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芬恩·基德兰德与爱德华...

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1943年～ )

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卡内基—梅隆大学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首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商业周期驱动力量和经济政策的设计这些领域内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之中。其次,他们分析认为,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将导致时间连贯性问题。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做出某种特定决策的能力,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他们为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的广泛研究奠定了基础,将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从孤立的经济措施转移到政策决策机构方面。最后,两位研究者还改变了商业周期理论,把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独创性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问题,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还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统上的经济研究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需求方面造成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04年10月11日宣布,把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这两位长期合作者,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这是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连续第5年获得这一殊荣。

一、生平简介^[1]

芬恩·基德兰德1943年出生于挪威瑟兰的一个农场家庭,当地教育并不发达,用基德兰德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过会有这样一种(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性。”基德兰德高中毕业没有立刻升入大学,而是在一所小学任教一年。基德兰德最初报考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自信满满的他原本认为自己可以考上除物理之外的所有专业,却毫无心理准备地被拒绝了,第二年(1965)基德兰德认真复习才考试成功。1968年,基德兰德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1973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基德兰德博士毕业之后在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任教。1976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访问一年,次年接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提供的副教授职位,并一直任教。2004年,基德兰德在保留卡内基—梅隆大学教职的情况下,加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担任杰夫—亨利经济学主席教授职位。目前基德兰德也是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利夫兰储备银行的研究员。基德兰德仍保留着挪威国籍,因此,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设立以来第三个获奖的挪威人。他说:“我的论文的发表得益于母校给我的教育,我非常感谢我的祖国。同时,它也是挪威和美国国际合作的成果之一。”

作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基德兰德的教学和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经济周期、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劳动经济学等领域,讲授课程主要包括高级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1973年,基德兰德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亚历山大·亨德森奖;1982～ 1983年,获得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由胡佛研究机构提供的约翰·斯托弗国家奖学金;1992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刊的特别会员;1996年他开始兼任在经济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宏观经济动态学》(Macroeconomic Dynamics)杂志的编委。

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基德兰德表示:“这太神奇了!主要是因为我能够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获得这项殊荣。诺贝尔奖委员会一定是看到了我工作中那些值得付出的东西。”基德兰德此前曾在1969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最终都与该奖项无缘。

二、学术贡献^[2]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与芬恩·基德兰德(以下简称基—普)号称“黄金搭档”。他们共同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思想方法,都对传统进行了颠覆。基—普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共同开创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简称RBC)被认为是近20年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意的进展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问题。此外,他们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GEM)改进了以往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使人们开始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研究经济问题,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的演进。现在,DGEM广泛应用于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者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1.商业经济周期和时间一致性经济政策

现代经济的产量和就业在总量上有着显著的短期变动。解释总量变动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目标。由于产量变动的无规律,所以现代宏观经济学一般不去试图把波动解释为长度不同的决定性周期的组合,即在波动中识别出有规律的基钦周期(3年)、朱格拉周期(10年)、库兹涅茨周期(20年)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这些努力通常被认为是徒劳的(David Ronler,1996)。从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征考察,经济周期有变长的趋势。但是经济学家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周期的长短,而是努力探索如下现象的内在机理,即不同类型和大小的扰动,每隔一段时间(时间长短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就会扰乱经济,接着这些扰动就会传递整个经济。因此,宏观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区别在于它们对于这些外来冲击的原因以及传播机制的解释(David Ronler,1996)。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凯恩斯法则和大萧条统治着商业周期和稳定化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看作需求变动的原因,例如公司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变化。经济分析的重点在于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熨平需求冲击(demand、hocks)。但是几乎没有人在解释政策实施方面做出贡献。在7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滞胀的现象,即持续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现有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基于原有理论的稳定化政策也无法实现经济政策的既定目标。众所周知,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大家公认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认为,经济政策可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永久性地减少失业率。但是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率无关,它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失业仅仅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增加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均衡点之下。在长期,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工资的增加可以调整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就把失业率重新调整到均衡点位置。他们让人信服地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在长期,通货膨胀不能换取低失业。

