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本质的不同理解

无论是对战略变革的理解，还是对组织创新的理解，都与企业产生的原因直接相关。企业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存在：因为它不是一个从形体上可与其他物体分离的可观测到的物体；如果不按照它所做的事以及在内部发生的事进行定义的话，就很难对它进行定义。因此，“每一个分析家自由地选择他所感兴趣的企业特性，并按照这些特性对企业进行定义。然后，将这样所界定的构建称之为企业”。因为它的复杂性，对于所要分析的问题，企业可以从不同的分析角度考察：社会的、组织的、经济的和技术的，都可以得出适合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将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企业本质的理解进行梳理，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企业的本质，会带来对战略变革和组织创新不同侧重的研究。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早期的企业被看成是一个“黑箱”，企业内部的结构和职能是不被考虑在内的。从现代经济学诞生的1776年至今，在跨度两百多年的时期内，有两部巨著引发了企业理论对研究视角的思考。一个是Knight（1921）的Risk，Uncertainty，and Profit，一个是Coase（1937）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Knight（1921）认为企业是对共同参与生产过程的人的组织，强调了生产企业的风险，每个人承担风险的态度不同，以及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要求给予承担风险的人监督被保险者的权利。Coase（1937）首次以交易成本为分析对象，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构建。在科斯的观点中，企业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或是用一种新的合约取代了另一种类型的合约。当通过企业组织进行活动或交易的成本低于外部市场进行的成本的时候，企业就产生了。

显然，交易成本的分析忽视了传统经济学所重视的企业生产功能。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以资源能力理论为代表的企业理论开始得到重视。该理论根植于资源基础观，试图解析被经济学家视作生产函数的企业这个“黑箱”，将其拆解为更为基本的成分，以寻找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所在。其后发展的知识理论被认为是对该理论的一个延伸。

从企业理论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古典经济学阶段、新制度经济学阶段、资源能力理论阶段，在每个阶段下对企业的性质都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接下来，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出发，分别探讨每种认识下的战略变革和组织创新，可以分析出不同战略变革观点和组织创新行为所依赖的企业本质，以便于探寻到目前为止对企业本质理解下的战略变革和组织创新研究的视角。

一、新古典经济学派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讨论“集中于企业怎样在市场理论的指引下，如何做出构成社会总体资源分配问题的生产决策。它是关于输入、输出以及它们怎样与给定的技术进行联系等的理论”。一切理论观点都集中在了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该模型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以及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来解析企业行为。企业被视为经济中的基本生产单位，是给定存在的。企业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所能胜任的技术转换，并将利润最大化视为其目标，将交易的产品视为同质的产品。企业在外部供需确定的情况下，依据生产函数决定自己的产量。在这样一些假定之下，企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黑箱”。企业内部的运行以及企业规模的增长不是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企业、企业家和资源的异质性也被忽略了。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所做出的两个最基本的抽象：一是对企业本质的抽象，即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专业化生产者；二是对企业行为的抽象，即企业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行为者（罗纳德·哈里·科斯，1994）。在这两个抽象下，无法找到企业战略的立足点。因为，企业的目标是根据外部供需决定的价格生产出合适产量的产品，至于生产哪些产品，怎样生产是不被考虑的，即无须考虑做什么和怎样做这两个问题，从而谈不上制定战略，更无法考察战略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输入、输出地生产函数，从技术的角度解释组织的创新活动。他们认为技术特征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企业新技术的发展。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其对组织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尤其是带有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导致的产品结构的变化。由于产品结构的变化，企业的部门设置、资源配置及权责结构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引发结构创新，企业的观念、行为规范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钱德勒在对企业史进行系统研究后得出结论：企业组织的创新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大两个因素，特别是技术创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春霖在其《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中分析认为：从长期发展的动态角度看，技术创新及由此带来的技术的巨大变化是促成现代企业组织演变的基本动因。傅家骥在其《技术创新》中指出：“组织的形式、规模和结构必须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而创新，由于新技术的使用过程涉及不同部门的组织成员，而这些组织成员的积极性能否发挥，取决于组织能否适应地创新。”由此，可以看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组织创新，只是被动地适应技术的变化。这种组织创新的观点比较符合工业化时代的要求，因为在那个时代技术的革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人只不过是机器的附属，只需被动地适应技术的革新，从而组织创新通常是技术创新的衍生品。

