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部门低增长部门

我们已经指出，中国在整个80年代对传统国有工业部门推行的“局部”改革在结果上与苏联在1985—1991年实行的“局部改革”以及1992年开始的“大爆炸”式的完全自由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苏联，传统国有工业在局部改革中经受了产出的大幅度下降，导致渐进改革的失败，后来的“大爆炸”方案不仅没有挽救工业生产的危机，反而使工业产出下降得更加严重（参见第5章的表5.1）。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生产在过渡初期即获得了全面的增长。图6.1给出了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年度增长幅度，而且即使在1989—1990年的“紧缩”时期，工业部门仍保持了8%到9%的增长记录。

图6.1　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率（1981—199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CIA（1993）。

如果把工业增长的记录按不同所有制类型进行分解，我们还会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各种类型的所有制都获得增长的结果。表6.2给出了工业部门的各个所有制类型在1980年到1992年间实际产值的增长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非国有工业部门从80年代以来获得了更快的增长。但是，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国有部门的增长依然十分可观，在1985年以后，国有工业部门的增长势头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有所增强。在非国有部门于8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快速增长机遇的时候，国有部门为什么还能继续保持生产的增长？虽然由于非国有部门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有部门而使国有工业的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自80年代以来逐步减少，但是直至1992年之前，国有工业部门的产出仍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一半以上。表6.3提供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相对产出份额的演变情况，我们看到，只是到了1992年，非国有部门的产出才第一次超出了国有部门。如果再从工业产出每年的增加值中来分析国有部门的贡献，我们仍然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我把不同所有制部门对每年增加的工业产出的贡献份额的计算结果归纳在表6.4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当非国有部门获得快速增长的时候，国有部门对工业总产出增量的贡献份额仍能维持在差不多一半的水平上，这使得中国的国有工业部门成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表6.2　按所有制分解的中国工业的增长（1980—1992）

注：“私营”是指雇工少于8人的私人企业；“其他”包括雇工多于8人的私人企业、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资料来源：Jefferson和Rawski（1994）。

表6.3　中国工业产出的所有制份额的演变（1982—1992）（%）

资料来源：张军（1995）。

考察改革以来国有工业部门绩效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分析它的效率变化。在现代经济学里，测量效率变化的一个标准方法是估算“全要素生产力”（TFP），而不是衡量它的“经济效益”。关于经济学中的经济效率和我们过去长期使用的经济效益概念已由罗斯基作了说明（Rawski，1994），这里不再重复。^[5]我们只是想结合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的估计数据来分析一下国有部门的生产行为和增长方式在改革以后的变化。

表6.4　中国工业产出增长的所有制来源（1978—1992）（%）

注：本表数据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得出：
S=（Xn-Xn-1）/（Yn-Yn-1）×100%
其中：S为某个所有制部门在某一年的产出增长占该年工业总产出增长的份额；
X为某个所有制工业部门的产出；
Y为工业总产出；
n和n-1分别代表本年份和上一年份。
资料来源：张军（1995）。

在衡量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方面，关键之点在于价格的真实性和精确性问题。一般认为，中国的统计系统并不能提供可信的价格数据。没有可信赖的价格数据，对全要素生产力的估计就往往只能取决于研究者对价格变动趋势的假设或论证。例如，邹至庄（Chow，1985）曾经简单地用可比价格来衡量投入品和产出品，结果以此计得的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力基本上没有增长的趋势。后来，由于获得了关于固定资产的价格数据，将固定资产进行“折实”，一些经济学家重新测算了改革以来的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他们发现，1978年以后，全要素生产力有明显的增长记录（例如，Chen，et al.，1988）。但是，这些估算的结果仍然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力的时候没有考虑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数据。中国的统计数据在1985年之前没有包括工业投入品价格的数据在内，因此缺少投入品价格的系列资料（Naughton，1994c）。后来，胡永泰、海闻等人（Woo et al.，1994）就是以缺乏投入品的价格数据为由对中国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有所增长的结论表示了怀疑。然而，根据诺顿的评论，胡永泰等人试图用产出品价格折实指数替充投入品价格指数的做法更值得怀疑（Naughton，1994c：482）。一般认为克服缺少投入品价格数据的一个办法是进行样本调查。选择一些国有企业进行样本分析，直接从企业里获得投入品价格的数据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捷径，于是有很多研究开始利用样本数据来估算改革后中国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变化情况。杰佛逊和罗斯基（Jefferson and Rawski，1994）曾提到，在关于中国国有工业全要素生产力的13项经验研究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样本调查，其中9项研究的结果显示，改革后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平均年增长率在2%—4%之间；其余4项研究当中，有2项研究的结果高于这一增长幅度，还有2项研究的结果低于这一增长幅度。在表6.5中我汇集了一部分研究工作的结果，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怎么说，经济改革以后，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增长方式有了明显的转变，“集约”增长方式的征兆日显端倪。^[6]

