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建的目标——经济学的宽泛理解
不断“进步”的经济学，沉醉于数学构架的公理、参数、函数关系之中，精巧的形式分析、简单的几条原理、精确的公式、清晰的推理概括了其研究的一切内容，以至还褊狭地看待其他社会科学对象。经济学应有的“人的层面”和“价值层面”在这种倾向中荡然无存，而它们实在是经济学不可抹去的构成要素。森的使命就是将人类再次推向经济学科研究领域的核心领地，回到经济学产生之初的原初动机，关注人的福利和进行社会评价。
1.经济学的“人的层面”
当代主流经济学竭力对任何目的保持冷漠，无论它们高尚还是卑鄙。在罗宾斯眼里，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完全中立，只研究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77)芝加哥经济学派鼻祖奈特（Frank Knight）指出，“经济学处理的是行为的形式，而不是行为的实质或内容”。(78)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也讲过，“经济学只涉及环境变化对事件发展进程的影响，只涉及预测和分析，而不涉及评价。它只涉及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如果能够实现，应该如何实现。但是，严格地说，它并不涉及这些目标的好坏”。(79)
经济学越来越技术化和形式化的趋向昭然若揭，森把此种取向的“萌芽”归咎于李嘉图开创的经济学传统，认为“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第一个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学家”，(80)推动了经济学忽略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专注抽象研究和形式分析。这并非森一人之看法。《经济思想的成长》的作者指出，自从有了李嘉图，经济学变得严格和抽象了，它构建了一个严谨和简洁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其抽象演绎法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81)李嘉图的传统撇开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任何关系，宣称有着自身内部逻辑的经济学具有与时间、地点、外部评价等没有联系的科学地位。经济问题是纯技术性的，只限于利用演绎逻辑从一系列抽象和假定中推出结论，对人的层面、社会或政治层面应保持冷淡。
注重严密的技术分析，确实能给经济学带来许多成果，但严重“偏执”所产生的狭隘和反效果是丢失了经济学科需关注的众多丰富内容和因素。这种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82)海尔布罗纳评价道：李嘉图使事物简单化的贡献使得经济学被称为一门科学，然而由于他对过度简化的偏好，也使这门科学带有一些疵点。(83)在森看，李嘉图抽象绝非一点“瑕疵”而是造成了巨大损失。经济学有其“人的方面”，经济过程涉及人类行为及其复杂性，需要考虑人的生活、能力、自由和权利。既然遗传了“李嘉图恶习”，主流经济学必定以模式化方式处理“人”，以自利、偏好、均衡、效用、效率等代替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
根据森的观点，经济学推理不应从只追逐财富一种动机的“经济人”开始，而应着手多种动机驱使的“现实的人”；经济学起源于人类的生活而非对商品生产的兴趣，“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而是引领人类生活的科学。这种生活包括制造商品和使用商品，但其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不相同。对商品世界的兴趣是派生出来的，根本的考虑还是我们所过的或是不能过的生活。当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而且复杂的考虑，如果这种考虑不引入一切事情发生于其中的社会，这些生活的运行就得不到真正的理解”。(84)进一步讲，“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对人们拥有的享受良好生活的机会进行判断、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需要”。(85)而世界上最没有机会的人群是那些社会底层人士，因此，在森那儿，这成为经济学家应当首要关心之处。其实，就森自己最倾心的社会选择理论来说，除了使人有形式分析兴趣之外，还因为能被用来处理政治、社会进步评价、度量剥夺、阐释权利和自由、澄清民主等问题。所以，在广义上，“森的分析领域应该被称之为一种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不同于狭隘设想的经济学或社会科学，并且既然其分析范围囊括了作为社会中自由和自主主体的人的发展的众多方面，因此也可被称之为关于人的发展的人的科学。”(86)