显而易见，新古典理论是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对现实进行了抽象，与真实的企业行为相差甚远。Penrose（1959）指出新古典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企业理论，价格与生产理论对于企业的增长而言是一个不合适的框架。Coase（1937）正是因为发现经济学中的假设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的情形，不准备接受经济学家创造的虚幻世界，而试图去发现工厂与办公室中的真实企业。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

对企业本质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起源，一般认为，到了科斯之后，西方经济学中才有了真正的企业理论，因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企业理论被称为现代企业理论。在科斯之后，有许多经济学家对交易成本学说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科斯在1991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作的演讲着重提到奥利弗·威廉姆森、哈罗德·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三位学者对交易成本学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此，也概述一下他们的观点。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的经典论文，首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科斯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世界里，交易是没有摩擦的（即零交易费用），信息可以无成本地获得，从而任何交易都可以在市场上达成，根本不需要一个企业来协调各要素之间的交易。科斯对此进行了质疑，并提出两大问题：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的边界。科斯的回答是：企业要想出现，交易费用必须大于零，而事实上，“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当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过高时，放到企业内部则有可能下降，因为企业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所以市场上交易成本高的活动就内化到企业中来了；企业为什么会节约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企业配置资源的特征是“权威”，这一点是不同于市场的，这个不同决定了在某些情况下企业配置资源的费用会低于市场；但这存在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即企业的边界，其分析方法是一种边际分析法，由于存在着“管理收益递减”的因素，“企业将倾向于扩展，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在企业之外，市场机制起着协调的作用；在企业内部，市场协调为企业领导者协调所取代，由于企业领导者的权威可以成为协调生产活动的一种替代方法，“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科斯的观点起初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1975年威廉姆森综合相关文献将交易成本概念应用于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并发展出“交易成本经济学”（Willianson，1975），才奠定了交易成本理论在学术上重要的地位。威廉姆森提出了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来分析纵向一体化，即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由于某些投资只有用在某些地方才能产生最大的价值，这种投资会弱化投资方在投资完成后的谈判地位，投资方没有办法防止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投资方会预期到专用性投资具有的“拴住效应”，从而会减少投资。这样，契约无法达到完全规避签约方机会主义的完备程度，从而使得纵向一体化变得必要。纵向一体化可以防止市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威廉姆森的研究主要从治理成本着眼，界定交易本身的特性去决定组织形式的选择（Willianson，1979）。它是使用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对交易进行投资的资产专用性这三个维度去描述交易本身的特性，了解特定交易的条件将会适合于何种治理组织。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投机主义与资产专用性相互作用，加之信息不对称造成交易无法达到最佳结果，使人类的有限理性与投机主义成为交易成本理论中两个“必要的”行为假设。当买方觉得交易成本过高，就会放弃市场交易，采用内部化交易方式来避免市场失灵。但组织内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组织成本的增加，一旦内部化所花的成本高于外购成本时，也可能会发生组织失灵。当市场失灵与组织失灵同时发生，即造成所谓“双重失灵”时，介于市场交易与内化交易的合作方式将变得可行。

威廉姆森只是说明了纵向一体化可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但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纵向一体化问题。Grossman和Hart（1986）对此作了回答。他们将企业的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即企业契约是不完备的，谁能对契约中不完备的地方拥有决策权，谁就是雇主，谁就有权获得企业产生的剩余收入。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虽然可以节约市场上机会主义带来的交易费用，但由于被一体化的一方失去对原来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也就损失了激励，会有效率损失，这是一体化带来的合并费用。纵向一体化到底是否发生，就取决于一体化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和带来的合并费用之间的比较，当前者大于后者时，纵向一体化就会发生。他们的重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交易成本产生与决定的基本原因——合同的不完全性。

