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定义及操作化

4.1　概念的定义及操作化

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概念和自然科学的概念也不同，它们通常是模糊的或含义不清的，如生活方式、社会规范、权力、民主等，社会研究如果不对这些概念做出具体定义和具体化就无法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测量，因此，对抽象概念的具体化是对社会现象测量的第一步。

4.1.1　概念的定义

1.相关的概念

(1)概念(Concept)

日常生活里，人们使用一个概念或创造一个新概念时，并不需要对概念的含义有完整的了解，只要能够大致了解概念外延边界的可能方位或内涵中的某些特点，就可以利用概念完成通常所进行的思维和交流。但在科学研究中，概念的意义重大，它是构造理论的砖石，是研究者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研究者构建理论的第一步。尤其是在社会现象测量中，使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只会降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这就需要我们对一部分概念的外延边界有较明确的认识，或对内涵中的特点有较完整的了解。概念的外延就是概念所代表的事物的全部。许多概念的外延边界是模糊的，有时无法确切地肯定某事物是否属于某概念，概念的内涵就是概念所指事物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是把这些事物与其他事物相比较时获知的，与不同的其他事物相比较，就会得出不同的特点。因而，概念的内涵中包含了众多特点，与外延边界的模糊相对应，有些概念内涵中，特点的组成并不是完全确定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概念是对研究范围内同一类现象的概括表述，是人们根据经验观察，从类似的事物中归纳出的一些独立的共同属性。这就是说，概念不仅仅反映感性经验，还具有理性认识的特征。概念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概念具体由名词、抽象定义和经验研究内涵组成。其中，名词是对同一现象的概括，抽象定义界定出这些现象的范围和主要特征，经验内涵是名词所指示的那部分现象，它在经验层次上与名词和抽象定义相对应。相应的，变量是概念的一种类型，它是通过对概念的具体化而转化出来的。变量指呈现出不同的状况或属性，它反映了概念的可变动性，说明了现象对规模、重量、密度、速度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或现象在程度差异上的变化方式。

概念都是通过概括和抽象得到的，但是各种概念的抽象程度是不同的。社会研究中运用的许多概念都是一些综合性的概念，一般是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如角色、社会地位、互动、文化、动机等。综合性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它们所包含的信息越多，概括性越强，就越难在经验研究中运用。相反，抽象程度低的概念一般都是可直接观察的事物、物体或现象，如青少年、犯罪、游行等，比较容易观测和操作，不过它们包含的信息量较少。因此，社会研究者在研究时应分清概念的抽象层次，了解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认识世界和构建理论。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必须使用变量的语言，因为它需要精确描述现象和事物的状态，需要了解某一现象的变化如何与另一现象的变化相联系。由于变量具有明确性和可观察性，因此，只有使用变量语言才能进行有效的经验研究。

(2)变量(Invariable)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变量。变量的例子很多，如年龄、身高、婚姻状况等都是变量。艾尔·巴比认为，“变量是属性的逻辑聚合(Logical Grouping of Attributes)，而属性是用于描述客体的特点或性质”。⁽¹⁾布东指出，变量“是好些事物按一个或几个特定标准所做区分的结果，是“分类法”、“分类的标准”。⁽²⁾确实，变量是分类的方法，事实上，是作为变量值的这组概念规定了分类的方法，所以变量被这组概念所规定，变量可以看成是由这组概念所构成的分类，是一种由其值组成的集合概念。

变量是一个关于群体而不是个体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因此，变量也是一个关于群体而不是个体的概念。如“年龄”作为一个变量，是由于某一特定人群的年龄各异，而不是指某一个人的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同样，“性别”之所以成为一个变量，是因为某一特定人群中既有男性又有女性，而不是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原来的性别。

变量是由变量的值具体组成的。如果我们规定问卷答卷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那么，变量“年龄”的值就可能是16～99岁(假设答卷者中没有百岁老人)，变量“婚姻状况”可能会有以下值：“未婚”、“已婚”、“分居”、“同居”、“离婚”、“配偶亡故”等。根据变量值的不同，变量可以分为连续变量和分隔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 and Discrete Variable)。连续变量的值之间的差异表现在程度上，并且变量值可标在一个线段上。换句话说，变量值可能取线段中的任何一点。“年龄”是一个连续变量，甲的年龄值可以是18岁3个月22天，乙的年龄值可以是26岁8个月20天，这些年龄值的差异全在于大小程度上。同样，“教育程度”与“工资”也是连续变量，其值的差异在于高低程度上。分隔变量的值之间的差异表现在类别上。换言之，就分隔变量而言，每一个值都是一个类别，这些变量的每个值都在类别上不同于同一变量的其他值。婚姻状况就是一个分隔变量。“已婚”等值都形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值的类别。常见的此类变量还有：“种族”、“宗教信仰”、“政党派别”等。

