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莫里斯·阿莱斯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

(1911年～ )法国　巴黎　巴黎国家高级矿业学院

莫里斯·阿莱斯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它们对现在的一般经济理论具有很大的影响。作为这类贡献之一,阿莱斯比前人的分析更加严谨。他论述道,当社会上没有人能变得更好,也没有人变得更坏时,市场的均衡就是有效率的。而且,当初始资源再分配以后,任何社会上有效率的解都能通过市场均衡来实现。

阿莱斯的另一贡献是,在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中引入了规模报酬因素——或者称之为基础设施投资。他还提供了一种形式,可以用于研究一个时间段的经济,并把资本和投资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

——瑞典皇家科学院

198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于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以表彰他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评价道,阿莱斯不仅是新法国经济学派之父,而且也是经济分析领域中的一位巨匠。

虽然阿莱斯的贡献不被法国以外的经济学家所熟悉,但他对法国的发展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阿莱斯不仅与既定的法国传统有着很强的知识上的联系,而且他还成为战后法国经济研究发展过程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

一、生平简介^[1]

阿莱斯1911年5月31日生于法国巴黎,他父亲是个乳品商,他们有一家奶酪店,他的外祖父是木匠,因此他常说:“我来自通常认为的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在1914年8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俘,1915年3月27日在德国囚禁中去世。尽管当时阿莱斯还不满4岁,但他的青少年时代,甚至整个一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此事的影响。

尽管他的家境不好,但他仍能上中学。1925年,阿莱斯就读于巴黎路易大帝中学,1928年得到拉丁文的高中学士证书,1929年获得数学和哲学两个学士证书。在他所有学习的科目中,他始终是各科的全年级第一名。阿莱斯对历史感兴趣,但他的数学老师坚持要他进入数学班,为进工学院做准备。1931年他进了巴黎工学院。当时,工学院以及高等师范学校是法国科学教育的顶点。1933年,阿莱斯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巴黎工学院。之后,他沿袭该校优秀毕业生的传统,也选择进入了巴黎国家高等矿业学院继续深造,因为当时采矿学院毕业的学生找到满意工作的机会一般都很多。1937年毕业后,他在国家矿产与采矿部开始了他的工程师生涯。

学生时代,莫里斯·阿莱斯经历了1929～ 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接踵而来的大萧条时期。危机期间,他曾去美国访问,由于大危机而造成的工厂停工和工人失业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次由市场问题尖锐化而引起的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破坏性极强的经济危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于对1929年大危机造成社会大灾难的愤怒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热情,他立志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若干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并为此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由于具有工程学的背景,阿莱斯自学了经济学,并把数学的严密性引进到当时几乎没有定量分析的法国经济学流派中。

对于这段时期的经历和感受,阿莱斯在自传中写道:1933年夏天,我曾访问美国,那时美国深陷在萧条中,这是一个很惊人的现象,对此没有找到能被普遍接受的解释。这也与法国在1936年选举后爆发的社会动乱很接近。设法为任何经济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在促进最大可行的经济效率的同时保证可被一般接受的收入分配找出答案,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准备战后做出贡献的方式呢!所以我认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职业不决定于教育,而决定于环境。其目的是努力打下基础,以便在它上面有效地建筑一项经济和社会政策。^[2]

为了这样的目标,阿莱斯以极高的热情开始学习经济学。那时他购买一切经济学著作,已经到了不予考虑的地步,凡是能找到的法国作者写的,或外国作者写的并译成法文的经济学著作,他都买。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只有30个月的时间里,即从1941年1月至1943年7月,他就写出一本约900页的很精炼且很有结构性的书《经济学研究,第一篇,纯经济学》。这部著作是阿莱斯1988年获诺贝尔奖的理由之一。

阿莱斯曾服兵役一年。1939年9月在枫丹白露炮兵学校,后被召回意大利前线的阿尔卑斯军,他是炮兵中尉,指挥白里安松地区的一个重炮连。实际上,真正的战争只持续了两个星期,从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到同年6月25日停战。