Alchain和Demsetz（1972）认识到要素之间的联合生产可以带来合作剩余，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指出企业区别于市场的本质原因在于企业具有团队生产性质，即团队的生产要素并不属于同一个人，同时使用几种类型的生产要素，团队产出并不是团队各要素产出的简单之和。团队生产的问题就在于由于上述团队中团队成员的贡献在技术上具有不可分性，且存在侦察、检测、监督、衡量和计量费用，每个成员的产出与闲暇之间可实现的报酬替代率的休息效应低于真实的替代率效应，因此每个成员就有偷懒的动机，所以需要监督，正是由于监督的专门化以及为了使监督者具有足够激励而向其提供的“剩余索取权”产生了古典企业。

张五常（1983）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是生产要素所有者签署的，而市场上的契约则是中间产品商签署的，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只不过是生产要素市场和中间产品市场之间的不同罢了，在中间产品市场上进行的是产品的直接定价，而在企业内部则是用企业的剩余权利来代替直接定价，是一种间接定价，只有当间接定价的费用（一种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小于直接定价的费用（另一种市场上的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企业的边界也是两种费用边际比较的结果。因此，张五常认为，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的观点“并不十分确切”，而应视为“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或者说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

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对于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黑箱”企业理论，对于深入考察企业的本质、起源与边界等问题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联系到企业战略变革问题，可以得到这样的三个启示。第一，企业是基于战略核心的契约联盟。契约联盟包括合资、授权、特许、其他长期契约等形式；战略核心是企业有形与无形资源的有机结合。从一定程度上说，企业战略变革的实质是战略核心的经济化利用与积累。企业战略变革涉及战略核心的创建、保护、利用、发展与更新，具体涉及企业家精神、战略定位、竞争方式等有计划的学习和适应等。第二，既然市场与企业作为来自外部与内部的两种协调生产经营活动的替代方法，企业领导者及其权威成为企业内部协调生产活动的一种有效的对“市场协调”的替代，因而，企业管理者在战略变革中的能动作用成为另一种“协调”方式。同时，战略变革将使组织的成本和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发生变化，变革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将取决于变革对这两种成本的相对影响。从企业战略变革类型看，有多种选择，可能从市场渗透战略发展到市场或产品开发战略，也可能从专业化发展到一体化或多元化战略。第三，基于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以及威廉姆森的“企业是相邻生产环节一体化的结果”，可以发现，由于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不同企业存在着不同的能力或资源的比较优势，它们从事活动的效率与成本有所差异，一项活动是由企业内部去组织进行还是从外部去购买，取决于其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总和的比较，企业的战略变革类型的选择也因此取决于这种比较的变化。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交易成本理论为企业战略变革决策明示了方向。

联系到组织创新问题，交易费用理论对现代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其演进的解释出了巨大的贡献。威廉姆森认为一种组织形式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且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交易分析起决定性的作用，提出了组织结构设计的三原则，即资产专用性原则、外部性原则和等级分解原则，并将现代公司主要理解成许许多多具有节约交易费用和效应的组织创新的结果（Willianson，1979）。他通过分析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所揭示的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工商企业（M型组织）取代传统的小公司（U型组织）这一重大的组织创新，指出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力是节约交易费用。他认为在U型结构组织中，由于信息和治理结构方面的原因，人的理性已达到极限，从而导致管理层级的增加，而管理层级的增加又使得管理低效率。从总体上来看，U型结构往往因管理幅度过大而增加行政管理费用；而且各部门也会由于对自身目标的追求而表现出较强的机会主义倾向。而M型结构组织通过把日常经营活动与战略性决策的分离，使总经理能站在一个整体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增加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理性行为；另外，M型结构的公司具有小型资本市场的性质，各事业部为了争取投资、发展自身，就必须努力竞争、提高效率，减少了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M型组织有效克服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这两个问题，减少了内部交易成本，是一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解释组织创新的问题，为日后组织设计学派研究组织创新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资源（能力）理论

