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官场，在新官还未到任，或者在职位暂时空缺之际，往往会设一个代理，比如说代理县长、代理巡抚等等。代理在任职期间除了负责日常事务之外，还是办理新旧官员交接手续的“中间人”。代理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也暴露出种种弊端。
这不，即将卸任的、为人贪婪的陕西督粮道方用仪，就利用这一制度，做起了手脚。他将四千石麦壳掺入粮仓，把这批麦壳换出的小麦拿到市场上卖掉，为自己赚取了三千两银子。
四千石麦壳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用这批麦壳替换出小麦卖掉，用载重量三吨的卡车运，大概要装一百车，如此声势浩大的违反规定的行为，如何才能遮人耳目呢？继任者肯定不会愿意背这个黑锅，他会听到风声拒绝签字接手并禀报朝廷。可见，方用仪的做法并不妥当，搞不好还会丢掉身家性命，但他何以如此猖獗，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谋私利呢？
原来，方用仪卸任后，与他办理交接的不是即将继任者张集馨，而是代理督粮道刘源灏。方用仪的如意算盘就在刘源灏身上。他断定刘源灏不会追究此事，而与自己顺利办理交接手续，因为他早已算透了刘源灏的心思。
按照中国传统的官场惯例，代理高级职务是获得正式升迁的良机，很少有代理完高级职务之后再回到低级职务的先例，刘源灏的职位原本低于督粮道，如果他拒绝接手自己留下的烂摊子，那么他很可能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升迁机会。
这其中的利害刘源灏不会不清楚。
不过，方用仪也深知，刘源灏能顺利跟自己交接，还有一个前提：即将上任的督粮道张集馨也不会追究此事。只要张集馨不会追究，刘源灏在权衡之下，必定放行。
怎么才能“摆平”继任者张集馨呢？方用仪可谓动了一番心思。这就是他为什么在离任之前，决定只掺入一百卡车麦壳，而不是五十卡车，也不是二百卡车的原因。因为他把张集馨为追查此案付出的成本早已算得一清二楚：等到张集馨上任陕西督粮道，自己早已回到了远在江西的老家，而此时如果让自己回来处理此事，公文加上路途，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而这期间张集馨因等待而蒙受的物质损失恐怕就得超过两三千，还有那无法估算的办案损失，得罪人的损失等，而自己用四千石麦壳换回来的也就三千两银子，如此算来，实在是得不偿失，认账反倒成了最合算的选择。
方用仪的这分寸实在拿捏到了老谋深算的水平，在与规则博弈方面真可谓高手。
事情果然按照方用仪设想的那样，代理督粮道刘源灏在交接书上签下了字。不仅如此，他还苦苦劝说继任者张集馨，说仓粮肯定没有其他方面的亏损短缺的问题，再说方用仪已经回了江西老家，还能上奏皇帝将他调回来处理此事么？
为了四千石麦壳，张集馨追究此事可谓得不偿失，他不得不思量，转而接受了现实。按道理说，张集馨并非贪官，按照官场的真实标准衡量，他的操守算相当不错的，就连皇上都加以赞赏。在他接到任命的第二天，曾去拜见皇上，皇上说：听说你的操守甚好，你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保持人臣的晚节。张集馨表示：谨遵圣训。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品德尚好的清官，也成了贪官手中的一枚棋子，一个“帮凶”。虽然是被迫，但也成了古代官场代理制度缺陷中的一个牺牲品。
方用仪之所以敢如此大规模作弊，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制度的漏洞琢磨透了。当时有一个流行比喻，叫做“署事如打抢”。署事就是代理的意思，连打带抢则是标准的短期行为特征。这个比喻所描绘的可以叫“署事潜规则”。
由此可见，官场上的官官相护，有时候也是出于无奈，究其原因，还是制度上的漏洞。古人如此，尤值今天的官场借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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