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层建筑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看，所谓全球上层建筑是指不同经济体之间形成的规则体系。具体而言，是指贸易的规则体系和投资的规则体系。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全球上层建筑的变化趋势有以下基本特征。

区域性的规则体系不断深化和发展逐步替代传统的WTO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服务贸易规则谈判取代货物贸易规则谈判，投资规则谈判取代贸易规则谈判成为全球规则谈判的主体。具体而言，在贸易规则谈判方面，谈判的重点从传统实体贸易领域转向新兴数字贸易，谈判对象从边境措施转向境内措施。在投资规则谈判方面，谈判对象从传统准入壁垒转向监管壁垒，谈判重点从准入和监管的经济标准转向价值和道德标准。特别是跨境数据流动、强制本地化、市场竞争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等所谓“21世纪新议题”，成为各领域贸易和投资规则谈判的焦点。

区域性规则体系替代多边规则体系已不可避免。不管我们怎么说WTO重要，中国怎么支持，但是WTO被边缘化了。这有许多内在的原因。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贸易规则谈判取代货物贸易规则谈判的主体地位。原来规则谈判都是货物贸易为主体地位，现在大量启动的规则谈判都是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为主体。二是投资规则谈判取代贸易规则谈判的主体地位。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贸易与投资相比，投资变得比贸易更重要，因为价值链通过投资实现，而不是通过贸易实现。

从贸易规则谈判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实体贸易领域转向数字贸易领域。最新的贸易规则谈判是谈数字产品贸易规则，而不是实体产品贸易规则。比如，数字贸易产品自由化，互联网的自由接入。二是贸易规则谈判的重点，从原来边境措施转向境内措施。

从投资规则谈判看。原来讲的都是准入壁垒，哪些投资允许进来，哪些不允许进来，现在更多的是谈监管壁垒。比如TTIP谈判，欧美之间重点谈判的是监管壁垒，而不是准入壁垒。因为他们准入壁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重点也是要解决监管壁垒问题。为什么叫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就是要解决监管壁垒的问题。目前，投资规则谈判又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经济标准开始转为价值标准，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道德标准。

为什么要从准入壁垒转向监管壁垒，从经济标准转向价值标准？很大的一个推动力，就是中小企业。原来传统的跨国公司、巨大的跨国公司有足够的能力越过监管壁垒、有足够的能力消化在价值标准中的不规范做法，但中小企业没有这个能力。因此，中小企业在3种资源利用的方式中，能取得全球经营能力，必须有一个高标准的规则。

由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出现，处理新兴大国、新兴贸易大国、经济贸易大国和传统经济贸易大国关系时，就产生了一些21世纪的新议题。这些新议题大致有3个方面，也是这次全球服务贸易联盟向TISA谈判提出的3个方面：一是强制本地化。这是非常广泛的一个概念。包括互联网的自由接入，牵涉到强制本地化问题，如服务器放在什么地方、数据标准等。二是跨境数据流动。现在叫跨境商业数据流动无障碍，就是自由化。这也是新兴国家非常敏感的问题。三是市场竞争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凡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走出去”，发达国家就要出面与之谈判。这些21世纪的新议题，成为新兴国家集团和传统贸易经济国家集团之间一个政治焦点。

中国现在这个位置非常特殊，有相当的利益是和发展中国家一致的，还有相当的利益是和发达国家一致的。往往我们要保持原来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希望货物贸易自由化等。但如果要站在转型升级、提高中国在全球规则中的话语权，就有很多立场与发达国家是相重叠的。未来30年中，如果没出现大的战争，或者说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力量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的变化趋势是可以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