森的这种意图并非来自“乌有之乡”，森说：“如果某些当代经济学家明确地或是含蓄地否认对他们关注的范围使用狭隘的字眼，我认为这只是最近的发展。我要说，这并不是经济学科应得的评价。”(87)古典经济学另一条斯密传统就非常宽泛地看待经济研究范围，“亚当・斯密派的传统是在宽阔的背景下，在也把市场的政治、法律和伦理学框架包括在内的情况下陈述社会理论，而李嘉图派的传统则是在一种狭窄的经济学视野中分析社会问题，它把一种空想的最优值的效率观点（这种空想的最优值要求有一种完美的预测）置于显著位置。”(88)
森是斯密、穆勒、马克思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者，他们都在宽广的社会层面上研究经济事务，对不同领域问题都兴趣盎然。除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外，斯密还研究道德哲学，广泛涉及历史、政治和其他众多领域，甚至如营养学。他始终在宽泛意义上理解着经济学，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的、道德的科学。在他的思想里，“自利”的经济学并不相悖于“同情”的伦理学，财富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和唯一行为动机，还存在对人类福利和社会评价的关切。穆勒既是一名经济学家，又是一名政治哲学家，除了经济学他还涉猎妇女地位、自由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应该如何起作用等主题。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观，显然也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拿古典经济学家共同的话题——劳动价值理论——来说，森并不认为它的目的仅是预测相对价格，而是描述、解释和理解社会性质的方式，其中包含着评价“社会实现了什么”的规范内容。劳动价值理论表明，财富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之内才能理解。这于穆勒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对其他事物一窍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地理解”。(89)经济学所具有社会学的层面在这里呼之欲出。经济学“最终进行的工作，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学。直到近来，经济学才被理解为就是经济学。其实，亚当・斯密、马克思、穆勒，甚至埃奇沃思、威克塞尔和马歇尔，都把这类探求看成经济学绝对合法的部分。只是到了近些年来，这类研究活动才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90)
森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斯密传统，注意经济学的“人的层面”，把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置入社会大框架内加以阐析。他在与印度学者莱马切德（V.K Ramachandran）交流时说，“经济学涉关更好地去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性质——经济世界、社会世界，一定程度上还有伦理世界。经济学是试图更好理解影响我们生活的各种事情的一门学科……”。(91)要研究人的活动和行为，就不能像主流经济学那样，以分离的环境考察每个人，而必须把个人嵌入丰富的社会背景中描述。“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往往过分关注非常狭隘的东西，忽略了包含政治和社会因素以及哲学问题的广泛领域。然而，这些问题经常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关注它们是我们的传统。终究，现代经济学的主题在一定意义上为亚当・斯密建立，而后者以非常宽泛的视角看待经济学”。(92)
除非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各领域紧密结合，否则就难以对它展开研究。当有人问森，你对未来研究有什么建议时，他希望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甚至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当然不能机械地操作，需要肯定每门学科各自严格的训练，但从其他学科那儿学习确实很重要。因此，“试着去理解不同学科中发生的事情，并且不失去……对自己学科研究的全身心投入，在此基础上，对于我们尝试理解世界的性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教育意义”。(93)最终，“驱使不同经济学家开展研究的主题多样性和兴趣多样性，是推进经济学科的主要力量”。(94)
