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匹配“负债”与“资产”国际化中作用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各类市场和平台的建设都是为中国长远利益而谋划的。无论什么形式的人民币国际化（资产模式或是负债模式）都是在中国境内账户上的居民与非居民的所有权变更。无论哪种形式（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其他衍生品）都需要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平台的支持。这个平台必须是国际一流的，需要配备国际一流的人才，这是一个“鸡和蛋”的关系。

未来30年，上海要营造人才集聚的“软环境”。没有一流的人才不会出现一流的金融。唐代丝绸之路的源头长安，就是当时各国文化和商人融合的地方。现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也是如此。从文化融合中鉴别“一流”，再通过“一流”吸引高端人才，这将是一个叠加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由于实力不如美国，将关键国际货币的地位让给美国。即便如此，伦敦仍然保留其第一大外汇市场的地位。这是因为伦敦的不断更新，通过自身的“金融大改革”（BigBang）来适应变更中的世界经济形式的变化。近期，英国伦敦市场首发30亿元人民币债券就是典型案例。此次英国政府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凸显了英国政府将伦敦建成全球最活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信心，也创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里程碑”。这是人民币（资产）国际化的重大进展。而纽约至今却对人民币“淡漠”（出于种种原因）。“与时俱进”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承担起未来30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重任，融合世界一流的文化、技术和制度变革来避免“刻舟求剑”。在“大数据”时代，人民币跨境结算和清算系统（CIPS）的完善，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等接轨，不仅降低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成本，而且可以及时发现热钱流动的蛛丝马迹，在技术层面上扩大了监管覆盖面，资本项目开放也并非想象得那么可怕。

有人认为日元国际化不如意是日本金融改革长期滞后所致，这只说对了一部分。30年前，当日本经济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时，东京离岸市场的成交量曾经是亚洲第一，超过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然而，金融毕竟是金融，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则会变成了“无本之木”。中国过去30年金融改革也相当滞后，人民币国际化目前的地位是凭借着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拼搏”获得的。为此，在论及未来30年人民币国际化时，不能有偏颇，不能就金融论金融。人民币“资产”国际化需要中国出口企业“异质性”产品的强势来取得。当年，日本家用电器产品的强势，迫使进口方接受日元的定价。美元的国际化也是如此，美国不仅有苹果公司的拳头产品，而且还有全球最强的资本市场。为此，美元可以获得“双向”资产和负债国际化的最佳配合。

由此，可以看到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动态的“蝴蝶型”。虽然上海侧重于金融优势，但必须与长三角乃至全中国企业的创新相匹配。单向的“资产”或“负债”本币国际化是难以长足发展的，虽然可以一时的动态向前发展，但毕竟是“跛足”的。前10年人民币的国际化被认为是“跛足”的发展，在未来30年中若继续这种“跛足”是危险的。也就是说，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哪一方滞后（没有创新），就会拖后腿，在发展加速中，风险则更大。相互协调或动态协调需要“创新”，“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