退伍以后,1940年7月他回到南茨,担任矿业机关的负责人。他决定发挥自己所学之专长,先从矿业角度分析微观经济,然后逐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学研究领域。

1943年1月至1948年4月,他成为巴黎的矿业文献和统计局局长。1943年,莫里斯·阿莱斯出版了第一部经济学名著《微观经济学研究》(两卷),初步展示了他杰出的研究才能。1944年,莫里斯·阿莱斯年仅33岁便成了巴黎国家高级矿业学院矿业经济分析的著名教授,并担任法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接下来,阿莱斯在学术界的地位蒸蒸日上,担任的职务越来越多且越重要: 1946年任巴黎国家高级矿业学院院长和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经济分析中心主任(至1980年结束);1947年任巴黎大学统计研究所理论经济学教授(至1968 年),并成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全国委员会成员(至1980年);1954年任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主管研究工作的主任;1958～ 1959年期间,任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1963～ 1964年期间任欧洲经济共同体运输关税替代政策专业研究委员会主席;1967～ 1970年期间任瑞士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1970～ 1985年期间任巴黎第十大学克莱芒—朱格拉高级货币分析研究室主任。

阿莱斯的早期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失去交流的状况下取得的。萨缪尔森曾讲过下面关于阿莱斯1944后在法国国家矿业学校任教时的故事。当巴黎解放的时候,瑟·约翰和拉第·希克是这个城市最早的经济学家。他们曾经到过一个顶楼,等到眼睛适应了昏暗的光线,他们看到一群头戴矿灯的学生正在听一个教师用纸板给他们讲课。这个教师就是阿莱斯,他正在讲关于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中利率是否应该是零。在战争中期,他应用很少的资料来源,研究出详尽的当代资本和利息理论。有人称他是法国经济学领域的“忠厚长者”。

阿莱斯对1929年至1934年大危机以及股票市场的研究倾注了很大精力。他写就的著名文章《市场经济的货币条件》,在1987年5月就对1987年10月发生的“股市暴跌风潮”做出了科学的预见。在这篇论文中,莫里斯·阿莱斯根据自己对1929～ 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所做的几十年的研究,预测不久将发生一次类似于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这次大危机的征兆是:人们大量抢购股票,由此导致股市价格坚挺上涨;价格上涨达到一定极限后,必将出现一个价格暴跌阶段,最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事实证明,莫里斯·阿莱斯的预见完全正确:美国纽约股票市场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经过一段时间的猛涨之后,在1987年10月19日一夜之间骤然下跌508点,跌率达22.61%,大大超过了1929年10月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下跃38.33点和跌率12.82%的历史最高纪录。他把这次危机和1929年10月的危机相比,认为工业化国家无法幸免。

果然,这场金融风暴从纽约迅速席卷整个西方股票市场,仅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因股票价格指数狂泻而下所造成的股票面值损失就达几百亿英镑,并且一年后仍未恢复到原来的股票成交额水平。

莫里斯·阿莱斯毕生致力于市场经济的潜心研究和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他在巴黎第十大学金融分析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直至1980年退休。退休后,他一直坚持经济学的教学工作。198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虽已77岁,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仍在巴黎国家高级矿业学院讲授《金融行情分析基础理论》。

阿莱斯于1960年与马丁·鲍特劳波结婚,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切斯特。阿莱斯的业余爱好是历史、物理学、游泳、滑雪和网球。除了研究经济以外,他还发表过有关历史与物理学的文章。他还经常为法国报纸撰写经济评论。