跨学科交流是否会导致自己的研究永远不入主流？森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看成在主流之外。他没有完全否定主流经济学，而是试图进行丰富和改造，使之转向研究人和多重因素的经济学。他是想让经济学多注意问题的方方面面，“不要只是假定它们不存在，或是用一种最终会失去这些问题的基本本质的程式化方式来处理它们”。(95)当他说今天我们确实缺少一种像斯密、穆勒和马克思那样的经济学和哲学整合方式时，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森的经济学是一个例外呢？
2.经济学的“价值层面”
主流经济学坚信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描述的科学，其“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诫。”(96)对于这种主张，森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审慎的剖析(97)，他以扩大经济学研究旨趣为前提，挖掘经济学必然具有的价值维度。
森首先指出，经济学主题至少涉及相互联系与区别的三种经济学方法运用：“（1）预测未来和对过去事件进行因果解释，（2）选择对过去和当前状态和事件的恰当描述，（3）提供对事件状态、制度和政策的规范性评价。”(98)虽然这三者是经济学主题关注的主要基本实践，但还存在着更加复杂的问题（如对政治倡议的经济论证，经济学修辞的意义），经济学方法具有多样性。森批评把经济学只限于描述、预测的做法，表示经济学包含更多内容（价值判断也是其中之一）。
那些终生努力将经济学科学化的鼓吹者们，那些捍卫经济学纯洁性和道德中立的经济学家，都与“描述的选择基础”和科学活动中价值判断的现实相左。然而，必须清楚森在哪里强调了道德因素，在哪里又强调了实证性。
第一，森意图用一种更为宽泛的描述动机来替代主流经济学对描述解释的狭隘化。
经济学被主流视为纯粹描述之科学，描述是观察和汇报或者了解其他人的观察和汇报。描述是纯客观的，其是否可接受依赖于正确性和真实性，且能通过观察来解决。然而，首先，就算真实是“好”描述的必要条件，真实性概念也必须具有较大包容性。偏离不折不扣的真实并不意味着传递了错误信息，像近似、隐喻、简化等等，在传递事实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当一个孩子问父亲：“中国有多大？”父亲回答：“非常大，她有9亿人口”，“地球上每第五个出生的孩子就是中国人”，这些表述虽然不如876493179这个数字精确，但也有效传递了一定的真实信息。(99)
其次，描述的真实性至多是一个“好”描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比方说，当问中国面积有多大，存在多种答案，如“小于加拿大”，“比印度有更少的老虎”、“比苏联有更少的北极熊”等。或许我们选择“9亿人口”来回答，因为人口更令人感兴趣。当用一个陈述详细说明英国消费者的平均消费水平，每类商品人均消费数量的描述看上去是所有人实际购买的各种商品的“好”陈述，可由于忽视了分配，却是英国生活水平的“差”描述。真实性虽然是陈述的本性，但它无法决定陈述的“好”，陈述之“好”还依赖于其所服务的目标，与其“使用兴趣”相关。问题不在于判断陈述是否普遍的“好”，而在于判断它能否作为某件事的“好”解释，相同陈述的“好”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取决于人们描述的动机。
最后，描述或者陈述有一个目的问题，之所以有那么多不精确但并非不合理的答案，全在于描述兴趣不一样。描述涉及人们选择描述“什么”的活动，从可能的真实陈述集合中，依据重要性不同选择一个子集，此即“描述的选择基础”。在一种宽泛的描述目的视阈中，除了真实性的渴望，预测有用性的追求，还有其他多种动机推动，比如规范分析、有效交流、满足无穷的好奇心和探求精神。但是，当代“经济学中的方法论论述往往关注预测和规范方面，这造成了忽视激发探索的其他动机。这种偏见大大贫困化了经济学中描述性传统的角色”。(100)经济问题的性质，反映在主题所迎合的各种兴趣中，反映在多样性的研究动机中，不能被缩减为单一的“最终目标”。
经济学界有两种狭隘主张，一种是“预测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代表是弗里德曼，他强调描述目的不是为了真实性，而是为了预测；不是根据精确性而是根据预测有用性来判断假设的优点，甚至不现实的假定给出的不精确描述仍然对描述意图有用。只要错误假定能提供更加简单和更加有用的模型，并且如果进行了准确预测，那么就不必因假定的错误来反对模型。可是，把预测成功作为描述唯一目的，必然演变为“预测经济学帝国主义”。它对“描述的选择基础”的理解极其有限，描述性命题并不都包含预测内容，如对于饥荒和不平等程度与所选择的衡量标准有关。还有，规范命题预测建立在因果解释基础之上，评价实践建立在以因果假设来“测验”的规范基础上。而且，森对陈述“真实性”问题的探讨，并非肯定“不现实陈述”的真实性，这一点与弗里德曼关于描述本性的理解大相径庭。
