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资本形成的理论，既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都是旨在促进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因而属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更是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源泉和资本扩张的奥秘、机制。从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他们都非常重视资本积累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这一传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所继承。

20世纪50—60年代，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论著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物质资本被描述成唯一稀缺的资源，资本短缺被看成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等均强调资本形成的重要性。这些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论，后来被人们称为唯资本论。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这几种资本形成理论。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F.Harrod)在《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年)一书中，将凯恩斯的静态均衡分析动态化，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D.Domar)在《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1946年)和《扩张与就业》(1947年)两篇论文中，独立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增长模型。因此，人们将二者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简称H-D模型)。

H-D模型是根据凯恩斯收入决定论的静态均衡条件，即储蓄等于投资(S=I)推导出来的，或者说是以S=I为假定条件的。其基本公式为:

g=s/v

g表示经济增长率，若以Y表示总产出(GDP)，Δy表示总产出增量，则:

g=Δy/Y

s表示储蓄率，若以S表示储蓄，则s=S/Y。

v表示增量的资本-产出比，即v=ΔK/ΔY，ΔK表示资本增量即投资，ΔK=I。

可见，v为生产的一种技术系数，即平均每单位总产出增量所需要的资本增量，v值愈大，则表明资本的产出率愈低，或投资的效率愈低。

由g=s/v推得:

上式两边约掉ΔY/Y，得S/I=1，即S=I。

将上述推导过程倒过来，即由S=I，可得g=s/v。这表明H-D模型实际上是S=I这一凯恩斯静态宏观均衡条件的动态(增长率)表述。

H-D模型的含义是十分明了的。它假定资本-产出比v在短期中是一定的，这意味着生产的技术水平是一定的，资本与劳动这两大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即资本-劳动比K/L是固定的。因此，经济增长率g就唯一地与储蓄率s成正比，资本积累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H-D模型本来是论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但它同样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资本稀缺，因此要加速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即加快资本形成。

H-D模型由于简单明了，曾经颇为流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它只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忽视了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乃至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受到了批评，并被索洛等人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取代。

(二)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1953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R.Nu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理论，论证了资本形成对于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作用，奠定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的基础。

该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贫困恶性循环”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一国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人们将要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储蓄水平低，低储蓄水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会导致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产出，低产出又造成低收入，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在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意味着低购买力和低消费能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又会造成资本形成不足，低资本形成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低下，低生产率带来低产出和低收入，这样，也形成了一个“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见图3-1)。纳克斯认为，正是资本形成的供求两方面的约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不足是“贫困恶性循环”的主要障碍。因此，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储蓄率，大规模地增加储蓄和投资，加速资本形成。同时，他又认为，为了克服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所造成的投资引诱不足问题，即资本形成的需求“瓶颈”，应当采取“平衡增长”战略，即在众多的行业中同步地投资，形成相互的需求推动，以投资带动投资，“供给创造需求”。

图3-1　贫困恶性循环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现实状况，并从资本形成的角度探讨了产生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强调了储蓄、投资和资本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作用。而且他提出了从供求两方面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思想。这些都是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他把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资本形成的不足，把加速资本形成看成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显然是片面的，他忽视了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

(三)“大推进”理论

1943年，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资本形成的“大推进”(Big Push)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生产为主，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低下，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在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分散的、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氛围，给工业化带来足够的动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工业化基本条件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表现在作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和作为工业化起步拉动力的市场需求与资金来源的储蓄均不可细化分割，而必须达到足够的规模才能进行;二是缺乏工业发展所必要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表现在企业规模过小，缺乏规模经济效益，企业之间彼此提供的“外部经济”效应微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社会的获利能力(Social Profitability)很低，经济是很难迅速增长的。因此，必须实施资本形成的“大推进”战略，即同时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相互创造需求，提供市场，克服“不可分性”，产生“外部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顺着这一思路，罗森斯坦-罗丹进一步提出了“平衡增长”的战略主张。

“大推进”理论强调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任务，指出了大规模的资本形成对于突破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的束缚、创造社会关联效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困境，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开展工业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所需的资金、资源以及其他要素的限制，没有认识到工业化是一个逐步演进的长期过程，是不可能“急于求成”的。“大推进”理论在绝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是缺乏可行性的，在少数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如前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初期曾经实践过，事实证明，虽然曾经一度有过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后遗症和弊端很多，超越现有条件的过快过大规模的投资抑制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或产品短缺，甚至出现了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严重恶果。

(四)“起飞”理论

罗斯托(W.W.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起飞”理论。他吸收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等理论和方法，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史，把所有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渡概括为六个阶段的增长。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起飞”准备阶段(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起飞”(take off)阶段、走向成熟阶段(Take-off and the Drive to Maturity)和大众高消费阶段(the 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后来，他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中又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面增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the Quality of Life)的阶段。