基—普(1977)扩展了这一经济政策理论。他们认为,不能预先拥有某种规则的经济政策决策者们实施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高通货膨胀率,尽管他们宣称的经济目标是低通货膨胀率。他们把时间一致性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自那时起,这一概念就成了经济政策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

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本质在于:当一项在事先被决策当局认为是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够影响居民以及企业对这一政策的预期时,那么它在随后就得不到贯彻,因为这些预期本身就已经改变了居民和企业的行为。这个时候决策当局就会修改他们的决策,如此一来他们最终实施的政策效果就会比一开始做政策选择时融入较少判断时要更差。

时间一致性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货币政策。基—普(1977)已经证明,尽管产量和通货膨胀的交替在长期内不存在,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无力承诺这种低通货膨胀政策,那就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如果预期通货膨胀率较低,那么额外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就较少,则决策者就会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将产量暂时压低至正常水平之上。但是假如居民知道决策者有这个激励,那么也就意味着居民认为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并不会比预期的要低。所以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决策者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不但没有提高产量,反而导致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那么既然他们的分析已经表明在一个相当宽松的条件下,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会引起高的无效率的通货膨胀,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不是由相机抉择来制定,而是运用规则。这种规则货币当局一旦宣布,就必须坚守承诺,让公众相信宣称的政策是可信的。

基—普分析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政策制定者没能降低通货膨胀的原因。但是类似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也出现在经济政策的其他众多领域。例如,他们在文章里提到税收政策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个政府宣称实施一个低税率的政策以鼓励投资。但是一旦资本已经积累,那么对政府而言,提高税收的政策是最优的,因此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收入仍然可以不兑现它的承诺。时间一致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研究的一个标准的组成部分。

更为一般地,基—普的贡献还体现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转移了以经济政策的制定为重点,即由原来制定单一的政策措施转向制度框架的设计。其中潜在的逻辑是制度设计决定政策措施的可信度,再决定其可行性。

2.商业周期的驱动力

基—普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分析了商业周期的驱动力。这一工作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提供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深入广泛研究和理解商业周期提供了一个基础。

早期的商业周期的实证研究基于对一些关键的宏观变量,如私人消费、投资、GDP以及通货膨胀关系的更一般的推广。这些关系是建立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的,因而在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稳健性(robust)。但是在70年代早期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同样的统计关系就出现了较大的不稳健性。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理由就在于这些关系并不依赖于控制私人以及公司行为的重要参数。这就导致了要预测潜在经济条件变化(比如能源的不同价格水平、经济政策目标的变化、规制等)的效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法做出一个可靠的判断。虽然,卢卡斯等人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但是直到1982年基—普在《经济计量学》发表了最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论文《构造和汇总波动的时间》才把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

另外,经济学家研究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也把它们看作独立的现象,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长期经济增长被看作取决于总供给,技术进步是其驱动力。但是商业周期的波动被看作总需求围绕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扰动为驱动力。在这两种角度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

基—普首先否定了货币因素作为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社会经济的真实因素,尤其是社会的技术冲击。经济经历着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变为产出的能力,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

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样,宏观经济的持续波动可以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冲击带来的。这里,技术冲击是广义的。许多事件并不是技术性的,但也像技术冲击一样影响着生产函数,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等。

3.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与思路

基—普除了在经济理论以及政策制定实践方面的贡献之外,他们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方面的创新也令当代的经济学家们耳目一新,为宏观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法的支撑。

(1)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引入博弈论

在20世纪80年代,基—普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最早将纳什均衡的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用来研究政府的最优化决策,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的博弈,它表明在一个局中人策略已定的情况下,另一个人只能采取某种策略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任何策略的改变都不能使他的利益进一步增加。因此,其核心思想是个人针对其他人的行为来做出自己的决策以达到满足的最大化,并依此来解释政府决策与个人行为的关系:政府行为的动机与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是冲突的,私人与政府都是博弈的局中人,个人会根据政府的行为方式或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出自己的决策,结果导致政府的决策失效。此外,他们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改进了以往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使人们开始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研究经济问题,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的演进。

