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的形成及其基本特征

1．形成的背景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大体看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因为它首创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实践，所以也可称它为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又因为它是在苏共党内激烈的争论之后，由斯大林在权力之巅“拍板定案”的，所以有时也被称为斯大林模式。

(1)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是在列宁重病尤其是在他逝世以后，联共(布)高层领导经过历时7年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激烈反复的辩论之后形成的。

(2)列宁在世时，虽然他本人对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市场关系的不可超越已开始有了较深的领悟，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完整、成熟的理论，尤其是没有来得及取得党内高层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以致在以后的辩论中缺乏正确的仲裁标准;也没有来得及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新经济政策”当时所包含的二元因素可以为争论者各取所需地加以夸大和利用。

(3)列宁本人也还没有来得及根本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即以国家统一直接配置全社会资源的产品经济为理想目标)。所以，“新经济政策”中倡导的市场因素很自然地被理解为“临时的策略”、“暂时的退却”，而目标还是要“消灭市场”。这是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认识。尽管布哈林等少数人思想比较开放，对“新经济政策”的精髓领悟得深刻一些，在辩论中仍难于占上风。何况主要领导人斯大林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挥舞政治大帽子，更吓得大多数人不敢认真思考和接受布哈林等人的观点。再加上政治上的压制、封锁，比较合理的意见就被扼杀了。

(4)斯大林后来实际上背离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接受了托派的“超级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制定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路线，形成了排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斯大林的路线和体制模式之所以能被苏共高层领导和苏联广大人民接受，是因为当时苏联处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被资本主义所包围，经济十分落后，为了战胜外来干涉和内部反抗，为了保卫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党和人民迫切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并愿意为此承受一切代价和牺牲，苏联模式就这样地被选择了。

这个苏联模式，从横向来说，曾普遍被各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和采用;从纵向来说，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苏联一直存在了60余年之久。

2．苏联型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力求单一化。生产资料几乎全部归国家所有。到1929年，私营工业企业只剩下300余家，1930年，私营工商业全部被消灭。与此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准国有制，既不拥有土地、拖拉机等大型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无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第二，经济决策高度集中化。否定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集体农庄也和国有企业一样按指令性计划生产。1926年12月，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1927年，斯大林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的主张，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1]”。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是第一个指令性计划体系。从1931年起，从制定年度控制数字过渡到制定年度计划、季度计划，从制定部门计划扩大到制定区域计划，并开始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扩大播种面积计划和农业技术计划。这些计划一经批准，都具有法律效力。1931年，按计划分配的资金占苏联国民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1933年开始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涉及的范围更广泛、更详尽。这样，从1929年下半年起，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展开，苏联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大改组，逐步形成了企业的全部活动服从于一个指令性计划的管理体制。

第三，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市场机制。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视市场机制为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斯大林在1930年2月9日明确指出:“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2]。此后，不仅完全消灭城市的私营工商业，对农产品的采购也由通过市场改为预约订购。

第四，经济运行日益行政化。不仅建立了排斥市场机制的按指令性计划签订合同的物资调拨制，连原来的商业组织辛迪加也行政化，变为对工业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实行全面领导的行政机构。国家依靠各级行政组织用行政手段来管理企业和组织、协调各种经济活动。

第五，对外封闭或半封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基本隔绝。这样，就缺乏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动力，也不能及时得到世界科技进步和世界市场供求方面的信息。这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加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管制，更支撑和助长了苏联国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和已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那套僵化的体制。

这种体制所服务的发展战略是:力争以尽量高的速度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优先高速度发展重工业。以致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长期落后。1953年同1913年相比，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34倍，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了46%，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农轻重的比例是1∶1∶3;生产资料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投资结构也严重失调，1918—1985年，甲类工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31．4%，占工业投资总额的88．1%;而乙类工业投资仅分别占4．3%和11．9%。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技术人员和工人都不可能有革新技术、改进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济增长方式以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和扩大外延再生产的粗放式经营为主，以致经济、科技发展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进步，体制性供应短缺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生活水平同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动荡，终于沦于经济崩溃、政权易帜、国家分崩离析的境地。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80页。

[2]《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