效率始终凌驾于安全，加强管制总是危机发生后的短暂性“亡羊补牢”，如此不断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