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局限分析

2．2．1三大体系既有增长模型的局限根源与基本关系

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与制度问题的多元解释和学派争议，往往意味着有关理论的相对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存。三大体系既有增长理论模型的局限，表现形式与产生根源各异。从产生根源看，有些是因为哲理基础即范式问题，有些则源于历史局限。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各种增长模型，在根子上都是基于牛顿哲学观的均衡范式而构建的，从而先天地同社会经济系统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与演化经济学体系，无疑都是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理基础。但因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时代还缺乏对这种有机世界的有效数学表达形式，从而其理论的数学模型只能也借用牛顿经典物理学语言，而更深刻的内容则往往借助哲理性逻辑分析来诠释。演化经济学的早期发展情况如出一辙，甚至在无奈中干脆放弃了数学表达。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11]。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因其相对完备的数学形式，在二战后取得主流地位，演化经济学被边缘化。直到现代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等等出现，演化经济学才算找到较为合意的数学表达形式，从而强势复兴，但由于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有关模型表达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与主流经济体系存在严重分歧，但他们的增长模型在数学形式上又有着一致性。杨继国(2001)［38］的研究揭示了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与现代增长理论的相通之处，均衡条件都可转化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协调增长问题，也就是现代增长理论中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问题。不过，二者对于能否实现这种协调却存在根本分歧。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必然趋向提高即存在“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而现代增长理论回避讨论或者不承认这点。正是从在这里出发，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非均衡过程，不仅以劳动分工概念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技术变迁，而且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内在演进的宏大理论。不过，仅就其增长理论模型——再生产模型本身而言，却不能内生地从数学上导出这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的必然性，只能大量借助颇具哲理性的文字描述来展现其理论逻辑。因此，这两大体系的增长模型有一些共性局限或问题，在此将它们都称为传统增长模型，既有增长模型的局限也主要体现在该范畴。

由于三大体系增长模型存在着上述交错关系，从而一些局限便可能是在两个或三个体系中都存在的。同时，考虑马克思增长模型的复杂情况，这里对相关局限的讨论，将更多的是从其模型数理形式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总体来看，既有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2．2．2模型未充分体现资源等边界约束

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不缺乏对经济增长的边界问题的描述。亚当·斯密一方面以一种企业组织(制针工场)举例说明报酬新增，另一方面指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定理)，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凭借持续进行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PrueKerr，1993)［129］。李嘉图强调资源稀缺性，提出收益递减规律，进而提出利润率下降趋势律，强调分配的重要性。马尔萨斯在土地有限、收益递减的基础上阐述“马尔萨斯陷阱”。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12]。无论是自然资源限制还是市场规模限制，无疑都是经济增长的边界约束。

然而，在后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这种边界约束问题逐步被淡出。这个变化过程，马歇尔起了重要作用，他通过外部经济概念和代表性模型，把报酬递增纳入竞争均衡框架，也由此开启新古典时代。杨格、奈特等对此提出批评，但主要是强调应将报酬递增归入动态领域、非均衡，以及变化过程是经济系统内生的等内容(贾根良，1998)［130］。在新古典体系内，后来则把外部经济纳入不完全竞争的均衡框架之中，如内生增长理论等。

主流经济学往往将资源稀缺作为逻辑起点，却未必真正将此纳入模型的主函数，而是仅作为约束条件讨论配置问题。在各种现代增长模型中，无论其生产函数是递增、递减还是不变，资源约束本身是不进入函数的，都只在模型构建过程中以相应数学形式间接体现，主要是沿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或其变形。虽然哈罗德也认为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称之为“刃锋式”的经济增长，但只归因于均衡条件过于苛刻，而非如马克思那样认为存在暴发危机的必然。Solow模型也强调资源的稀缺性，故而其生产函数是边际递减，然而只得出经济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的结论。内生增长模型众多，不妨以最简单的AK模型为例说明，其生产函数为Y=AK，报酬不变，其中A反映技术或知识水平的常数;这样实质上就完全回避了不稳定问题，主要讨论技术进步问题，自然能得出随知识积累而持续增长的结论。统一增长模型(Galor，2000，2005)［53-54］的生产函数为Y=Htα·(AtX)1-α，是结合反映技术(知识)水平参数At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变形，虽有代表自然资源的参数X，但主要是通过对技术进步率、人口增长率等关系的讨论间接体现资源边界的约束，可以解释经济发展，但难以解释经济危机等均衡问题。

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也未能直接体现相应的边界约束，从而仅凭该模型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若体现了相应边界约束，便可能导出这种必然性，对此将在“5．2”部分具体讨论)，并且还存在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争议。至于经济危机的结构成因论等解释，则受到自发秩序概念等的反驳，后者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武器。对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的解释差异，直接导致对经济系统内在制度要求的不同理解。仅是演化分析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哈耶克(1997)［131］的自发秩序就属演化分析，但他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坚定卫士，认为所有的集体主义社会都是“通往奴役之路”，“社会主义是合理经济的破产”(哈耶克，1997)［132］，实质上隐含着“历史的终结”(福山，1998)［133］观念。如果没有包容这一系列机理的统一逻辑，则很难从复杂的纷争中实现正本清源。