1988年,当他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时,阿莱斯博士说,他当时震惊了,而且心中涌起一阵惶恐之感。虽然他知道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考虑过他,但他并没敢奢想得到这个荣誉。尽管他已77岁,超过了官方的退休年龄,但现在价值将近40万美元的奖金仍保证他继续从事深入的研究。他在巴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十分高兴的是,获得诺贝尔奖表明,退休对我来说是多么荒谬的事情。”“政治家们认为他们没必要退休是十分正常的,而他们认为催促学者们退休也是正常的。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二、学术贡献^[3]

阿莱斯由于对市场均衡与有效资源配置理论所作出的先驱性的贡献而获得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一般均衡与资源最优配置理论、资本与增长理论、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风险选择理论等四个领域。

1.一般均衡理论与“多市场经济模型”

19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来分析市场机制。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所有市场、所有的商品价格与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任何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供给与需求的影响,也取决于其他商品价格与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在由多个市场所组成的经济系统中,任何一种商品或要素的价格变化都会波及整个系统而对其他商品或要素的价格、供求数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而打破所有市场的均衡,进而引起一系列的调整与再调整,直至再次同时达到均衡。一种商品与价格的均衡,只有在所有的商品价格与供求同时达到均衡时,才能被确定。这种理论说明了,通过价格的调节,市场可以实现既无供给不足,又无供给过剩的均衡。这时社会的资源既得到了充分利用,又实现了最优配置。这种理论证明了市场机制的完善性。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对这种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正是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了这场空前的大危机。阿莱斯在《一般经济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理论》一文中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把瓦尔拉斯一元主义的单市场经济模型的不现实性与埃奇沃斯那里发展而来的、多元主义的多市场经济模型的现实性做一个比较。二是关于选择域和生产域普遍凸性假设的非现实本质;如果要使一种理论具有一般性,那就必须放弃这个假设。三是将以分散地寻找可实现的剩余为基础的现实动态方法,与基于一般经济均衡考虑的非现实的静态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四是根据对上面三个主题的分析,重新构造—般经济均衡理论、均衡的途径理论以及最大效率理论。

在分析和推理的过程中,阿莱斯在理论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只要理论的目的是提供能够保持经济现实的基本特征的模型,这些不同的近似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他认为不可接受的是,宣称新理论是无懈可击的严密。因此,那些竭力支持运用集合论建立经济均衡和效率最大化理论的学者们,就不能以不严密为理由反对建立在微积分基础上的理论,因为从经济的观点来看,集合论理论也正是一种近似方法。

阿莱斯认为,每一种理论都必定是近似的,一种理论的近似属性不是它本身的缺陷,公正地对一种理论提出的绝对必要的要求是,它不应过分扭曲现实以至于改变了现实的本来面目。如果伴有现实世界真实面目的严重扭曲,形式上的严密就没有多大价值,真正反映现实的近似理论,比起只有在严重扭曲事实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的、形式上严密的理论要好得多。

对于经济学领域是否应当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话题。阿莱斯在这篇论文中也涉及了,并有许多精彩的论述:

使用十分复杂的数学工具,这本身并不是退步,但是,只有在研究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它们的时候,这种做法才是正当的。在其他情况下,较简单的分析过程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使用非常抽象的数学结构,得到的额外信息没有实际价值的话,经济学家就根本没有兴趣那样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研究不现实的问题都是不合理的。从数学观点看,经济理论的未来有赖于结合使用微积分和集合理论,这两个数学分支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将尽可能简单且迅速地得出基本的结论。任何模型都必然是现实的抽象。

显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完全反映现实。但是,当必须做某些抽象时,使用什么方法抽象就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简化并不改变现象的真实性质,那么,就可以对现实进行有益无害的简化。另一方面,在任何情况下,简化都不应该导致现实本质的改变。因此,至少从表述一般经济均衡的观点看,函数连续性、可微性的假设,都基本上不会扭曲现象本质。因此,如果证明它们是适宜的话,这些假设是可以应用的简化形式。把形式上严密性的地位提得很高只有一种结果:错误地理解现实。准备分析经济现象的数学家,对一些经济理论缺乏严密性持严肃的批评态度,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批评也不应该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沉迷于只符合所有形式上严格的标准但却与事实不符的理论。

