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贸易收益的思路及路径

在很大程度上讲,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要素分工的形态,各国（地区）以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参与国际专业化合作,获取贸易收益。因而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与质量自然决定着一个国家（地区）的贸易收益水平。

然而,由于高级要素相对稀缺,中国出口部门的贸易收益水平仍相对较低,出口增长的外源型特征明显,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提高。因而,现阶段中国提升贸易收益的思路应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更加重视外贸增长的结构及效益而不是出口的规模,更加依靠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等属权要素对外贸增长的推动,而不是过多依赖外资企业。在此基础上,加快培育高级要素、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在本国高级要素成长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的全球价值链定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而改善中国贸易收益水平。

第一,应进一步转变观念,更加强调贸易增长动力的内源性。全球化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地区）对外开放意味着面临“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选择及协调。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开放型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基本上与国内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加工出口为主的贸易形式,决定了产品生产过多依赖国外资源,对国内生产要素需求不强,缺乏明显的产业关联；产品销售过多依赖外部市场,与国内市场互不衔接,对国内消费拉动不足；甚至在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对外贸易部门与国内贸易部门分属不同的行政机构,内贸与外贸相互割裂、自成体系。以上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把开放型经济视为简单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的利用,忽略了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协调及国内生产要素的培育。

因而,应推动发展观念的进一步转变。开放型经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五外”,外贸、外资、外经、外包与外智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主要内容,但过度强调“五外”,往往容易产生重“外”轻“内”,割裂内外市场的错误导向。事实上,在中国与世界再平衡的发展背景下,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应该更多地强调内外平衡、内外协调和内外互动,在继续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国外市场的同时,用好国内资本,用足国内市场。

在发展模式方面,应改变传统以出口规模、出口市场份额为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转而培育并形成以加快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国内市场、国内资本,使之有效融入全球化,并与国内外高级要素有效结合,推动国内要素禀赋的优化升级。

第二,应进一步加强高级生产要素培育、加快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在资本要素日益充裕的基础上,积极培育购买力优势,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制造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拓展市场潜力,增强要素集聚能力,大力吸引国内外人才、技术、品牌、管理等高级要素集聚。另一方面,依托内生增长能力的增强,选取重点行业,整合国内产业资源,打造本土跨国公司,增强要素购买能力,利用发达国家面临深度调整、资产价值重估的契机,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大进口力度,最大限度地获取能源、矿产、人才、品牌、技术及营销网络等稀缺资源。在此基础上,增强要素创新能力,着力促进外部高级要素与本土要素的有效结合,实现自身要素禀赋的优化。需要指明的是,通过集聚与购买获取高级要素不是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推进外部高级要素与本土要素融合,进而实现国内要素禀赋优化升级。

第三,应进一步提升全球价值链定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关键在于提升出口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而加快提升出口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定位,应更加重视培育国内高级要素以及扩大流入要素贡献。一方面,应积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生产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推动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扩大出口应更加依靠科技投入、品牌创建及销售渠道的拓展,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价值,而不是单纯依靠成本价格优势。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继续鼓励外资流入,尤其是研发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外资进入,引导外资把高附加值含量的生产环节布局在中国。在此基础上,积极鼓励本土企业从事中间品的国内生产配套,逐步实现中间品采购的本地化,由此提升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含量,努力实现由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的跨越。

第四,应进一步加强国内配套,增强贸易增长的产业关联。在国内高级要素培育、生产制造能力逐步提升的基础上,应积极开展电子通信、机械设备、医药化工、纺织服装、新材料等高产业关联度行业的内外资企业配套协作,鼓励本土企业从事中间品的国内生产配套,提高外资企业本土采购率和配套率。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工制造环节做精做细,推动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环节的延伸,提升中间品国内配套率及加工贸易增值率,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的国内产业关联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