研究改革以来中国国有工业部门增长绩效的第三个方面是考察国有部门的赢利能力及其变化。改革以来，在国有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同时，国有部门却经历了一个赢利率不断“滑坡”的过程。在国内经济学界，这个问题常被说成是“经济效益”的下降。^[7]国有工业部门的“效益”滑坡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有原因之一是，它直接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相联系。自1978年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严重下滑趋势，到1988年，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差不多下降了一半左右。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如此之大的下降，应主要由国有工业部门的赢利率下降来解释。尽管改革以后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在收入分配上出现了向企业倾斜的趋势，但是，根据诺顿的研究工作，国有企业不断增加的利润留成和实行“拨改贷”以后所增加的还贷负担只能解释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很小一部分，因为这两项合计在1989年仅占GNP的3.9%（Naughton，1992），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看来主要只能用国有部门的赢利能力下降趋势来解释。表6.6给出了38个工业部门在改革以后的赢利率的下降幅度。在这里，我们用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润和税收总额来定义赢利率，我们发现，到1992年，所有这38个部门的赢利率都大幅度地下降了，甚至一些基础产业部门，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炼焦，还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现象。

表6.5　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的不同估算

注：横短线“—”表示没有资料。
戈登和李（Gordon and Li，1989）、道拉尔（Dollar，1990）以及格罗夫斯等人（Groves，et al，1994）的研究是用样本资料对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进行估算的。其中，戈登和李用了400个国有企业的样本，道拉尔使用了20个国有企业样本，格罗夫斯等人使用了769个国有企业的样本。
杰佛逊、罗斯基和郑玉歆（Jefferson、Rawski and Zheng，1992）以及格罗夫斯等人（Groves et al，1994）在计量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时都包括了中间投入品的数据，并做了价格指数的“折实”。
资料来源：Chen等（1988）；Gordon和Li（1989）；Dollar（1990）；Jefferson和Rawski（1994）；Groves等（1994）；林毅夫等（1994b）。

表6.6　改革以来国有工业部门的赢利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郑玉歆（1994）。

以上对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增长特征所作的回顾和分析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待解释的问题。为了把这些问题更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还是首先简单地将上述工业增长的一些特征再作如下概括：

第一，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工业部门的局部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生产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记录和增长趋势，避免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过渡初期普遍出现的生产滑坡与崩溃的痛苦经历（所谓“L”形增长曲线），真正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平稳过渡和过渡中的增长。第二，国有工业部门在工业增长活动中仍然继续保持了主导地位，无论对于工业总产出，还是对于工业总产出的增长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第三，国有工业部门在产出增长的同时，经济效率（以全要素生产力来衡量）和赢利率（以资金利税率来衡量）之间出现了发散的趋势。当国有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力获得明显增长的同时，它的赢利能力却不断恶化。我们前面的分析还发现，国有部门赢利能力的下降看上去并不是个别的、偶然性的，而是一个普遍的趋势。第四，从统计数据上看，非国有部门，主要是乡镇和城镇集体工业部门，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极为迅速，增长速度（18.4%）明显高于国有部门（7.8%）。到1992年，包括其他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的产出首次超过了国有部门，成为中国工业生产的“半壁江山”。而这当中，集体工业部门的份额高达约40%，私营工业部门与其他形式的企业所占份额微不足道。从表6.3中和6.4中我们看到，实际上，私人部门直至进入90年代方有明显的增长，而在整个80年代，私人部门的产出增长并无起色。

这些特征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待解释的问题。首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激进改革的“大爆炸”方案下出现工业生产的“L”型增长曲线相对照，中国的工业生产何以能实现平稳的过渡和过渡中的增长？其次，国有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尤其是，尽管看上去中国工业经济的制度结构中依然存在着与自由市场制度的经典模式相悖的重要缺陷，但增长依然发生，增长依然迅速。另外，与之相关的是，如何来解释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效率改善与赢利能力的下降并存的格局？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联系？第三，虽然私人部门的制度结构更接近于经典模式，具有更高的效率特征，为什么增长如此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