(2)将微观理论与宏观经济学完美结合

自20世纪3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使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80年代之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微观和宏观的分析思路是完全割裂的。在微观层面,基于经济人假设,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生产函数约束下利润最大化。但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学家则依赖于一些和理性及优化完全无关的总体曲线(如ISƽ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问题,即宏观模型缺少微观基础。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使得菲利普斯曲线面临失效的境地,因为现实的情况是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与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规律刚好相反。基—普将微观经济分析的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研究中,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一直努力寻找的微观基础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基—普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演进。经济系统内的许多变量,如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储蓄和投资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时空问题。显然,仅从静态角度研究这些变量是不够的。动态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对变量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DGEM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范式。

(3)短期经济波动分析与长期经济增长分析完美结合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经济学家研究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把它们看作独立的现象,采用的是不同的方法。长期经济增长被看作取决于总供给,技术进步是其驱动力。但是商业周期的波动被看作总需求围绕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变化为驱动力的。在这两种角度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

在他们的文章里,基—普通过研究短期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各领域的传递机制从而将经济周期的分析和经济增长的分析结合起来。他们把研究模型建立在微观经济学所采用的假设基础上,比如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以及厂商的利润最大化,重点研究超前预期的作用。研究表明,投资以及相对价格的变动将技术变动的效应传递给经济,因而就出现了围绕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短期经济波动。

因为他们的模型发现宏观经济波动非常类似于消费、投资以及GDP的实际波动,同时也就证实经济的周期波动应该来源于经济供给面的波动。

虽然基—普的第一个模型具有高度的程式化,但是它为经济分析奠定了深远的基础。在随后模型的分析框架变得越来越贴近实际。目前,流行的观点是经济需求面的冲击和不同的供给面的冲击(包括劳动价格的变动以及工资设定行为的变动等)都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

三、社会影响^[3]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的长期滞胀现象,使得经济周期理论再次复活,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研究纲领宣战,基—普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一位经济学家如是称赞:“基—普这对黄金搭档共同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犹如一把犀利的宏观经济手术刀,无论是在理论本身,还是思想方法,都对传统进行了颠覆。”

1.成功解释了“滞胀”现象原因

基—普于1977年合著名为《规则与主观判断:最优计划的矛盾》的论文,将真实经济理论应用于从专利保护到联邦灾难援助等各项经济实践中,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央银行独立运动的激烈讨论,导致了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比如新西兰、瑞典和英国——正式制定低通货膨胀率的宏观经济目标;该理论还成功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现象的原因,并对此前各流派宏观经济学家所共识的基本命题提出了挑战。

1982年基—普发表在《经济计量学》上的《构造和加总波动》是这一理论最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论文。通过建立一个完全竞争的、具有理性代表性经济主体最优化的数学模型(K—P模型),他们发现,对于许多重要经济变量波动的测定与在实际中的观测值相当“接近”。建立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目的是要在不考虑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解释经济活动的总量波动,但从根本上讲,或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如下中心含义更有吸引力:总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并不是市场协调失灵的表现,而是竞争经济中理性经济主体响应生产函数的随机运动而做出的实际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

2.实现了从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到真实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

我国经济学家梁小民曾撰文指出:“战后自由放任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现在是以基—普为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和创新,但自由放任的宗旨未变。”

在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理论影响甚大,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进程都受到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影响。然而,20世纪70年代长期滞胀的出现,使得宏观经济学研究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随着理性预期革命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纲领发起挑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为经济周期理论的复兴拉开了帷幕。在此期间,占统治地位的是由罗伯特·卢卡斯最初提出的货币意外模型。但是,尽管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对经济周期的货币意外解释做了大量工作,到了1982年,该模型仍陷入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双重困境。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基—普为首的一些新古典理论家秉承了卢卡斯和巴罗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对技术或攻击面的冲击,而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干扰,从而最终形成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周期理论相比,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更重视传播机制,强调是真实因素而非货币因素。

