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的计量

三、交易费用的计量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却一直饱受争议。主要原因是：第一，交易费用的标准定义还不存在。本节一开始我们就介绍了各种有关交易费用的定义。这些定义的内涵各异导致交易费用的测量范围和方法也无法统一。第二，由于交易费用在通常情况下都混同于生产费用并以交换成本的形式出现。而要将交换成本直接分解为生产和交换两个部分，显然是存在困难的。经济理论暗示交易成本的差异对生产边界具有某种影响力。低成本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更高的专业化，生产费用的变化以及产量的提高。生产费用方面的变化同样也对交易成本产生了影响。第三，如果交易成本非常高，许多交易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某种特定种类的交易会发生，也不可能出现在采用货币价格的开放市场中。结果，在所有潜在的交易中，仅仅只有一个很小的子集将真正发生，并且只有这个子集中的一部分将出现在市场上。为了搞清楚为什么某种特殊交易会被某个人所采用，这就要求获得关于其他选择的机会成本的知识。为了理解这些选择的形成，我们有必要对那些没有真实发生的交易费用进行估算。第四，一价定律（The Law of Price）在此并不适用。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个体和团体可能面对非常不同的交易成本，因此估算是十分需要的。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某个人的政治关系、种族以及其他特点也将影响特殊交换的机会成本。这些差异对于外部人来说很少是透明的^[12]。

（一）交易费用测量的两个层次

交易费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制度或体制的差异引起的交易费用。不同的制度下交易费用是存在差异的。二是在制度或体制已定的情况下由测量商品或劳务的标准及技术变化引起的交易费用。第二层次由于是在既定的体制下考察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也可称为交换费用。第一层次的测量是针对交易费用总量的测量方法。在一个国家，总量交易费用占GDP比例越高，那么这个国家经济就越发达。因为总量交易费用的上升意味着为交换发展的部门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规模化，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潜在交易成为可能。总量交易费用在上升的同时也意味着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会下降。另外一种测量方法是同一笔交易在不同制度下的成本差异，从而间接测量制度运行的费用。低交易成本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更高的专业化、生产费用的变化以及产量的提高。生产费用的变化同样也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

1．制度费用或总量的交易费用。主要的测量方法有：（1）将交易费用和转型成本进行区别的定义。交易费用是“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是在交易中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而消耗的资源的总和”。转型成本是“执行转型功能的成本”，“是为改变物资的属性（颜色、地点、尺寸、化学性质等）而消耗的资源总和”。（2）将通过市场而形成的交易费用的活动定义为交易服务。这样测量的任务就是加总各种交易服务并计量其价值。（3）将在公开市场上为产权交换提供交易服务的各种部门，如金融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咨询业、广告业等列为交易产业，然后加总交易产业的价值。（4）在非交易产业中，将企业职员的职业划分为提供交易服务和提供转型服务的职业。将提供交易服务的职业收入认定为交易费用，如业主、经理、主管、监视员等。（5）加总除转移性支付外的国家公共部门为国防、教育、城市服务等活动而支付的各种费用。（6）将以上各项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账户，加总交易费用。所得到的总额就是社会制度的运行成本。诺思采用上述方法发现，美国的总量交易费用由1870年的1/4上升到1970年的1/2以上。

2．既定制度下每笔交易费用或交换成本。在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要知道交易费用的大小，我们要测量完成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它包括对所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性质的考察，收集相关信息的成本，订立、履行契约的成本等。要直接计量这些交易费用是有困难的，但是通过比较不同交易成本对交换成本的总体影响，也不失为一种交易费用的测量方法。这种测量方法更关注当事人在特定的交易环境中寻求某种具体交换方式（比如通过是合同还是非正式安排，是货币还是实物报酬）所面临的机会成本。这不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制度费用。这种方法需要选择并详细描述具体交易的交换形式、获得商品、当事人的特征和环境状况以便于研究者可以测量在交易发生时所出现的时间或货币费用。那些具有制定特征的当事人能够被采访，而采访内容是了解他们在交易过程中所实际发生的时间和货币费用。对于许多重要交换，常规的市场价格是没有的，或者即使有也很难完全反映机会成本。有些时候，交易的信息可以通过调查那些直接卷入交易的买者、卖者、经纪人和服务商而获得。还有些时候，研究者只有通过亲自模拟这些交换过程才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交换因为交换成本过高而几乎不发生时，这种模拟就显得特别重要^[13]。例如，德姆塞茨（1968）通过分析卖出价和买入价之间的差额及经纪人的收费对使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的成本进行了直接测算和估计。威廉姆森（1979，1985）则采用了一种简洁测算方法，把专用性投资间的某些关系（如所采用的合同类型）作为对交易成本的测度。

（二）经验性案例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初，亚历山德拉·贝纳姆等人调查了在几个国家安装一部商务电话的费用。在两星期内安装一部电话的实际价格从马来西亚的130美元到阿根廷的6 000美元不等。在埃及1996年官方公布的电话安装价格为295美元，“紧急安装”的价格为885美元。为了表示机会成本，研究者们对开罗市内相似的已安装电话的公寓和没有安装电话的公寓购买价格进行比较，差别大概在1 180至1 770美元之间。这代表了那些与该市场没有很好联系的人们对于一部电话的预期现货价格。

在第索托的《另一条路》中提供了一个模拟方法的例子。1983年，一个研究小组在秘鲁利马亲历了依法建立一个小型成衣工厂所需的官僚程序。他们试图在不行贿（事实上仅有两次没有行贿）或不利用政治关系的情况下进行所有的程序。详细的注释和时间耽搁被记录下来。模拟结果显示，一个采用适度手段的人不得不花费289天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建厂程序。那些没有政治关系的人通常都是留在非正式部门，而没有依法注册成功。后来他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重复这个模拟时，仅仅花了两个小时就获得了开办小型企业的许可。两者的时间费用相差1 000多倍。

从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制度下交易费用的差异是巨大的。制度成本就是一种制度运行的费用。在这种制度下，单个交易的成本越低，这种制度越有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成本。单个交易的高制度成本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