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绿色化”

“两高一资”代价大

污染成为出口之痛。我国出口中，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产品比重比较高。据统计，2007年中国出口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的50%，净出口产品(扣除进口产品在国外排放)占总排放的30%。同时，出口产品的二氧化硫排放占总排放的46%，净出口占25%。出口产品的化学耗氧量占全国总排放的40%，净出口占20%。由此可见，我国强大的加工制造部门虽然创造了巨大“顺差”，但是生态保护方面却是“逆差”。换句话说，我们以破坏国内环境为代价，换来了出口的快速增长。

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在某些区域仍相当严重。在700条主要河流中，受污染的河长占评价河长的46.5%。其中，淮河、黄河、海河的水质最差，均有70%的河段受到污染。在131个大中型湖泊中，有89个湖泊被污染，有67个湖水水体为富营养化程度。

环境污染损失包括两类:一类是“财产性损失”，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例如企业的污水处理成本、农渔业的收成损失，包括部分生态损失。另一类是“健康损失”，这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而这些损失很多时候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银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一些科研单位曾经做过研究发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4%，间接损失达到11%左右。2011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认为，目前环境损失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达到5%～6%。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7万亿元，据此折算，环境污染造成损失将达到2.35万亿～2.82万亿元。

能源依赖风险高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之一，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

2011年，我国石油消费量为4.45亿吨，其中进口2.54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6.7%。目前，我国近一半的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基本上全部依靠海运运输，要穿过局势不稳的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以及美国、印度控制的印度洋，我国海军又没有绝对的实力保障运输路线的安全，并且国际油价波动频繁，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天然气消费量达到1307亿立方米，进口量大幅攀升至31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近24%。目前我国建设的中缅、中俄、中哈输气管道，能够缓解天然气供应的缺口，但是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未来需求。

煤炭消费量为37.3亿吨，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作为世界上煤炭产量第一大国，我国仍然净进口1.68亿吨。火电、钢铁、建材、化工和石油炼化五大煤炭下游行业创造的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的90%左右。由于热量比相对较小，空气污染明显高于其他能源，煤炭在西方国家逐步被淘汰，而我国仍然以煤炭为主要能源。

对于能源的过度依赖，往往将我国置于不利地位。除了价格受国际影响波动较大以外，对于我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安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绿色壁垒”墙渐高

所谓绿色壁垒，是现代国际贸易中商品进口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为名，通过颁布、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壁垒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是出于保护环境的公益。全球气候变化引起全球绿色消费意识上涨，环境保护越来越引起全球各国的重视。2000年，联合国启动了旨在保护全球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契约”计划。10年之后，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进一步发布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指南》(ISO26000)。截至2011年年末，已有36个国家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绿色制造成为各国重振传统制造业、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力点。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积极推进绿色计划，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一贯高度重视环保问题的欧盟通过了“第7框架计划”，设立了“未来工厂”重大项目，开展新型生态工厂的设立推广，以及绿色产品研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美国政府提出了可持续制造促进计划(Sustainable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SMI)，并出台了可持续制造度量标准。日本公布了《绿色革命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提出到2015年将环境产业打造成日本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量。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也纷纷出台了，旨在促进本国产业绿色化、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焦点、新领域，全球消费市场绿色环保意识日益增强。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私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产业竞争能力不断上升，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最初的预期。为了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发达国家纷纷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中关于“不得阻止任何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人类、保护环境”条款，在环境保护上大做文章，通过颁布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相对苛刻的环保技术标准，设置贸易障碍。

这些年来，我国遭受的绿色壁垒越来越多。其中，以欧盟为甚。2012年，欧盟开始对包括中国33家航空公司在内的所有起降欧盟机场的航空公司，强制征收国际航空碳排放费(即航空“碳税”)。在当前条件下，欧盟急于单方面开征航空“碳税”，其实质上就是设立一种“绿色壁垒”，是以环保的名义强取他国产业的利益。

2011年，欧盟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玩具安全标准，要求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玩具，必须贴附CE标识，制造商在取得该标识前必须进行一套严格的安全评估。同时，对玩具生产材料特定重金属的限制，从8种增加到19种，首次禁用或限用66种致敏性芳香剂，并对生产玩具广泛使用的15种邻苯二甲酸盐表示高度关注。2012年，欧盟轮胎标签法规强制实行，不达标者无法进入欧盟市场销售。

最近几年，欧盟相继制定了机床环境评价与能效检测标准(ISO/TC39/WG12)、非道路用柴油机排放标准EU StageⅢA及ⅢB、家电产品有毒有害物质(ROHS)、回收(WEEE)、能效(EuP)等指令;欧盟成为绿色壁垒设置最严重的市场。

当然，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甘示弱。日本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规及相应的标准，美国制定了电机、空调能效标准等，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多措并举“绿色化”

加工制造“绿色化”，是在保证产品的功能、质量、成本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通过开展技术创新、工艺优化，使产品在设计、制造、物流、使用、回收、拆解与再利用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人体健康与社会危害最小，并使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优化。

加工制造“绿色化”:一是适应保护生态环境，减轻资源承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是跨越西方国家“绿色壁垒”的客观需要。三是升级加工制造业，提高加工制造业附加值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逐渐增强，消费者对由环保认证的产品越来越认可，也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时，绿色制造本身也能大大节约原料、能源消耗，明显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推动加工制造“绿色化”，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绿色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只有实现了技术的创新，才能有效利用技术来提高绿色制造的效率与效益。其中，绿色产品设计最为关键。因为在产业规划、设计环节就考虑了绿色制造，那么整个流程的绿色化程度会事半功倍。同时，绿色工艺、循环利用技术、绿色制造基础数据研发、绿色制造技术规范与标准制定、绿色信息平台建设也是技术推广的重要方面。

在技术研发过程中，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同时鼓励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参加，通过“项目—人才—基地”的合作模式，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尽快将研发成果应用到产业中去，加快绿色技术的推广。

二是提升和改良传统加工制造能效。围绕具有广泛带动作用的产品与行业，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绿色产品设计、绿色工艺等技术水平，提高设备与产品的绿色化性能，研发节能减排核心技术，推进清洁生产和精细化能效管理，实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化改造。通过应用工程实施与产业示范，推动我国制造业节能减排，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目标。

三是对东南亚国家的产业有序转移。东南亚以及南亚部分国家就业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相对便宜，环境承载压力相对较小。我国部分产业应在保护好当地环境的条件下加大往这些国家产业转移，占领第五次产业转移的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