1.六个阶段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这一阶段包括英国物理学家牛顿(Newton)所处时代以前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主要特征是: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资源大多配置在农业，而不在工业;存在着一种僵硬的社会结构，阻碍着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传统社会阶段，社会生产率低下，人均收入低，仅够维持生存。

第二，“起飞”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正在形成。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新的科学技术正在应用于工业和农业，主导部门有食品、饮料、烟草等，金融机构(如银行)开始出现，商业交通运输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交通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尽管生产效率低的生产方法还在运用，但新的方法开始出现，处于一种新旧交替和并存时期。发展的障碍逐渐被克服，但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历史上，英国是第一个为“起飞”阶段创造充分前提条件的国家。

第三，起飞阶段。起飞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是社会变化质的飞跃。在这个阶段中，一些阻碍和抵制经济持续增长的旧势力最终被克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力量继续扩展，最终支配整个社会，增长已成为正常状态。

起飞阶段的主要特征为新工业扩张迅速，利润中的大部分被再投资于新工厂，而这些新工厂又促进了城市地区和其他现代工业企业的进一步扩张。现代部门的整个扩张过程导致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率，并且把储蓄交给从事现代生产活动的人使用。新的企业家阶层在扩大，他们把扩大的投资引导到私人部门。新技术不仅在工业中扩散，而且也在农业中扩散。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变化是起飞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大大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一二十年后，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适应于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罗斯托将一些国家起飞的时间确定为:英国在18世纪末，法国和美国在19世纪中叶，德国在1850—1875年，日本在19世纪最后25年，加拿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第四，走向成熟阶段。起飞之后再经过五六十年的稳定增长，就可以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走向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吸收和使用现代技术成果的能力大大增强，10%～20%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使得产出持续地超过人口增长。随着技术的改进，新工业加速扩张，老工业衰落，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对外贸易越来越频繁。整个社会服从于现代高效率生产的要求，新的思想和体制代替旧的思想和体制，以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五，大众高消费阶段。这一阶段，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用来生产耐用消费品和提供劳务，城市人口和白领阶层所占比例大，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的资源用在了社会福利和保障事业上。这一阶段是一个富裕阶段，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人们不满足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开始追求更高水平的消费。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都获得了广泛的消费，社会福利和保障事业得到深入发展。此阶段的主导部门已经转移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和服务业。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经过大众高消费阶段后，由于汽车的大量使用，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和噪音污染等城市化问题，于是人们不仅追求小汽车之类的耐用消费品，而且追求优美的环境、闲暇和娱乐。这一阶段中，主导部门已经从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部门，如教育、环境保护、娱乐和旅游等。它们提供的产品主要是劳务而不是有形产品。

2.经济起飞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经济起飞是它们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决定阶段。所谓“起飞”是指在工业化初期的较短时间内(20～30年)实现基本经济和生产方法上的剧烈转变，在此剧变之后，经济将步入持续稳定的增长过程中。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的“起飞”呢?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科学思想条件。罗斯托认为，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所完成的自然科学的革命，其意义远远不限于自然科学本身，它还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基础。自然科学的进步，打破了资源瓶颈对经济增长的束缚，克服了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从而开辟了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科学改造了人们的传统思想，调动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扩大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罗斯托把牛顿科学思想的产生看成是历史的分水岭，把它作为划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时间界线。

(2)政治条件。第一，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利于举国上下一致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相反，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起飞是不可能的。第二，有一个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目标。第三，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3)社会条件。起飞有赖于一大批富有创新、冒险和进取精神的企业家和全社会的创业精神。起飞前夕的社会，应该开始具有有利于创业精神产生和企业家生长的社会环境。

(4)经济条件。第一，要有10%以上的资本投资率。经济起飞要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作为物质基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是资本形成不足。罗斯托接受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思想，认为提高资本投资率是促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罗斯托指出，如果资本/产出率V(投资与产量之比)为3∶1，投资率达到10%，经济增长率就会达到3.3%，将超过任何可能的人口增长速度，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量就会不断提高。第二，要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罗斯托认为，在起飞阶段，各部门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增长决定着其他部门的增长，在所有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它或它们有技术创新和迅速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能够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的增长。主导部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依次更替的。从历史上看，起飞准备阶段的主导部门主要是饮食、烟草等工业部门;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主要是纺织、铁路等;走向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主要是重型工业和制造业;大众高消费阶段的主导部门是汽车工业;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导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正是主导部门的这种不断更替，推动了经济增长阶段的变迁，而促使主导部门不断更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技术的不断采用。

罗斯托认为，具备了上述条件，一国经济就可以实现“起飞”，并在恰当的努力下进入“自动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