另一种狭隘主张则把规范性视为描述的唯一动机，用“规范经济学帝国主义”替换“预测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森指出，不能混淆描述选择基础中的选择要求和追求规范目标的要求，因为还存在多种动机。任何描述包括某一选择，但不能说选择必定基于一些明确或隐含的规范标准，选择所使用的标准也能出于客观性而非规范性，描述性是不能忽视的一面。例如，道尔顿—阿特金森从社会福利角度研究经济不平等，但“存在多大的收入不平等”？不可能完全被规范解释所把握，这相当于不平等的描述性意义。
当然，可作为“描述的选择基础”自然内含了“规范性”考虑，具有价值层面的规范兴趣确实也构成经济学进行描述的重要动机。例如，关于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两个非常不同的旨趣，（1）对人们的福利和财富的商品基础的科学兴趣，（2）赞成公共政策和支持恰当社会判断的政策兴趣。“在决定财富怎样可以被理解、刻画和解释时，存在各种重要的科学问题，但这些研究还必须被置于当代世界诉诸财富概念的政策和判断背景下来考察”。(101)“财富”确实有广泛被承认的描述性内容，可如果不关注运用“财富”概念的规范兴趣和研究财富的政策动机，就不能充分说明“财富”概念。当度量贫困或不平等时，我们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所指导，描述性活动往往有着各种隐含的价值要素。例如，像阿特金森对收入不平等的伦理度量方法中，根据社会福利的损失来度量不平等的程度，甚至不平等的实证测度也可看作带有与社会福利评价相关假设前提的规范测度。森考察各类经济范畴时，其选择基础是“自由”和“可行能力”。这两个概念在森体系中具有规范性意义，但又纯粹描述地运用它们于具体分析中。森强调“描述的选择基础”其实从一定角度说明，价值判断在经济实证研究中是一个重要前提。不过，森的眼光要宽广得多，“我们有许多不同理由寻求特定的知识，尽管伦理关注经常是其中一个，但也能存在其他类型的理由。”(102)
第二，价值判断在科学研究中所处的位置：它存在于科学研究的“行动”中，而不是描述的内容中。
任何科学研究中有两个不同但相关的特性：行动（action）和陈述（statement）。陈述说出了独立于表述者的事实内容；行动是具体个人或群体所做的特别事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除了陈述之外还包含了许多行动：选择领域和提出问题，进行研究，收集结果，报告它们，公开成果，等等。这些行动都可以规范地被评价、估价和审查，因此“我们不仅依据陈述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来判断科学成就，还依据问题的选择、研究的优先考虑、研究成果的选择和对结论的公开宣传来判断。科学活动——像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对规范审查开放”。(103)
科学活动无法“免疫”于价值观，经济学更不用说了。事实与价值间的区别固然重要，然而经济学主题的选择、研究成果的应用等都摆脱不了价值审视。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缪尔达尔说：“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来解决研究的客观性问题。相反，对社会问题的每一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而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绝不会有。逃避价值观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有害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与生俱来的，即便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也仍然支配着我们的研究工作。”(104)1994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豪尔绍尼指出，从经济学中排除价值判断，会使经济学变得苍白无力，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影响着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作出的判断。(105)
森承认科学研究受从事者价值观的影响，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并不能独立于价值观而有效。“在科学领域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道德判断直接关注行动，而不是解释。这是因为，对给出一个解释这种行动进行判断，必然要面对冲突，支持某一方或者做出裁决。选择研究的领域、选择研究的问题和选择表述的方式，也会同样遇到这样的情况。”(106)科学活动中价值要素的重要性，并非来自把价值要素引入到陈述中的作用，而是来自那些研究行动本身具有的重要性。拿不同描述之间的选择来说，它不一定针对“社会福利”的考虑（对于社会来说，什么是好的？），而是针对着探究活动本身（给定目标，什么是好的探究？）。