之所以将企业资源、能力理论并入一起研究，原因在于它们有所不同，但却彼此交织重叠，从渊源、方法论和内容上来讲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企业的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都直接发源于Penores（1959）著名的“企业是知识创新体”的命题基础上。虽然企业的资源、能力理论着重研究的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不同来源，但在对企业本质考察方面，它们的观点十分接近。

彭罗斯于1959年出版了其代表著作《企业成长理论》，以经济理论探讨了公司资源与公司成长间的关系，使得RBV不再只是观念上的争论，更具有了经济理论的支持。彭罗斯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在一个管理框架组织下的生产性资源集合体。”也就是说，她将企业的本质定义为生产性资源集合。企业资源理论遵循其思路而将企业定义为“资源的集合”。由于资源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似乎具有丰富资源的企业失败，因而学者们又提出了企业能力理论，将企业定义为“能力的集合”。

无论是资源理论还是能力理论强调的都是企业本质的生产方面，关注企业契约的“生产性”。它们都认为，要了解现代工商企业，首先应强调其生产功能，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商品和服务生产和分销的实体。在资源理论看来，企业与市场的本质区别不是契约的内容或契约形式的完备性，而是市场仅能对资源进行配置，而企业不仅可以配置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还能使用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创造财富。在企业能力理论看来，一个经济社会存在的基本要求是其具有生产的能力，从社会层面来说，这种能力就是社会生产力；从基础的微观层面来说，这种能力就是企业（或个人）所具有的生产能力。进一步，特别是当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需要进行劳动和知识的分工以及相应的协作生产，而这种协作生产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的效应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时候，企业的出现就是必然的结果了（郁义鸿，2001）。

资源（能力）理论对于战略管理的思考方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启示。第一，以“资源”为企业决策的思考逻辑中心，与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相维系，资源是成为企业重要的分析单位。Barney（1991）指出，公司的竞争优势会受内部累积资源的影响，认为公司的竞争位势由独一无二的资源及关系所建构。资源（能力）理论的重点在于识别、配置与发展企业独特的资源与能力，而这正是企业战略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基石。第二，资源与能力成为企业战略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获取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竞争优势之所以能持久，是因为公司拥有异质性以及不可移动性的资源中，有部分的资源尚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与不可替代等特性。企业拥有稀有、独特、难以模仿的资产和能力，可为公司改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独特的资源是新事业发展的源泉，是公司必须构建的战略重点，因而，企业管理者必须在事前确认一组战略性资产，用于建立企业的可维持竞争优势，并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迁，随时评估组织未来所面临的产业战略性因素与新的战略性资产组合，并随之进行战略变革。

联系到组织创新的问题。资源（能力）理论强调异质性资源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在组织的异质性资源中，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野中郁次郎在《创造知识的公司》中写道：在一个唯有不确定才是确定的经济中，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是知识。他断言，如果企业的组织成员创造了新知识，他们也就重新创造了自己，重新创造了公司。因此，知识管理的最终落脚点是要对负责创造知识价值的行为人进行激励和支持，将人的创造性和革新能力同信息技术的信息处理能力相结合，以完成知识的应用和创造。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知识的载体介入生产过程的行为人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及不可分割的载体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与交易费用理论的着眼点仅在于组织的结构层面，以追求交易费用的节约作为组织创新的目标不同，资源（能力）理论重视组织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在组织创新的分析中引入行为人的因素。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将新古典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和资源（能力）理论在企业的本质、战略变革与组织创新三个方面的不同汇总于表1-1。

表1-1　不同学派对企业本质、战略变革和组织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