2.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阿莱斯对资本、利息和增长理论的主要学术研究贡献体现在《经济与利息》(1947年)、《资本率对个人的影响》(1960年)、《资本产出在实际国民收入中的影响》(1962年)中。他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经济与利息》,该书在资本与利息方面是一本重要而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首先,他断断续续地用15年时间研究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检验了所有古典增长理论的大部分结论,其中包括著名的“黄金积累规则”,即为了实现实际国民收入的最大化,最优利率应当等于经济的增长率。他利用1871年杰文斯所发展的概念严谨的公式,精心阐述了资本主义过程的完整理论。换言之,过去用于基本投入的分配产生了现在的国民收入。阿莱斯系统地运用这个观点使他可以建立起一种经济增长理论,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运用甚至更有助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效率。这种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一个静态无增长的经济中,最优利率是零。

1962年阿莱斯在其论文《资本产出在实际国民收入中的影响》中,又把1947年的结论加以推广,表明在稳定状态下,当利息率等于经济增长率时,资本增长是最优的。后来,阿莱斯与另一些学者就把这成果概括为所谓“黄金积累规则”。这样,阿莱斯用资本主义的最优理论完成了他的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在实证研究上,阿莱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增长过程,力图评价各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最优化与实际积累之间的差距,非常仔细地检验了他的资本主义最优化理论的解释能力。在所有动态资本主义过程中,阿莱斯提出的资本主义最优化理论是唯一能作数值应用的,得到了经验资料的充分证实。

3.货币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阿莱斯把他的注意力转向货币研究,而且人们认为,他在货币数量学派的复兴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解释国家货币支出动态的模型的简化形式与菲利普·卡甘的公式并没有什么不同。但阿莱斯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因为该模型包含了一个关于时间概念的心理规律的假设。在解释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供应增长时,一个稳定的经济中的人民,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通过要价更高来对货币供给增长做出反应。然而,在迅速变动的情况下,诸如在超速通货膨胀时期,调整的时间就可以短到几天。阿莱斯最初的思想是,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所用的自然时间不同,但心理时间是相同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时,一年前就像昨天一样;当事情急剧变化时,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像一年—样。阿莱斯的模型就是依据心理时间建立起来的,这就使他有可能用同一个基本模型来解释静态均衡的局部稳定性、经济周期和超速通货膨胀状态。

4.风险分析

阿莱斯第四个研究领域是风险分析,也就是分析个人在决策中如何估价风险和收益。通常他的研究方法既是理论的又是经验的。阿莱斯把分析建立在1952年完成的心理检验的基础之上。在阿莱斯看来,选择理论按时间顺序分为四步:首先,假设一张彩票的自然估价是货币收益的数学预期。第二步,使用获得的效用的数学预期;第三步,考虑主观可能性。美国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雅各布·马尔沙克、约翰·冯·诺伊曼、奥斯卡·摩根斯坦、保罗·萨缪尔森和伦纳德·萨维奇)仅仅考虑这三步。阿莱斯认为,第四步绝对不能丢掉。—张彩票的价值是以收益为变量表示的概率密度函数。从实质上看,他相信这个预期用的假说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函数。在阿莱斯看来这最后一步似乎是非常自然而合乎逻辑的。

他曾经批评过贝努利关于在风险条件下决策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无助于确定不确定情况下的理性。他通过一些特殊事例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萨缪尔森的可替代性公理。简言之,主要论据是,当面临接近肯定的选择时,一个具有理性的主体将宁愿选择绝对安全。阿莱斯提出,在风险形势下理性的定义如下:第一,一组选择应该是有顺序的;第二,应该满足绝对优先公理;第三,应该只考虑各种客观可能性。事实上,阿莱斯认为,贝努利只考虑到了货币收益的分布,而重要的因素是其心理价值或效用的分布。