在这里，“为了检查什么最好地服务于探究目标，当然包含了有关探究性质和运用的价值判断”。(107)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缪尔达尔，森没有把科学研究“行动”中存在价值判断等同于拒绝客观描述的可能性。不能因为理论受价值观影响，就认为理论不可能正确或者错误，从而导致理论不能基于事实被拒绝或接受。科学研究活动中价值成分的存在，不同于理论陈述中的价值元素存在。必须区别存在的道德事实和持有的道德态度，区别“某种理论自身是规范性的”与“这一理论必须考虑到社会成员所表现出的行为规范”这两种不同说法。如贫困问题，“对于研究贫困的社会科学家来说，研究不是对贫困数据进行道德评价。相反，它是根据社会持有的贫困观来评价那些数据。这些观点本身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但甚至当它们是道德的，对于研究这些观点的人来说，它们是事实，即这些观点被他所拥有。因此，描述所作出的规定是一种描述，而非规定本身”。(108)据此，“科学的客观性与科学家行动的价值基础并不矛盾。同时，在科学家每个行动的选择中，对价值观的基本需要——无例外的——是科学客观性无法回避的”。(109)
第三，并非所有价值判断都不能用理性和实证方式处理，关键是要区别基本价值判断和非基本价值判断。
如果价值判断无法理性对待，那么就如同实证经济学一样共同坚持了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以为价值判断总是争论颇多，不可能通过科学理性的方式达成一致，似乎不可能从事实出发加以解决，只能表现为一项说服工作而没有客观性。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自然为森所抛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关键在于什么类型的价值判断。不同价值判断所产生的争论，有些不可能基于事实解决，有些却可以从实证角度加以解决。
基本价值判断和非基本价值判断的区分，是森对事实和价值两分法问题的一个解答。“基本价值判断”指可以应用于所有可想象环境的价值判断，“非基本价值判断”指个人可以在一定环境下修正的价值判断。“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价值判断被假定适用于所有可想象的环境，就能称之为‘基本的’，反之就是‘非基本的’。”(110)如果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认为“杀人是不正当的”，这即为一个基本价值判断。如果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人认为用收入来衡量平等与否，但在其他情况下却以商品来衡量，那他所持有的就是非基本价值判断。尽管如何界定基本价值判断和非基本价值判断，仍值得商榷。不过，通过这个区别而得出价值判断的事实分析可以成立，才是森的启发之处。
若某个判断在个人表述它的价值体系中是“基本”价值判断，的确不可能有如人们之间的事实性争论一样实证性的辩争，往往需要运用非事实的方式来解决，比如投票或劝说。但若一个价值判断是非基本的，那么就可以从事实或分析角度考查它。赞成或拒绝一个非基本价值判断可以成为一项纯科学事业，能从事实前提中推演出规范性结论。这时，一个人能通过观察基本事实前提或逻辑推演的真实性来质疑另一个人提出的非基本价值判断，并且对该判断的有效性进行科学论证。再者，可以证明某些判断是非基本的，但要证明一个判断为基本的则非常困难。既然基本价值判断的存在难以断定，那么大多数对社会问题作出的价值判断必定很不纯粹。因此，价值判断不仅能被引入经济学领域，且可采取实证方式处理。按照经济学方法论家布劳格的解释，森的意思似乎是：“我们只是在最后吸取纯粹价值判断的精华时……才已竭尽了理性的分析和讨论的可能性。”(111)实际上，森从没有认为“竭尽”可能会发生，他始终把价值观视为服从于公共讨论的过程。
森对基本价值判断和非基本价值判断的区分，在精神上有着韦伯式特点，因为韦伯定下“价值中立”教条时，并不否认对人类的估价不能理性地分析，“对价值的讨论”不但可能而且有很大的效用。(112)更为重要的是，说价值判断能够实证分析，就意味着价值判断完全可以进入经济学的“圣地”。引申来看，坚持价值判断的存在，既为伦理学领域留下了自身的范围，也确定了经济学有着无可置疑的价值前提。另一面，肯定非基本价值判断可以进行实证和经验探究，也为经济学方法和伦理学问题的结合留下了广阔的伏笔。
宽泛理解意义上的经济学必然与伦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它们之间的桥梁能在此被架设。森既批判了主流经济思想的缺陷，还提出了一系列能作为“经济伦理思想”基础的分析单位——理性、可行能力和自由，以此填补经济学和伦理学间不断被挖深的鸿沟。就像阿特金森指出的，作为“富有造诣的经济学家”，森的杰出贡献有下列特性。一是，他并不满足于简单指出困难，他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其探求打开了研究的新领域。二是，森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以及在他职业不同阶段的研究具有整合的主题，其研究还有跨学科和跨时间的特点。