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获得

现代性是当今全球最为热门的一个话题。现代性，顾名思义，对其含义的理解离不开对“现代”和“现代化”意义的追溯。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理解，所谓“现代”，从历史时期讲是指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启蒙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实际上就是指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而走向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过程。学者们一般把笛卡尔尊为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格尔第一个有意识地对现代性问题进行论证，自马克斯·韦伯以后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从已故的维特根斯坦到今天仍然在世的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现代性”是许多思想巨人们思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从各自所从事的学术领域出发，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或肯定的过程中，赋予“现代性”(modernity)以不同的含义。因此，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难以从单一的层面对其加以理解，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现代性概念，也无法用现代性去叙述自身。但依据学者们的不同论述，多角度地对它进行体味和关注，可以从不同语境来把握它的意义:①从社会层面上讲，人们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伴随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诞生。马克思是这种社会的最激烈批判者，他用自己的观念建构的共产主义学说就是要克服现代性社会的矛盾。②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进步的观念是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③现代性即现代主义。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常把它等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性重组和制度性变迁……就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质，主要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进程”。^[5]

综合考虑以上几种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不难发现，对现代性的讨论离不开西方以自由为精神核心的启蒙以及作为启蒙果实的民主、科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西学”。但是“西学”之为“西”，只表明这些由作为人类理性化身的思想家们所“解释”的全人类共同财富，最早出现于适合它们诞生成长的西欧各国罢了，也并不表明这些宝贵精神文化财富是西方所特有的专利。从本质上讲，现代性的内涵并无中西之分，更无中西之别。现代性体现的是理性和启蒙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性和道德的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从现代性的本质意义而言，它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那些因素。它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被一种理性精神所支配。这种现代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理性(自我价值)。或者说，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包括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等领域发生全面变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应和现代化的属性。例如，在社会启动和实施现代过程中，与经济(物质文化)的现代化相适应，便会出现工业化、都市化、社会分工化、职业化、科层化等趋势、现象和特征。但现代性与其说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模式概念，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发展和文化知识进步的定性概念，通过摆脱传统和古典，它力图展示并标志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人类文明和文化。

当前，中国学界对现代性尤其是后现代性特别予以关注，以期借西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避免中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历程中所引发的负面后果与危机。然而，在当今中国，尤其是现实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仍然面对的是自秦汉以来2000年无有大变的政治传统，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公民还没有真正享受过现代性的果实。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处于前现代社会，因此当代中国迫切需求现代性，而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获得现代性的重要平台。

当然，中介组织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形成是一个双边进程。改革开放以前，政府依靠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实行严格的管制和控制，从而没有为中介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留下真正的空间。1978年以后，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社会中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自下而上的纯民间组织等中介组织;另一方面，虽然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导致了“政企分开”，但客观上也产生和发展了大量沟通政府和市场的中介组织，进一步培育了社会组织的力量。中介组织在这种社会结构的急速转型中逐渐得到政府的承认和自我发展。

中介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因此，这种正反馈的发展机理使得中介组织迅速地以组织化的独立形态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文化、福利等公共事业领域日益显示其独特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完成了由单一的国家主体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转变。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中介组织发展的基础，中介组织的发展又是中国社会获得现代性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获得之前和中介组织尚不发达的前提下，两者只能相互促进，求得共同发展。这里并不认为有了中介组织的存在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而是说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获得需要有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并且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当有效的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不仅为“公民社会”提供了组织基础，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只有存在发达的中介组织，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形成公民社会，获得现代性。在成熟的公民社会里，中介组织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社会部门，承担着相当部分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与公众的生活关系密切。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才可能完全放弃部分职能，将其转移到中介组织，且不会因此而招致公众的不满，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注释】

[1]江明修、陈定铭:《台湾社区大学的创发与建构公民社会》，http://www.cuhk.hk/ics/ 21c/issue/article/010350.htm。

[2]《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3]余玉花:《现代都市发展和社会公德》，《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4]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5]王晓东:《走出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误区》，《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