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聘任到管理岗位管理办法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管理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周公姓姬名旦，他编的《周礼》一书，为周朝制定了一套官僚组织和制度。书中将周代官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天官职位最高，六官分360职，各有职掌，层次分明，职责清楚。孙武在春秋时代所著的《孙子兵法》中，阐述的“为将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以及在各种极其错综复杂环境中为了取胜所采用的各种战略、策略，堪称人类智慧的结晶。该书提出军、旅、卒、伍的军队编制，即军为12500人，旅为500人，卒为100人，伍为5人，层次关系明晰，编制比较完备。管仲主张办一切事情必须统筹谋划，提出“事无备则废”、“以备待时”的观点。孔子在理财方面主张“崇俭”，在《论语》中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主张“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荀况主张富国与富民并举，提倡“上下俱富”，为此必须“节其流，开其源，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出了一些生产经营原则，如重视货币资本、资金要不断运转、经营要善于掌握时机、勤俭办事、用人要善于挑选、商品要注重质量、经营人们喜爱和需要的商品等。在用人方面中国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有不少内容至今仍闪耀着光彩，现代管理学中的一些观点、理论和方法也都可以从古代思想宝库中直接或间接地找到有益的借鉴。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可概括为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对策、法治、利器、求实、节俭等方面。

(一)顺道

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居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居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规律，又称为“则”、“常”。“顺道”是指要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管理者要分析国内国际的大形势，顺道而行。如《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司马迁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这些都体现了“顺道”或者“守常”、“守则”的思想。

(二)重人

“重人”是指要以人为本，任用人才，信任人才，重视人才，以人的发展来推动整个企业的发展。要夺取天下，成就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比如，《管子》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些思想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

(三)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境界“和为贵”。万事要求和，与人和，与事和，和气才能生财。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做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四)守信

信是指诚实而不欺骗。治国要守信，办企业也要守信。信誉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向来是大忌。“诚工”、“诚贾”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提倡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五)对策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至理名言说明在我国古代治国、治军、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管子》中讲，“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说得是治国必须有预见性，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兵法》中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说得是要打准备之仗。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要善于“时断”和“智断”’，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说得是要根据市场决定购销决策。

(六)法治

法治指一切事务都应该依法办事。比如，韩非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平性和平等性，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游意于法之外”。管理者必须要惩罚分明、革新政风，“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七)利器

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役水而舂，其利百倍”。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得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穿古今，已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八)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这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时空”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治国和治生，若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审时以举事”，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诫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九)节俭

我国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说:“其耐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纵观历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靡，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以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指明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音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二、中国近代管理思想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体现的经济管理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入，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在殖民主义势力比较强大、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城市，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经营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重视产品质量

总结民族资本企业中的种种规章，主要包括:要求职工听从指挥，服从调遣;要求职工不得玩忽职守;要求职工提高工作效率和改善服务态度。由于这些较成功的经营管理，出现了一批经营有方、产品质量过硬、知名度很高的企业和产品。如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积极倡导“精工明料”，在生产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曾因此而闻名于世。范旭东经营的天津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因质量优良获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上海大隆机器厂制造的棉纺机器、五洲肥皂厂生产的“固本”牌肥皂、亚浦尔灯泡厂生产的灯泡等，均因质量优良，在国内外市场上深受用户的欢迎。

(二)尽力降低成本，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

刘鸿生在他经营的企业中，首先推行了一套完整的成本会计制度，作为加强管理的措施，当时几家商业银行在对章华毛纺厂作了调查之后表示，“厉行成本会计”是“最有价值”的事，主张“此种严密之算法，各厂急宜仿行”。

(三)加强人才培养，合理使用人才

培养人才的主要措施有:自办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培养技术工人;举办脱产、半脱产的训练班、补习班、夜校等培训职工;选派有发展前途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学习、进修和考察;建立研究机构、出版专业刊物、研究和宣传企业管理等。此外，管理者本人应该是内行专家而且必须知人善任。如范旭东坚持“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用重金聘有成就的工程师作为企业管理的骨干，使永利碱厂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四)注重资金积累并灵活有效地运用资金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少发股息，少分红利，增加企业资金。投资联号企业或创办企业，在资金上相互支持。