三是，森拥有对经济学角色的宽泛认识，“通过强调人的动机丰富性，发展的制度复杂性，社会目标的细微性，森激发了那些超越狭隘教科书界限的主题研究”。四是，森学识渊博，把研究牢固建立在广泛文献基础上。五是，森愿意处理那些并不令人舒服的主题，挑战常规经济学。(113)确实，森博采各方面思想，使其重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联系不仅具有分析性效力，而且为经济学、哲学和伦理学等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行的工具和方法。我们在森身上看到，冷静审慎分析的需要，并没有证明一个冷静的头脑必定需要一颗冷酷的心；道德思考的需要，也没有证明一个热血沸腾的心必定是缺乏理性的幻想和浪漫。
【注释】
(1)马克・布劳格.现代百名著名经济学家，毕吉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1998：Press Release from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No.2，1999，p.157.
(3)Amiya Kumar Bagchi.Amartya Sen’s Human Science of Development.Frontline，Vol.16，No.12，1999.
(4)摘自Peter Coy.The Mother Teresa of Economics.Business Week Issue 3601，October 26，1998.
(5)Vivian Walsh.Amartya Sen on Inequality，Capabilities and Needs.Science and Society，Vol.59，No.4，1995—1996，p.568.
(6)Sylvia Nasar.Economist Wins Nobel Prize for Work on Famines and Poverty.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5，1998.Stuart Silverstein，Marjorie Miller.Poverty Scholar Wins Nobel in Economics.Los Angeles Times，October 15，1998.Michael M.Phillips and Tristan Mabry.Student of World’s“Miserable”Wins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15，1998.
(7)Stuart Silverstein，Marjorie Miller.Poverty Scholar Wins Nobel in Economics.Los Angeles Times，October 15，1998.
(8)Pratichi为森的家乡普拉提奇。
(9)David Barsamian.Amartya Sen.The Progressive Interview，Vol.65，No.8，2000，p.36.
(10)David Barsamian.Amartya Sen.The Progressive Interview，Vol.65，No.8，2001，p.36.
(11)Stuart Silverstein，Marjorie Miller.Poverty Scholar Wins Nobel in Economics.Los Angeles Times，October 15，1998.
(12)Kenneth J.Arrow.Why People Go Hungry.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Vol.29，No.12，July 15，1982.
(13)Anthony B.Atkinson.The Contributions of Amartya Sen to Welfare Economic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No.2，1999，p.173.
(14)Arjo Klamer.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135.
(15)Louis Putterman.Amartya Sen.In Philip Arestis and Malcolm Sawyer（ed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issenting Economists，Aldershot：Edward Elgar，1992，p.498.
(16)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17)Kenneth J.Arrow.Amartya K.Sen’s Contributions to Study of Social Welfare.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No.2，1999，pp.163-164.