2．2．3将对立互补的自组织动力机制割裂

传统增长模型主要是在竞争(完全或不完全)框架下，依托外部经济(外部性)概念阐释报酬递增。诚如奈特(2010)［134］指出，一个产业的外部经济或许是(或说必定是)另一产业的内部经济，后者就会走向垄断;前一产业作为后一产业的消费者也就不一定能分享这种经济。为此，内生增长理论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作了一个重要假定——投资的社会报酬率高于私人报酬率。该假定不难找到依据，对外部经济概念的逐步澄清就能为其提供些支持。一般区分为两种外部经济，即技术外部性和金钱外部性，前者是由生产者之间通过直接的、非市场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后者则是通过市场机制的相互依赖由价格变动引起的(贾根良，1999)［135］。但这里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两种外部经济都是在互动依存中产生，实质就是自组织理论中协同论揭示的非线性倍增的协同效应(哈肯，1984)［136］。第二，竞争与协同是对立互补的自组织动力机制(哈肯，2001)［137］，竞争既带来动力或压力，也增加交易成本和抑制协同，那么就难以保证必然是报酬递增。第三，由于存在负外部性，投资的社会报酬率就可能未必高于私人报酬率，尤其是从较短时期看。

传统增长模型并未真正考虑这些问题，它们是存在割裂的分段逻辑。从表象上看，这些模型既有竞争又有协同，似乎体现对立互补的自组织动力机制;但实际上，是先将协同(报酬递增)假定为前提存在，进而再在竞争框架下讨论问题，从而将内在一体的自组织动力机制割裂。经由这种割裂之后，外部经济似乎可先天地存在，剩下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发挥竞争的能动作用了，从而变成了单向逻辑。按肯·威尔伯(2005)［138］的语言，这是预设“协同力”能自然实现，转而单维度地强调“自理力”，而这又必然会抑制“协同力”。于是，逻辑本身出现矛盾。

不仅是模型的解释力存在局限，而且其思想内核伴随着个体主义张扬。当这种观点成为主流文化时，便会转化成相应的社会组织原则(习俗、惯例、制度)，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方向。诺斯(1994)［71］也指出，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在个体主义过度张扬的条件下，很难想象社会能形成这种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这也正是韦伯(Weber，1964)［139］指出的“价值理性”的沦丧问题。规律是客观的，“价值理性”沦丧会带来人类系统的协同力问题，不仅仅是交易成本、制度成本上升，甚至可能破坏基本的共生依存关系，导致社会割裂、矛盾加剧、生态问题等等危机。

2．2．4形成经济均衡与经济进化两种理路而未纳入统一框架

“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Richardson，1975)［140］，“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在《国富论》中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分析上的精密化时，斯密未能把这两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就凸现出来了”(贾根良，1998)［130］。主流经济学主要是依循经济均衡的理路发展起来的，自然很难有效诠释“活”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问题。正因为此，前期的现代增长理论，如HD模型、Solow模型等等实质上都是短期均衡模型，未真正涉及经济进化。由此而派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建议，主要是基于短期考量。其发展理论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依照信奉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成功案例。内生增长模型为弥补这种缺陷而兴起，但均衡框架从根本上限制了其解释力。例如，从劳动分工的现实发展过程和人的认知能力、行为特征看，杨小凯的角点解更像是纯粹为解释分工而构建的一种说法，远不如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自组织适应过程来得现实、自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Galor的统一增长模型等则已有越来越浓的演化经济学色彩，甚至有人将诺斯的理论视为演化制度理论。这些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进化)的许多重要机理，却又脱离了短期均衡(短期增长)问题。就这样，经济均衡(狭义增长)与经济进化(经济发展)的理论基本上一直是割裂地存在，并都冠以“增长”概念，导致更多纠缠不清学理问题。面对“调结构”“稳增长”等复合要求时，也就难以真正给出统观的解释和建议。

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经济学根本不同，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不均衡过程。马克思从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来思考分工与市场规模之关系，从而有了关于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区分，这一区分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垂直或企业内分工取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而社会分工或水平分工最基本的问题是最小经济规模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产业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演进。但受限于历史，马克思的增长理论模型沿袭了均衡表达方式。这一方面使他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面对的经济均衡困局，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他用数学形式来演示产业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演进。也就是说，至少在模型的数学形式上，马克思没能构建起这样的统一框架。

演化经济学则主要集中于讨论经济进化范畴，在对均衡范式和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却了对经济均衡问题的必要关注。纵观演化经济学文献，很少有深入研究短期经济问题的。立足于经济进化即经济长期发展来讨论经济问题，无疑是抓住了问题关键，然而，不等于可以忽视经济均衡问题。第3章将说明，社会经济系统处于“混沌边缘”，完全有可能因为短期因素甚至是偶发因素，导致系统走向混沌运动状态，带来系统巨变和走向不同的演化分岔。演化的不可逆性又决定，一旦发生这种改变，那么便成为一种长期影响，历史是不能回头的。也就是说，经济均衡等短期问题是可以转化成为经济演化(在此不用进化或发展概念，因为也有可能是退化)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从长远角度来考量，也必须纳入经济均衡问题。若理论体系缺漏这块，可能会引起一些悖论。例如，赖纳特演化发展经济学富于启示，但偏重从长期看问题，提出为避免低端锁定而否定穷国发挥比较优势;这当然有其道理，但若推向绝对，穷国如何解决前期积累问题以实现“效仿”与“赶超”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当下也难有未来，经济问题同样如此。演化经济学需要弥补和包容这块缺漏范畴。上述分析也表明，经济均衡的实质是要将经济系统维系在“混沌边缘”范围内，而混沌是非均衡、非线性系统中的概念，从而可以和应该在非均衡框架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