(五)服务热情周到并注重人和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注重人和。民生航运公司的卢作孚提出了“服务高于一切”的口号，深受客户和货主的欢迎，影响很大。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有效自治。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三、西方古代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来源于人类社会的管理实践，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都对早期的管理思想作出了贡献。如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不仅需要技术方面的知识，更需要大量的组织管理工作。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全文280多条，其中对人的活动作了许多规定，如百姓应遵守一定的规范，货物贸易应该如何进行，臣民之间的隶属关系，等等，涉及了许多管理思想。在公元前370年，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对制鞋过程中分工的描述与后来泰勒的思想非常接近，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差2200多年。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有识之士提出了管理活动的普遍意义，并将管理活动与技术知识及经验区别开来，承认管理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活动。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也独具特色。他们最早采用了职能式的组织形式，并建立了分级管理的权力等级制度，现代管理理论中所推崇的“参谋式管理”也在教会中得到了普遍运用。

四、西方近代的管理思想

在18世纪英国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产业革命之后，工厂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近代的管理思想伴随着工厂制度的出现而形成。这一时期，尽管管理思想不够系统、全面，也没有形成专门的管理理论和学派，但由于工厂管理实践的结果，管理思想已得到相应的发展，在西方特别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早期管理思想家。

(一)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当时正值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工业过渡时期)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及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各国人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日用必需品的源泉是本国人民每年的劳动。这些日用必需品供应情况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技巧和判断力的高低;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从事无用劳动人数的比例。他同时还提出，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和利润的源泉，并经过分析得出了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工资越高，利润就会越低的结论。这就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中心问题和剥削本质。斯密在分析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时特别强调了分工的作用，他对比了一些工艺和一些手工制造业实行分工前后的变化，对比了易于分工的制造业和当时不易于分工的农业的情况，说明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分工带来的好处主要有:

(1)劳动分工可以使工人重复完成单项操作，从而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劳动效率。

(2)劳动分工可以减少由于变换工作而损失的时间。

(3)劳动分工可以使劳动简化，使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对象上，有利于创造新工具和改进设备。

他的上述分析和主张，不仅符合当时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了以后企业管理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经济现象是基于具有利己主义目的的人们的活动之上所产生的。他认为，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又为其他人的利益所限制。这就迫使每个人必须顾及其他人的利益。由此就产生了相互的共同利益，进而产生和发展了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来描述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只想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肯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他们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为他做事对他们自己也有利，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请给予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种认为人都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观点，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

(二)查尔斯·巴贝奇的作业研究与报酬制度

在亚当·斯密之后，另一位英国人查尔斯·巴贝奇，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论点，提出了许多关于生产组织机构和经济学方面的带有启发性的问题。巴贝奇原来是一名数学家，后来对制造业产生了兴趣。1832年，他在《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中，对专业化分工、机器与工具使用、时间研究、批量生产、均衡生产、成本记录等问题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并且强调要注重人的作用，分析颜色对效率的影响，应鼓励工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等等。该书是管理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巴贝奇赞同斯密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劳动效率的论点，但认为亚当·斯密忽略了分工可以减少工资支付这一好处。巴贝奇对制针(普通直针)业作了典型调查。他把制针业的生产过程划分为七个基本操作工序，并按工序的复杂程度和劳动强度雇佣不同的工人，支付不同的工资。如果不实行分工，整个制造过程由一个人完成，那就要求每个工人都有全面的技艺，都能完成制造过程中技巧性强的工序，同时又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繁重的操作。工厂主必须按照全部工序中技术要求最高、体力要求最强的标准来支付工资。由此，巴贝奇提出了一个所谓“边际熟练”原则，即对技艺水平、劳动强度定出界限，作为报酬的依据。

在亚当·斯密和巴贝奇之后，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分工的做法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20世纪，大量流水生产线的形成，使劳动分工的主张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巴贝奇虽然是一位数学家，却没有忽视人的作用。他认为工人同工厂主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并竭力提倡所谓利润分配制度，即工人可以按照其在生产中所作的贡献，分到工厂利润的一部分。巴贝奇也很重视对生产的研究和改进，主张实行有益的建议制度，鼓励工人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他认为工人的收入应该由三部分组成:①按照工作性质所确定的固定工资;②按照生产及所作贡献分得的利润;③为提高劳动效率而提出建议所应得到的奖励。提出按照生产效率不同来确定报酬的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是巴贝奇作出的重要贡献。

另外，他还发现了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发明了手摇台式计算机，因此，有人称巴贝奇是“计算机之父”。