基—普的研究还有助于改变人们对经济周期的传统看法。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一个具有完备市场的阿罗—德布鲁世界中,正的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就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使之恢复正常状态。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是反时的,经济均衡的调节是一种内在机制。因此,商业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波动便具有帕累托效率。因此,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框架下,任何反周期政策都可能降低经济福利。

因此,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来看,市场机制是完善的,经济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由外部冲击引起的周期性波动很难由政府政策来稳定,而要依靠市场机制对经济波动作出自发而迅速的反应,使之恢复到均衡水平。此外,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加之政策的制定又难免受利益集团以及决策者信息的不充分性的影响,因而政策不仅不能像决策者所预期的那样起到稳定的效果,而且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作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政策的实施有时还会限制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用政府干预代替市场机制的结果,是破坏了经稳定和经济本身自发调节的功能。因此,政府的作用不是用宏观政策去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如物价的稳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近年来,许多国家(如澳大利亚)采用了中性货币政策,以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实践效果。

3.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长期贡献将成为经济研究方法和政策评价的一场革命

近20年来,由于动态一般均衡方法的运用,对基本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极端假设的修正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整个宏观经济谱系中,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学流派。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无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运动的拟合效果如何,该理论的确已经在改变模拟宏观经济的方式。事实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不仅使人们对经济周期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一研究纲领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实际经济特征纳入数学模型分析的框架。因此,正如斯塔德勒在1994年所预言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长期贡献可能会被证明是经济研究方法和政策评价的一场革命。”

四、代表著作

基德兰德的代表性著作有:

1. International Real Business Cycl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

2. Dynamics of the Trade Balance and the Terms of Trade: The JƽCur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Volume 8.

3. Business Cycle Theor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5.

4. Endogenous Money Supply and the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999: Volume 2.

5. Monetary Aggregate and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Volume 10.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

(1940年～ )美国　亚利桑那州坦佩市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美国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

首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商业周期驱动力量和经济政策的设计这些领域内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之中。其次,他们分析认为,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将导致时间连贯性问题。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做出某种特定决策的能力,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他们为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的广泛研究奠定了基础,将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从孤立的经济措施转移到政策决策机构方面。最后,两位研究者还改变了商业周期理论,把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独创性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问题,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还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统上的经济研究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需求方面造成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

一、生平简介^[4]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母亲是一名图书管理员,父亲是工业工程师。父亲最后担任了赫克力斯化工公司的国际业务审计长,爱德华在和父亲的讨论中产生了对工商业的兴趣。普雷斯科特一直梦想成为火箭工程师,大学主修物理,但是在第三学年却对物理学产生了疑问,并在第四学年专修数学。1962年,普雷斯科特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学院,获数学学士学位。此后,普雷斯科特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值得一提的是,罗伯斯·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到该校任教。1967 年,普雷斯科特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普雷斯科特执教过多所美国名校。1967～ 197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助教;1971～ 1980年期间,普雷斯科先后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教、副教授和教授;1980～ 1998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教授;1998～ 1999年,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99～ 2003年,重返明尼苏达大学任教;2003年以后,普雷斯科特一直执教于亚利桑那大学,他现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并担任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普雷斯科特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与应用、收入差别与计量经济学,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为何一些国家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经济陷入停滞,以及一国经济生产力提高的原因。

普雷斯科特的社会职务还包括:1988年至今,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1992～ 1995年,经济动态与控制协会主席;1992～ 1994年,高级经济理论协会主席;1990～ 1992年,《经济理论》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二、学术贡献^[5]

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有关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方面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理论,具体理论已在芬恩·基德兰德部分的学术贡献一一介绍,在此不作赘述。