5.阿莱斯悖论^[4]

虽然阿莱斯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在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成就,但在美国,他也许是由于所谓的阿莱斯悖论而最为知名。阿莱斯创立的这个悖论驳斥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所支持的决策行为公理。这个悖论阐明了个人在做出决策时如何估价风险和收益。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提出了他们的独立性公理,该公理表明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之间做出理性选择,只能依据这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的不同,而不是作为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共同的任何因素。阿莱斯不同意他们的公理,并举出下面的事例来说明这个公理何以不能正确地预测决策。

考虑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请一个人在X和Y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选择。如果他选择X,那么,他就可以得到100万美元,如果选择Y,他将有10%的机会获得250万美元,而有1%的机会将一无所获。尽管Y使平均支出达到最大而成为“理性”的更好的选择,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X,因为这是确有把握的事情。例如给予100次这样的选择,一个连续选择X的人将得到1亿美元,而一个选择Y的人,平均说来将得到1.14亿美元。然而,人们对X的偏爱是因为它更易让人明白并可以预测。

第二种情况,同样是在X、Y中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选择。可供选择的X意味着一个人将有11%获得100万美元的机会和89%什么也得不到的机会。而可供选择的Y意味着一个人有10%得到250万美元的机会,而90%则什么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Y,因为他们感到10%与11%的可能性之间差别很小,而在100万与250万美元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别。Y也是理性的选择。在100次这种决策的情况下,X和Y分别是1 1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

摩根斯坦和冯·诺依曼独立性公理预测,如果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X超过选择Y;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选择Y就将会超过选择X。为了充分理解这样做的原因,罗宾·戴维斯在1988年10月28日的《科学》杂志中举出了下面的例子。假设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收入是从100个球中随机取一个球的结果,这100个球中有89个红的、10个蓝的和1个黑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可供选择的X之下,无论取出的是什么颜色的球,取球的人都将得到100万美元。选择Y意味着他取出红球将得到100万美元,取出蓝球将得到250万美元,取出黑球将毫无所获。

第二种情况下的结果略有不同。在选择X的情况下,如果取出的是红球将一无所获,蓝球是100万美元,黑球也是100万美元。而选择Y会产生以下的结果:红球一无所获,蓝球250万美元,黑球将一无所获。

每一种情况都得出同样的两种不同选择或者有以下例外的选择:在第一种情况下,无论在X和Y之间如何选择,取球者只要取出红球,就将获得100万美元。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无论取球人选择的是X还是Y,如果他取出的是红球就无所获。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取球者选择X还是Y,如果他取的是红球,那么结果都是一样的。按这种推理,独立性公理表明,X与Y之间的选择仅仅取决于选择蓝球还是黑球的结果,而不取决于选择红球时的结果。

然而,阿莱斯悖论与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公理的这种结论相反,在第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X要胜于Y;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选择Y要超过选择X。这种实验的结果表明,人们的考虑比两种选择如何不同要更多。他们还要考虑取出红球的收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独立性公理不能成立,而是一个悖论。

三、社会评价^[5]

阿莱斯“因为市场理论和最大效率理论方面”对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获得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莱斯是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国学者。作为一位以理论分析、尤其是以数学分析见长的经济学家,他自1943年以来的工作一直是对市场经济进行数学上的描述,他比早期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爵士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所发表的任何著作都更加完备、严谨和一般化。他的成绩早已为经济学界所熟知。

他提出了许多市场经济模型,重新系统地阐述了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和最大效率理论。阿莱斯认为,从瓦尔拉斯到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均假定一个所有物品都集中在一起进行交换的市场,而且市场价格对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是共同的、给定的,然后通过唯一的一轮交易作一次性的移动,经济从不均衡状态过渡到均衡状态,这些假定都是不现实的,他称之为“单一市场经济模型”。阿莱斯还批评了瓦尔拉斯以来建立在集合论和单一市场经济模型之上的一些所谓新理论。他说,新理论中关于选择域和生产域普遍凸性的假设与观察到的事实根本不相符,如果要使一种理论具有一般性,就必须放弃这个假设。