(三)罗伯特·欧文的人事管理思想

这一时期的著名管理学者除了亚当·斯密和巴贝奇之外，还有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经过一系列试验，首先提出在工厂生产中要重视人的因素，要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改善工人待遇。他认为，“至少要像对待无生命的机器那样重视对于有生命的人的福利”。另外，他还注重对工人行为的教育。他的改革试验证实，重视人的作用和尊重人的地位，也可以使工厂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也有人认为欧文是人事管理的创始人，称其为“人事管理之父”。现代管理理论中的行为学派公认欧文为其先驱者之一。

(四)博尔顿与瓦特的科学管理制度

人们都知道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使蒸汽机成为生产动力，从而促进了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在管理上的成就。1809年英国博尔顿—瓦特联合公司所属的一家制造厂，是最早在制造业运用科学管理的工厂之一。它有科学的工作设计，按更充分地利用机器的要求进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工资支付办法，有比较完善的记录和成本核算制度。当代出现的许多管理问题，他们都曾遇到过，并努力加以解决。不过那时的管理还没有被系统化为一门科学。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有关管理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管理的职能

18—19世纪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已提出了管理的一些职能。例如，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强调计划职能的重要性。劳伦斯·劳克林在189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那些控制着大量资本并积极从事生产的人永远不能静止不动。他必须充满新思想，必须能够提出扩展他的市场的新方案，必须能对新发明的采用作出判断而又不至于在其价值和效率上被骗。”“管理人员选择厂址，控制财物，买进原料并卖出产品，同工人打交道，给工人安排任务并进行劳动分级，注意市场动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售产品，什么时候应该保留自己的产品，能够满意地找出什么是买主真正需要的，并使自己的货物适合于这种需要。”塞缪尔·纽曼在193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一个管理人员的职能是“计划、安排和实施各种不同的生产过程”。

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对管理人员的教育。例如比利时经济学家埃米尔·德·拉维勒耶主张:“通过对一无所有的工人的训练来帮助他们，是劳动力雇主的责任。”“政府首先应该关心建立一些训练良好的工业管理人员的机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工业经济原理》一书中指出:“在培训工人的能力方面的投资费用不论是谁来负担，这种能力都将成为工人自己的财产，而那些帮助工人的人的美德，就将主要成为它本身的报酬。”

人事管理受到一些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广泛注意。如前所述，罗伯特·欧文首先提出在工厂生产中要重视人的因素，要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提高工资，重视人的作用和尊重人的地位，这样也可以使工厂获得更多的利润。英国的数学家查理·巴贝奇也非常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工人同工厂主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并竭力提倡利润分配制度，即工人可以按照其在生产中所作的贡献，分到工厂利润的一部分。

组织职能也受到了当时经济学家的关注。例如范布伦·邓斯洛在1868年发表的《社会、政府和工业的经济哲学原则》一文中指出:“雇主从属于公众，而每一位雇员从属于他自己的雇主。这样，整个企业的力量才能从事满足公众需要的工作。这就是工业中的组织。”邓斯洛还提到了控制幅度的思想。马歇尔指出，即使在一个组织的基层，分担责任也是不明智的。他认为，“一部机器如果是由两个工人来维护，就不如只由一个工人来维护时保养得好”。

2.关于管理人员所具备的素质

在讨论一个好的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时，亚当·斯密曾提出“条理、经济和注意”三个方面。塞缪尔·纽曼认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应该具备不寻常的远见卓识，善于制订计划并能监督和指挥他人实施计划以实现目标。以后约翰·穆勒又加上忠诚和热心两个条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又把自力更生和敏捷作为一个合格管理人员的必要品德。

3.关于动作和工时的研究

先有亚当·斯密对动作和工时的初步考察，其后，穆勒又把这项研究作为一项专门的课题，他认为:“人的活动可以还原为很简单的一些要素。他只不过是做一些动作罢了……如果一个人只从事其中少数的作业，他不仅能做得更快，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得最正确和最精确。”他还认为，某种商品的产生总是由各种作业组成的大综合体，必须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又由一些作业组成。他从劳动分工对人的动作进行分析和研究，比后来的巴贝奇早六年。其后，查尔斯·巴贝奇在工时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劳动分工的原理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指出，可以通过工人在一定时间内所完成的作业次数计算出平均产量。但如果观测者直接手持钟表在工人面前计数，所测的数不会太高，所以应该间接地测定。例如，可以从织布机发出的声音推算梭子在每分钟内打的次数来计算产量。

4.关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亚当·斯密、查尔斯·巴贝奇等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的来说，上述各种管理思想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适应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一时期有关管理问题的论述，都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对某一活动单一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体现，虽然这些管理思想不系统、不全面，没有形成专门的管理理论和学派，但对于促进生产及以后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为管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