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收益的影响因素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研究视角。

首先,从微观的视角出发研究企业贸易收益的影响因素。如Henderson（1991）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否具有垄断性是影响企业能否获取贸易利益的重要因素。施振荣（2005,2010）的“微笑曲线”理论把全球价值链分为创新、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装配、物流、行销及品牌等环节,并发现微笑曲线两端的环节能分享较多的增加值,而底部环节则只能获得较低的增加值。张纪（2006）通过笔记本电脑全球生产链的研究,发现每一个生产环节所处的市场结构、规模大小、企业核心技术以及贸易壁垒等因素都直接影响贸易利益。张杰等（2013）利用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FDI的进入尤其是生产关键零配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有效推动了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地区）以及新兴国家（地区）的出口也有利于提升贸易利得水平。郑丹青和于津平（2014）发现促进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因素包括FDI、研发投入、品牌营销、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补贴,而出口规模与出口贸易增加值率负相关。

其次,从宏观视角出发来研究行业贸易收益或国家贸易收益。如KaPlinsky和Readman（2000）、Kaplinsky（2001）、Giuliani等（2008）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存在的技术差距角度,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获取较少的贸易利益。Koopman等（2010）构建了反映一国（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角色和地位的全球价值链定位指标（GVC＿Position）,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定位对一国（地区）贸易增加值的影响。Noguera（2012）利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优惠贸易协定（PTA）、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Johnson和Noguera（2012）通过两国多部门的投入产出分析,发现部门的贸易收益取决于其出口产品更多地被国外吸收,还是最终折返回国内；通过国家（地区）间出口增加值率差异的方差分解,发现国家（地区）贸易收益主要取决于国家（地区）的出口结构。Kee和Tang（2012）研究了中国按HS2编码分类的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发现人民币汇率及外资流入对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产生明显影响。

国内学者张二震等（2004）认为在国际要素分工条件下,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再取决于企业或产品所在地,而是由参与产品生产的要素数量和质量决定。佟家栋（2005）指出由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地区）的贸易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其投入要素的数量及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配。彭支伟和刘钧霆（2008）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要素禀赋和行业规模的差异等是影响东亚经济体之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因素。李真（2009）从价值生产角度出发,发现有效技术外溢、自主创新以及国内人力资本存量均为影响贸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林玲和余娟娟（2012）研究表明,资本劳动比及研发投入对我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劳动力比较优势及外资进入规模的影响显著。吕婕等（2013）发现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垂直分工度、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以及要素禀赋都是影响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祝坤福等（2013）通过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发现加工出口占总出口比例、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商品结构、各行业直接出口增加值率和技术系数等都是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重要因素。巫强等（2013）通过2001—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各省国际贸易利益的影响机制,发现劳动要素供给对省级国际贸易利益具有正向影响,而地区内部贸易比重和市场进入成本对省级国际贸易利益具有负向影响。黎峰（2014）从行业层面分析了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贸易收益的影响,发现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贸易收益呈现出明显的三次型关系,且随着垂直专业化率的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对贸易收益的影响逐步增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收益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全球价值链定位,即企业或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承担的角色或定位。第二,要素禀赋结构或比较优势等,反映企业或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素结构及质量。第三,垂直专业化率或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反映企业或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第四,技术创新、研发能力、全要素生产率等,即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影响贸易收益。第五,外资流入,主要通过改变东道国国内要素禀赋及生产配套能力来影响贸易收益。第六,规模经济包括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出口规模等。第七,其他因素,包括出口结构、区域贸易协定、汇率水平、国内市场壁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