针对上述缺陷,阿莱斯提出要建立一个“多市场模型”,以代替瓦尔拉斯的“单一市场模型”。在进行这种分析时,他提出了“可分配剩余”这样一个新概念。他指出,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动力就是追求可分配剩余,当经济中不存在这种可分配剩余时就实现了一般均衡。所以一般均衡状态就是没有可分配剩余的状态,而这种没有可分配剩余的状态是通过价格的调整而实现的。不存在可分配剩余,也是实现社会资源利用与配置的最优化的条件。以可分配剩余为基础,阿莱斯建立起一个从埃奇沃斯发展而来的“多市场经济模型”。

阿莱斯的“多市场经济模型”与单一市场经济模型的本质区别在于,多市场经济模型假定导向均衡的交换以不同的价格连续发生,并且在任何给定进入点上,不同交易者所用的价格不必是相同的,而在可分配剩余的驱动下,每一次交易都更接近均衡。既然多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是寻找和实现剩余,这种经济的均衡状态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产生剩余的状态。多市场模型的分析是以寻找潜在剩余并实现它们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说,因为强调了剩余的实现,所以多市场经济模型基本上是动态的;而仅强调均衡价格体系的单一市场经济模型,则是纯粹静态的。

阿莱斯的多市场经济模型较之于单一市场经济模型更接近于现实,更一般化,即蕴含了存在竞争和不存在竞争的所有可能的市场状态,而且能如同描述西方国家经济那样,描述东方国家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而且其描述是动态。由于阿莱斯把私人分散的、自由寻求和实现剩余看作实现最大效率状态的基本途径,因此在政策主张上,他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

在20世纪40、50年代,他竭力反对凯恩斯主义对法国政府日益增长的影响,尽管法国政财领导人对他的自由市场学说不予重视,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并极力用他的学说影响他的学生,其中一些学生已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当法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国家控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他的学说显然产生了影响。保罗·萨缪尔森称他是“最早独立发现的源泉”,并说“如果他早期的著作是用英文写成的,那么一代经济学理论将是另一番景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瑞典经济学教授林德贝克说:“阿莱斯不仅是新法国经济学派之父,而且是经济分析领域中的一位巨匠。”

莫里斯·阿莱斯凭着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敏锐观察力,在经济学方面拓展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宽:从矿业经济分析、理论经济学研究、经济计量学模型、社会经济统计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理论,一直到把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逐步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广阔领域。他对一般均衡理论、最大效率理论、资本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货币动态学、应用经济学(包括矿业研究、国有化煤矿的管理、运输的基础结构、欧洲经济一体化等)进行了系统的定性研究和严谨的定量表述,提出了“可分配剩余”、“偏好指数的超空间包络边界”、“原始收入”、“特征函数”、“阿莱斯悖论”、“必要节约函数”、“心理性利息率”、“疏忽率”、“心里性时间”等崭新的经济学概念。他采用非常严谨的数学推导对家庭和企业的计划与选择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市场达到均衡所需条件的非常综合性的数学模型。

莫里斯·阿莱斯一生著述颇多,除获得1988年第20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市场规律研究》和《经济与利息》(1947年)外,还有《个体经济学说研究》(1943年)、《欧洲一体化:通向富裕之路》(1959年)、《资本税与货币改革》(1977 年)、《预期效用假设与阿莱斯悖论:关于不确定性条件下合理决策的讲座及阿莱斯的答辩》(1979年)(与O.哈根合著)等名著,以及《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65年)、《增长与通货膨胀》(1969年)、《—般经济均衡理论与最大效益:当前的困境与新的展望》(1971年)、《健忘与兴趣》(1972年)和《市场经济的货币条件》(1987年)等名篇。