(3)指标(Indicatiors)

我们把表示一个概念或变量含义的一组可观察到的事物称做这一概念或变量的一组指标。指标是用来说明概念属性的，是具体的、可观察和辨认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它把现象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描述社会现象的特征。例如，“社会阶层”是个抽象概念，通过操作化，我们可以用包括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等的一个概念组来测量它。由于指标是变量在经验层次上的一种体现，因而它同样具有变量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指标也会有若干个不同的取值。以上述例子为例，“职业”是变量“社会阶层”的一个测量指标，但它有工人、农民、军人、教师等多个不同的取值，同样，“文化程度”也是如此。

指标可以度量现象的不同状况和不同程度，如用辨认地图的快慢来衡量人的智商，用回答问路人的耐心程度来衡量一个人的公共道德意识。因此，用经验现象的度量就可以说明抽象层次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指标只表示概念内涵的某一方面或某一方面的部分内容，因此，要更有效地测量变量就需要多个指标。例如，对社区建设的评价可用“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社区秩序”、“社区教育”、“社区组织”、“社区风尚”、“社区文化”、“生活质量”、“社区共建”、“社区人口”等10个指标来反映。

概念、变量、指标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在调查研究中，变量是概念的具体表达方式，概念必须用变量的形式来反映，指标是相对于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而言的，一般某个抽象概念通过一套指标得到测量，这个概念就取得了变量的形式。相对于概念和变量来说，指标一般是具体的、可观察的。从抽象程度上说，从概念到变量再到指标，抽象程度越来越低，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操作化的过程(见图4-1)。

图4-1　三者间的关系⁽³⁾

在社会研究中，概念厘清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某些定性研究中，概念厘清甚至是资料收集的关键因素，当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并进入团体成员的经验及世界观时，概念的含义也会不断地改变。

2.操作化

(1)含义与作用

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这种知识具有一致性，而不是具有个人性。有些学者把这个特点称为客观性，有的则称为可复制性或可检验性，或称为“主观共享性”。这就涉及一个操作化的问题。因为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要具有这样的“主观共享性”必须具有一套可复制或可检验的测量工具，如测量用的问卷或一套测量程序。

众所周知，社会生活使用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不同，它们通常是模糊的或含义不清的，如“生活质量”、“社会规范”、“价值观”等概念。社会研究如果不对这些概念做出界定，也就无法对现象进行观察和度量。因此，对社会现象的测量要从概念的操作化开始。我们认为，操作化就是一步步从抽象层次(概念)下降到经验层次(指标)，使概念变成可观察的事物的实践过程。它是对那些抽象层次高的概念进行具体测量时所采用的程序、步骤和方法、手段的详细说明，操作化是由理论到实际，由抽象到具体这一过程的瓶颈。例如将“同情心”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主动帮盲人过街”、“主动给讨饭的人食物”、“主动为灾区捐款”等可观察的、熟悉的指标。

(2)操作化的方法

一个完整的操作化过程一般经历三个步骤：

①对概念进行操作化。对概念进行操作化就是给出概念的操作定义，即一套程序化的工具，它告诉研究者如何辨识抽象概念所指的现实世界中的现象。所谓操作定义就是建立一些具体的程序或指标来说明如何测量一个概念或变量。例如研究“青年”这一概念，它的抽象定义是身体发育成熟、体力和智力处于旺盛增长阶段的人们。这就将青年具体化为青年心理、青年身体状况、青年智力状况等变量，其操作化定义为14～28岁，在心理、身体、智力等方面具有特定性质的男女。有了操作定义，就可设置指标对青年进行测量了。从上例中可以看出，从大的方面看，该概念的操作化过程主要包含以下工作：

第一，澄清与界定概念。首先要精确地指出一个概念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这样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对资料进行分析和组织的指导性框架，也使各项具体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在具体操作上，要弄清概念定义的范围。在给出具体定义前，可考虑先行者的定义，若面临多种界定方法，则要找到共性。例如对社区的定义有94种，但其中有共同的东西，如地域、共同体、社会互动等。