(18)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9)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
(20)Louis Putterman.Amartya Sen.In Philip Arestis and Malcolm Sawyer（eds）.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issenting Economists，Aldershot：Edward Elgar，1992.
(21)Sylvia Nasar.Economist Wins Nobel Prize for Work on Famines and Poverty.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5，1998.
(22)Pollock，Robert L.The Wrong Economist Won.Wall Street Journal，Vol.232，No.75，Octocer 15，1998.
(23)据说，1995年，瑞典科学院发生了巨大的没有对外宣称的变化，它清除了评奖委员会中传统守旧的一代人，开始要求非经济学家被包括在七人委员会中。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开始接受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要求把作为硬科学的经济学扩展为一门社会科学，包括对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贡献。（Sylvia Nasar.Economist Wins Nobel Prize for Work on Famines and Poverty.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5，1998）。
(24)下面许多材料主要参考了李仁贵、党国印.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发展轨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述要（第三辑）.梁小民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2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6)Peter Coy.The Mother Teresa of Economics.Business Week，Issue 3601，October 26，1998.德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印度天主教爱传教会的创建者，在加尔各答设立了许多服务所，救济灾民、残疾人和重病患者，被印度政府授予“莲花主”勋章，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7)参见Arjo Klamer.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136.David Barsamian.Amartya Sen.The Progressive Interview，Vol.65，No.8，2001，pp.32-33.
(28)David Malakoff.Famine Survivor Wins Economics Prize.Science，Vol.282，Issue 5389，October 23，1998.
(29)David Barsamian.Amartya Sen.The Progressive Interview，Vol.65，No.8，2001，p.32.
(30)Laura Wallace.Freedom as Progress.Finance ＆ Development，Vol.41，No.3，2004，p.4.
(31)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2)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4)Amartya Sen.Tagore and His India.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44，No.11，June 26，1997.
(35)David Barsamian.Amartya Sen.The Progressive Interview，Vol.65，No.8，2001，p.32.
(36)Meghnad Desai.Amartya Sen’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Vol.29，No.3，2001，p.214.
(37)Amartya Sen.Tagore and His India.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44，No.11，June 26，1997.
(38)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Amartya Sen talk with Bina Agarwal，Jane Humphries and Ingrid Robeyns.Feminist Economics，Vol.9，No.2/3，2003，p.327.
(3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0)Walsh，Vivian.Smith After Sen.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2，No.1，2000，pp.5-6.
(4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2)Meghnad Desai.Amartya Sen’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Vol.29，No.3，2001，p.220.
(43)G.A.Cohen.Equality of What？On Welfare，Goods，and Capabilities.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eds）.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24.
(44)阿马蒂亚・森.多布，莫里斯・赫伯特，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5)Amartya Sen.Sraffa，Wittgenstein，and Gramsci.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1，No.4，2003.
(46)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7)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8)参见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viii-ix.
(4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2)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3)乔治・恩德勒.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高国希、吴新文等译.北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54)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5)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6)Michael McPherson.Amartya Sen.In Warren J.Samuels（ed）.New Horizons in Economic Thought：Appraisals of Leading Economists.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2，p.305.
(57)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8)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Amartya Sen talk with Bina Agarwal，Jane Humphries and Ingrid Robeyns.Feminist Economics，Vol.9，No.2-3，2003，p.328.
(5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0)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06.
(61)Amartya Sen.The Standard of Living，with contributions by Muellbauer，Kanbur，Hart，and Williams，edited by G.Hawthor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0.
(62)Michael McPherson.Amartya Sen.In Warren J.Samuels（ed）.New Horizons in Economic Thought：Appraisals of Leading Economist，Aldershot and Brookfield：Edward Elgar，1992，p.294.
(63)Kenneth J.Arrow.Amartya K.Sen’s Contributions to Study of Social Welfare.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No.2，1999，p.172.