其中,在《市场经济的货币条件》一文中,阿莱斯在1987年5月就对1987年10月将发生的“股市风暴”做了科学预见,并预见到这次危机对工业化国家将无法幸免。

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外,阿莱斯还获得过许多重要奖励。1933年获拉普拉斯(Laplace)奖;1954年获伦理学和政治科学院的迪潘奖;1959年获法国J.迪唐斯奖;1958年获霍普金斯大学美国运筹学会奖;1959年获法国宇航学会加尔贝奖; 1968年获A.阿尔努大奖;1970年获鼓励工业国有化协会金质奖章;1978年获法国全国科研中心金质奖章。

莫里斯·阿莱斯1988年获得第20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法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渗入法国,形成了“法国凯恩斯主义”。与这个学派理论观点针锋相对,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莱昂·勒夫主张限制国家干预、让市场力量自由角逐。这些观点形成了另一个经济学派——“法国新自由主义”。莫里斯·阿莱斯作为雅克·莱昂·勒夫“新自由主义”的志同道合者,在关于如何积极组织自由市场机制的研究方面,受雅克·莱昂·勒夫研究方法很大影响,他们两人共同为“法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建立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莫里斯·阿莱斯荣获1988年第20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法国新自由主义”对“法国凯恩斯主义”决战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由于阿莱斯的著作是用法文写就的,译成英文也是在获奖前几年的事,所以这不仅使他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学家中的影响很小,也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时间大大推后了。但是他出色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据说,他的著作可与两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即英国的约翰·希克斯爵士和美国的萨缪尔森的著作相比。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的M.弗里德曼赞扬阿莱斯是“坚硬”而“有点苦的坚果”,但也是“高度创新意识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与其他人的著作很少雷同。阿莱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他们之中有些担任了政府部门重要的工作,而且有两个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即1983年获奖的德布鲁和1972年获奖的阿罗。德布鲁在20世纪40年代与阿莱斯共同进行研究,并以自己关于有效市场的存在与稳定性的研究发展了阿莱斯的研究工作。德布鲁称自己是阿莱斯的弟子,并说阿莱斯无愧于这个荣誉。

四、代表著作

1. Growth and Infla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1 (3), pages 355- 426, 1969.

2. Growth and Inflation: A Reply to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Discussant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1(3), pages 441- 62, 1969.

3. The Views of Mundell and Oppenheimer: A Comment,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vol. 1(3), pages 679- 80, 1969.

4. Allais’Restatement of the Quantity Theory: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3), pages 447- 56, 1970.

5. Forgetfulness and Interest,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vol. 4(1), pages 40- 73, 1972.

6. The Psychological Rate of Interest,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6(3), pages 285- 331, 1974.

7. The Hereditary and Relativistic Formulation of the Demand for Money: Circular Reasoning or a Real Structural Re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5(3), pages 454- 64,1975.

8. Les lignes directrices de mon oeuvre (conférence Nobel, prononcée devant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 Suéde le 9 décembre 1988),Annales d’Economie et de Statistique, ADRES issue 14, pages 01, 1989.

9. Les lignes directrices de mon oeuvre, L’ActualitéEconomique, Société Canadienne de Science Economique, vol. 65(3), pages 323- 345, 1989.

10. An Outline of My Main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6), pages 3- 12, 1997.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何宝玉、姜忠孝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注释】

[1]根据“经济学家日历:莫里斯·阿莱斯”(http://time.dufe.edu.cn)资料整理。

[2]同上。

[3]根据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和宏泰顾问《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等相关资料整理。

[4]根据季爱民“阿莱斯悖论:对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挑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和熊红涛“简介阿莱斯悖论和期盼理论”(《台声·新视角》2005年第2期)等资料整理。

[5]根据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和宏泰顾问《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版)等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