除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中的贡献外,普雷斯科特的经济学贡献还包括:与卢卡斯合作探讨了不确定性下的投资问题和无穷区间的价格存在性问题;和梅赫拉(Mehra)合作提出了金融理论的“风险溢价难题”(载1985年《货币经济》杂志)。该难题引起国际上众多优秀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兴趣,大大促进了金融学的研究,迄今该难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与霍德里克(Hodrick)提出数据平滑处理的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HodrickƽPrescott)滤波方法。

三、社会影响^[6]

这位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同时还是唯一在美联储任职的诺奖经济学家。作为时常要与格林斯潘喝咖啡的“同事”,他在美国的宏观经济决策中担当特殊角色。在他的个人主页上,有一幅漫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与他并肩而立,前者笑容满面地说:“是呀,爱德华,我们用明尼苏达宏观实验室来辅助我们的决策。”普雷斯科特正是该实验室的主持人,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基德兰德则是他的弟子,并与他一同分享了最新一次的诺奖。

1.新经济周期理论之父

在经济学界,普雷斯克特的贡献是无价的:他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的新篇章。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着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

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芬恩·基德兰德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中国经济的密切关注者

“视线所窥,永是东方”——歌德的名句推动大师们纷纷东来布道。远在美国之时,普雷斯科特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史。他与人合著的《致富的障碍》一书的封面饶有兴味地用了一张中国街道的照片,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他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后发优势,近年来中国发展的事实也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潜力。他曾就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汇率问题提出了建议,并曾在诺贝尔奖论坛上做《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的演讲、在北京大学就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发表演讲论。

3.凯恩斯主义挑战者

“这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亚利桑那大学介绍普雷斯科特的材料中有他的这样一句话。他认为:经济理论已成为运用定量方法研究的一门“硬科学”。

普雷斯科特的学士学位是数学,他运用定量方法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并最终与弟子基德兰德以“经济政策一致性”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夺得诺贝尔奖,并被视为“新商业周期理论之父”。“经济政策一致性”强调,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供给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经济周期的变化,技术进步的真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产生了变化。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凯恩斯模型。

4.平易近人的良师

普雷斯科特研究的理论艰深难懂,但是他本人却比他的理论容易亲近得多。在公开场合,普利斯克特有些犹豫而腼腆。他不像蒙代尔那样表现得对自己所谈的内容确定无疑,回答问题时也字斟句酌,不断强调自己观点适用的“前提条件”。普利斯克特的学者气质使他鲜明地区别于蒙代尔那样的“超级游说者”。他擅长运用复杂的计量经济模型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亚利桑那大学对普氏推崇有加。该校的网站这样介绍他:他的工作改变了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的思路。在学生面前,普雷斯科特没有高高在上的大师架子。他自称:从学生乃至本科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提出了许多好问题,有的问题最后演变成为出色的学术论文”。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总是挂着一块小黑板。人们时常看到他和学生一边演算一边讨论。普雷斯科特的博士论文导师卢卡斯评价说:“普雷斯科特的学生用不着学习做他的助手,他们学到的是如何成为独立的研究者。”

在普雷斯科特的个人主页上,挂着一张他和学生聚会的留影。当他2002年获得内默斯特经济学奖时,颁奖大厅里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祝贺的学生。

四、代表著作

普雷斯科特的代表性著作有:

1. Hours and Employment, Variation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 Economic Theory,1991:Volume 1.

2. An Equilibrium Analysis with Idle Resources and Vary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s,Economic Theory,1995:Volume 6.

3. Postwar U. S. Business Cycles, A Descriptiv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7:Volume 5.

4. Capacity Constraints, Asymmet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5:Volume 10.

【注释】

[1]根据http://baike. baidu. com/view/1209440. htm整理。

[2]本部分主要借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思想述评》(袁云峰、朱启贵,《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研究成果。

[3]根据http://www. hudong. com/wiki/整理。

[4]根据http://www. hudong. com/wiki/整理。

[5]根据http://wiki. mbalib. com/wiki/整理。

[6]本部分摘自《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新经济周期理论之父》(http://www. sina. com. cn 2009年1月21日《中国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