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选择的不可能

二、社会选择的不可能

社会选择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对其的探索占据了森学术生涯大部分时间。社会选择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研究领域，至少可追溯到200多年前的两个渊源：一是洛克和卢梭等启蒙学者表述社会契约的困难，另一个是法国数学家博尔达和孔多塞等考虑的投票规则悖论。现代社会选择理论则为阿罗20世纪50年代创立，主要研究个人偏好和集体决策之间的关系，考查如何从不同的个人偏好次序推导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森对此有一界说：“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现代形式由阿罗开创。具体说来，它把个人利益、个人判断和个人福利汇总为社会福利、社会判断或社会选择的某种总合概念。”⁽²⁵⁾可见，社会选择理论主题与社会评价问题相关，牵涉如何做出一个合理的评价。

福利经济学假定理性个体能够对各种事物排列出好、坏和无差异的偏好顺序，接着就是寻找出社会总体偏好顺序的社会福利函数表述。贫瘠的信息导致新福利经济学难以实现总社会福利判断，“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或“阿罗悖论”）就是对此的最好披露。在人际效用不可比前提下，阿罗论证了没有同时能满足五个合理条件的集体决策规则。⁽²⁶⁾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理想规则或合理程序，能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准确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产生就立刻困扰规范经济学，冲击了任何涉及社会选择性质的公共决策活动。该定理的消极意义非常明显，如果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不可能性”导致的困境，人们就无法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选择和社会决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基础。若不能对不同社会选择做出孰优孰劣的评价，那么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在内的一切社会决策也就无法进行。阿罗悖论甚至严重危及现代民主制度，因为在满足某些合理条件下，以个人偏好为基础推导出社会偏好，乃是民主规则的最起码要求。所以，“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经问世马上招来众多文章驳斥，然稍做理论调整，这个定理似乎又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和挑战。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森就开始试图解释“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本质，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法。他发表了大量有关论著，使社会选择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原则，而且开辟了新方向。一方面，森被视作改善阿罗定理的杰出参与者，给出了最有洞见的解释，提供了一个简化的定义证明，使定理在逻辑上更清晰。另一方面，森的贡献减少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推动规范经济学跨越“不可能性”障碍并向前发展。他建议了数个解决方案：对个人偏好施加一种“价值限制”条件，放宽完备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要求等等。但是，既然制定社会选择规则的意图是在任何情形下都适用，所以放弃上述部分公理性条件，还不能说有了一般性出路。因而，森大胆地深入福利经济学的哲学“腹地”，强调避开困境的更好方式在于增加那些公理的信息内容，拓宽评价信息基础。

依照森的解读，“不可能”精神不是理解“阿罗悖论”的正确方式，阿罗只是给出了考察基于个人偏好进行社会决策的一般性方法，表明“可能”与“不可能”关键取决于进行社会决策时实际采用哪些信息。其实质显示了以往福利经济学的结构，这为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阈。“不可能性”的症结在于此种结构内“信息基础”之狭隘，无法作为社会福利判断的合适基础，难以对社会福利作出令人信服的测定。因而，“可以把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看成是，由‘福利主义’（排除非效用信息使用）和十分贫乏的效用信息（尤其由于回避人际比较）相结合造成的。”⁽²⁷⁾通过效用可比和非效用信息来扩大评价信息基础，有可能得到社会评价的连贯和一致的决策标准。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假定的社会福利函数排除了效用人际比较，可如果没有人际比较，就不能得出社会排序。因此，“走出”不可能性的第一步就从人际效用比较开始。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们广泛反感于人际比较，森确信能进行各种形式的人际效用比较。一旦把个人的满足水平视为人际可比，就可做出不同类型的社会评价。例如，罗马皇帝尼禄（Nero）从焚烧罗马城中获得的效用，显然小于大多数罗马人的效用损失。当然，不是每个人的效用都可以精确相互比较，人际比较的悲观主义根源于渴求精确比较，事实上能明智地以进行部分可比，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社会决策不能说是非理性的。

人际可比的观点并非森独有，当代一些福利经济学家也承认人际比较的可能性。森深刻之处在于点明了人际比较的伦理意义，超越了“走出”不可能性，“走进”把规范社会选择理论与伦理学联系起来的道路。在他看来，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既要进行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还要进行价值判断。前者决定了不同政策对不同人的效果，后者还要决定这种政策是否“正确”。如此，扩大信息基础不只发生于效用之内，还拓展到非效用信息领域。森警醒社会选择的研究者：对社会判断或社会选择来说，就算效用信息以最清晰、最完备形式出现，在信息上也不能说是充分的。因而，不但要关注人际效用比较，还要进一步关注现实世界中的其他相关信息。

如果把个人排序解释为个人的效用顺序，把个人偏好解释为个人福利的判断，那确实无法把个人效用排序结合为满足社会选择基本条件的总体社会福利判断。可公共选择领域或者说达成公共政策的人们，是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的自由公民，价值观对做出社会评价和个人利益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效用无法完全替代价值观中的某些伦理信息，不虐待、不怨恨、不拷打、不歧视等人类深沉道德情感不可能以效用来测度。尤其当人们希望消除贫困、剥削和不平等现象时，所要求进行的就不只是人际间的效用比较，还包含了非效用信息比较，后者构成了全面判断社会福利的重要依据。此时，只有满足了追求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等基本价值，经济福利的改进才能被视为社会福利的增加。就此而言，社会福利判断应运用各种方式获取比阿罗理论框架中更多信息，“存在要求实质运用非效用信息的社会评价原则，尽管这些原则（比如自由，不被剥削，不被歧视）往往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没有被大量讨论，但它们确实密切相关于福利经济学的主题。⁽²⁸⁾显然，只有把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分析，许多经济学难题才可以迎刃而解。否则，“如果我们不能比我们所做的更明确地提出伦理学问题的话，我们就不能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严谨的研究。”⁽²⁹⁾

引入价值判断到社会选择领域，不仅扩大了评价基础，还表明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必须把人置入社会背景中。把人的动机仅归为自我中心，先验地设定人的实际偏好不包含对他人的任何关注，且不说与现实不符，还无法解释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狭隘经济人只追求自利，排除所有其他考虑，也许表达了流行于主流经济学的一种心愿，但在理解社会选择问题上，它并非特别有用的模型。一个人的选择与其所处的特定群体和社会关系有关，这不只因为这些群体或关系影响了个人利益的性质，而且也因为它们会影响个人的评价体系，包括对社会其他成员“应得权益”关心的观念。对社会选择的研究，不能排除人际相互依赖性，不能无视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在经济和政治行为中发挥的功能，对任何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事实与价值的混合。诚如有学者总结森有关不可能性定理：如果不求助于价值判断，不求助于对人们如何体验政策效果的判断，换言之，不求助人际间的福利判断，那么，除了瞎闯和抢劫，一个人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对政策制定有所帮助。⁽³⁰⁾当然，“中庸”的森绝不会为引入价值判断而推翻技术分析的必要性。他似乎会更倾向于认为，“政策的价值通常必须依赖于它们所表示出来的实在的、基本的价值，也依赖于决定它们的技术素质和过程。”⁽³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