第二，确定一个定义。列出有关这个概念的各种类型的定义或总结出共同性因素后，可采用现成的定义，也可在此基础上自己创造出一个新定义。

需要注意是，定义的选择要以自己研究的需要为准。哪个定义最适合研究目的，就要重点考虑。例如李汉林《资源与交换》一文中对“资源”的界定。作者首先对资源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吉登斯将“资源”定义为“改革事物的一种能力”，科尔曼对“资源”做出了更宽泛的理解，认为“资源”是那些能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物品、非物品和事件。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资源的含义进行了如下界定：“本文基本上采用科尔曼对资源的定义，即资源是那些可使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东西。”⁽⁴⁾

②确定或发展测量指标。在界定了概念的内涵的具体范围后，对于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来说，还要对其进行操作化，使其转化成能具体观察和测量的事物，这就要寻找与这些内涵相对应的经验指标。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和选用哪些指标来测量变量，它直接指向经验层次的现象。例如，要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我们就可以使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人均GDP、GDP增长状况等指标来衡量。方法是：

一是列出概念的纬度。抽象概念往往具有若干不同方面或纬度，指出概念的不同纬度，有助于对概念的操作和测量，有利于我们选择测量概念的指标和对综合理论的思考与分析。例如要测量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往往先将这个概念的主要纬度列举出来，可分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教育地位和家庭地位等。

二是建立概念测量的指标。有些概念容易获得指标，如性别、文化程度等。但有些概念抽象复杂，建立指标有一定难度。发展测量指标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寻找和利用前人已有的指标，尤其是一些测量人格、态度方面的量表。它们往往经过多次使用和修改，可以成为我们使用的指标，我们可以做修改和补充。二是研究者先进行一段时间的探索研究。采用实地观察和无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的初步工作，从被调查者的角度，用他们的眼光来看事物。

③是编制综合指标。如上所述，对简单的变量可以用一两个指标，如“性别”可以用男性和女性来表示，但对一个的复杂变量，则需要用多个指标去度量。这是由所要测量概念的抽象程度决定的。如上面的“社区建设”这个复杂的变量，在进行完具体定义和分类，确定了社区环境、社区服务等10个指标后，我们仍然无法去考察一个社区的建设状况。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这10个指标进行定义和分类，确定出具体指标。以此类推，直至最后得出的指标可以用来检测我们的研究对象为止，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综合指标体系。国家人事部“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一套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涉及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人力资源状况、廉洁状况及行政效率等方面。以我们上面列举的社区建设为例，我们进行初步分类，即上文的10个一级指标，然后对10个一级指标又可以分为若干个二级指标，然后对这些二级指标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三级指标。我们只列举出1个一级指标的操作过程。⁽⁵⁾具体分析如表4-1所示。

表4-1　“社区生态环境”操作化的指标体系

概念操作化的结果可用效度测量，后面章节中会涉及测量的效度问题。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对同一概念的操作化结果也存在好坏优劣之分，社会研究中众多理论概念的操作化的结果也不是唯一的。各种不同的操作化结果相互之间只是在反映概念内涵的准确性和涵盖性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唯一的绝对正确、完善的操作化指标是不存在的。

4.1.2　概念的操作化实例

例1：对“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测量⁽⁶⁾

研究者对社会资本及企业资本的概念的界定，首先借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的概念，即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者，同时，企业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运行的。因此，在借用以上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企业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节，能够通过这些联系而获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针对中国的情况，研究者设计了三个指标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所谓纵向联系是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所谓企业的横向联系“指的是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系”，所谓社会联系实际上指的是企业除纵向、横向联系之外的其他社会联系。最后发展出三个指标来测量社会联系：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第二个指标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第三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

例2：对“社会阶级”和“犯罪关系”的研究⁽⁷⁾

步骤1：定义概念或变量

犯罪：“某项罪名受到逮捕”、“审判有罪”。

社会阶级：用财富多少(富有和贫穷)来表示，财富被定义为“家庭收入”。

步骤2：发展变量的测量指标

对“犯罪”：你是否偷过东西？是——不良青少年，否——正常青少年。

对“社会阶级”：你家庭去年的总收入多少？并将家庭收入分成四组，分别是1000美元，1000～2499美元，2500～4900美元，5000美元以上。

步骤3：形成操作化的假设

家庭收入最低的受访者中不良青少年数量最多；其次是1000～2499元的，再次是2500～4900元的，而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家庭出现不良青少年的比例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