(64)Amartya Sen.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 and New York：North-Holland，1985，p.4.
(65)Amartya Sen.Economic Methodology：Heterogeneity and Relevance.Social Research，Vol.71，No.3，2004，pp.596-597.
(66)Amartya Sen.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
(67)Amartya Sen.Economic Methodology：Heterogeneity and Relevance.Social Research，Vol.71，No.3，2004，pp.598-599
(68)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07.
(69)Amartya Sen.Capability and Well-being.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eds）.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33-34.
(70)Amartya Sen.The Standard of Living，with contributions by Muellbauer，Kanbur，Hart，and Williams，edited by G.Hawthor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
(71)Michael McPherson.Amartya Sen.In Warren J.Samuels（ed）.New Horizons in Economic Thought：Appraisals of Leading Economists，Aldershot and Brookfield Edward Elgar，1992，p.306.
(72)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74.
(73)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74)Amartya Sen.On Economic Inequality.Enlarged edition with a substantial annexe On Economic Inequality after a Quarter century，by James Foster and Amartya Se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pp.2-3.
(75)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08.
(76)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Amartya Sen talk with Bina Agarwal，Jane Humphries and Ingrid Robeyns.Feminist Economics，Vol.9，No.2/3，2003，p.328.
(77)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78)Frank Hyneman Knight.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and Other Essay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6。
(79)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武玉宁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0)Arjo Klamer.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141.
(81)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晏智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83)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84)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5)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6)Amiya Kumar Bagchi.Amartya Sen’s Human Science of Development：Part III.Frontline，Vol.16，No.14，1999.
(87)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88)R・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89)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导论，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0)Arjo Klamer.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146.
(91)V.K Ramachandran.Economics is about Understanding Better the Nature of World in Which We Live.Frontline，Vol.15，No.22，1998.
(92)Arjo Klamer.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No.1，1989，pp.140-141.
(93)Three Nobel Laureate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s：Interviews with Robert Solow，Kenneth Arrow，and Amartya Sen.Challenge，Vol.43，No.1，2000，p.31.
(94)Three Nobel Laureate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s：Interviews with Robert Solow，Kenneth Arrow，and Amartya Sen.Challenge，Vol.43，No.1，2000，p.31.
(95)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9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7)Amartya Sen.Description as Choice.In 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Amartya Sen.Accounts，Actions and Values：Objectivity of Social Science.In Christopher Lloyd（ed）.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Amartya Sen.Economic Methodology：Heterogeneity and Relevance.Social Research，Vol.71，No.3，2004.
(98)Amartya Sen.Economic Methodology：Heterogeneity and Relevance.Social Research，Vol.71，No.3，2004，p.585.
(99)Amartya Sen.Description as Choice.In 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434.
(100)Amartya Sen.Description as choice，In 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440.
(101)Amartya Sen.The Concept of Wealth.In Ramon H Myers（ed）.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6，p.4.
(102)Amartya Sen.Walsh on Sen after Putnam.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7，No.1，2005，p.109.
(103)Amartya Sen.Accounts，Actions and Values：Objectivity of Social Science.In Christopher Lloyd（ed）.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3，p.91.
(104)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5)J・C・豪尔绍尼.价值判断，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6)Amartya Sen.Accounts，Actions and Values：Objectivity of Social Science.In Christopher Lloyd（ed）.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3，p.107.
(107)Amartya Sen.Economic Methodology：Heterogeneity and Relevance.Social Research，Vol.71，No.3，2004，p.595.
(108)Amartya Sen.Description as Choice.In 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446.
(109)Amartya Sen.Accounts，Actions and Values：Objectivity of Social Science.In Christopher Lloyd（ed）.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3，p.107.
(110)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Amsterdam：North-Holland，1979，p.59.
(111)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1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13)Anthony B.Atkinson，The Contributions of Amartya Sen to Welfare Economic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1，No.2，1999，pp.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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