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区域效应

第五章　中部崛起战略重点及实现机理的理论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同全国一样，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进步，特别是在粮食和能源原材料供应方面，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同时西部、东北在发展速度上也出现了滞缓的迹象，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已经成为中部地区面对的基本而严峻的事实，这是中部地区在“十一五”时期发展的起点，也是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政策的起点。中部六省应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找准位置，通过自身的崛起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通过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来加快自己的崛起。因此，基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发展目标来探索中部崛起的内在机理，对于高效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5.1　资源优势、区域经济梯度差与区域利益链关系研究

中国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的大格局，20年前概括为两个梯度差，即大范围的东、中、西部地带性的三级梯度差和区域范围内的点、面梯度差。近2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率9.5%），除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周围、胶东半岛）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点、面梯次差距大幅度收敛以外，总的来讲，两个梯度差都尚未收敛。除却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地区倾斜政策是重要原因。

5.1.1　区域经济梯度差与区域制度安排非同步的“先行者优势”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沿海各省区与内地省区之间基本是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中发展的。国家所实施的沿海发展战略，资源配置向东部倾斜就决定了较优惠的政策和制度创新的探索行为只是给少数地方、少数产业，从而导致各地区的制度安排不平衡。国家每一项制度的供给基本上是在东部先试点，进行“体制外”改革，然后逐步向中部和西部推广。这种东部试点改革，往往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同国外的经济交往，使我国东部不断地引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最终使市场机制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并成为基础机制。这一过程始终是在国家力量的帮助下进行的。我国绝大多数的改革措施都是由东部沿海逐步向中西部推进的，这种对外开放使东部的市场机制得以确立，同时，中西部却遇到了困难。这种对外开放上的差距，使中西部不仅仅丧失了经济利益，更主要的是丧失了引进市场机制的机会，从而使中西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明显迟于东部，使不同经济带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梯度差。改革的进程迟滞，从而影响了中西部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

5.1.2　资源优势与区域垂直分工体系下欠发达地区的双重利益损失

我国实行沿海倾斜型经济发展战略以来，在垂直分工体系下，造成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使区际差距加速拉大，使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加落后。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广大经济欠发达区域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之间形成了前者提供资源性产品、初加工产品，后者生产最终加工制成品的垂直分工关系。在这样的分工格局中，经济欠发达区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结构层次低、产品增值率低、市场竞争力低等一系列问题。在产品交换中，东部输出的是加工制成品，中西部则是输出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

从总体区域分工上讲，这种中西部资源和市场处于外围而东部加工工业处于中心的经济区位垂直分工体系，不利于中西部发展。不论中西部怎样调整其产业结构，仍然是国内的资源生产地区、粗加工工业地区，而东部则是深加工工业地区。资源和原材料等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小，市场很不稳定，并且其加工的附加价值较低，而东部深加工工业产品的收人需求弹性大，附加价值高，市场总是有较兴旺和稳定的丰厚利润预期。因此，在国内东、中西部之间贸易中，中西部处在一个不利的劣势位置上。中西部向东部输出原材料和粗加工工业产品，成了东部的原材料供应地，而东部向中西部输出深加工工业产品，中西部又成了东部深加工工业的销售市场，低附加价值输出，高附加价值输入，一出一进，西部流失了大量的净收益。

那么，按照这种东西部之间外围和中心的区位分工关系，中西部是不是应该采取一种替代东部输入的封闭型发展模式：即西部建立区内自己的工业体系，尽可能多地留住中西部资源为本区所用，替代东部进入中西部的深加工工业产品，走“区内资源—自我深加工—区内市场”型自我循环的工业化道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一些地方自觉和不自觉地采取了这样一种发展方式：限制外部商品进人本区销售，建立自己的工业门类，保护本地区工业品市场。然而，这种替代东部输入型发展思路受到客观限制：由于中西部收入水平比东部低，重复建设较多，加工工业的规模受到区内消费市场容量和品牌质量的限制，许多加工工业达不到经济规模，要素收益率低，效益很差；国内经济的一体化，信息、网络、通讯、交通等等的发展，使商品交易费用大大下降，加上治理公路三乱，中央政府和社会消费者反垄断的法治和情绪压力，使中西部实施“资源→深加工→区内市场”这种自我循环工业化发展战略难度很大；如果中西部深加工工业产品向东部竞争输出，拟解决中西部市场容量有限的限制，从总体上看又受到运输成本、东部技术和质量的竞争。中西部替代东部输入型的区内工业化，总体上是在政府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的。结果使政府投资、政府管理、政府保护下的区内产业，除了市场规模容量有限的约束外，本身体制成本高、技术进步动力差、经济效率较低。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东部深加工业由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而向中西部的梯度推移和扩散，使东西经济位差缩小，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国内东、中西部之间，外围与中心的区位分工格局很难改变。

5.1.3　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构建合理的产业链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应该说国家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相继制订了一系列的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等。应该说中央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政策正在日益完善。但为了更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仍有必要深刻认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从国家和中部区域层面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构建合理的产业链和区域利益链，坚持不懈的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其一，将区域政策与功能性政策有效结合，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进一步向中部转移。如果既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因不减，又要缓解上面所说的压力。在区域政策方面就是要积极推进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东部的产业层级，提高东部的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以及出口加工业的整体水平，及其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增强东部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大东部地区的竞争优势。在耗能多、占地多，资源消耗程度大，技术程度相对比较低的产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一方面提升东部自身的竞争力和产业层级，另外一方面也为中西部的发展腾出空间。发挥东、中、西部的各自优势，形成东西互补，格局特色的产业格局，促进作为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其二，就是理顺要素价格，消除价格扭曲，完善税收政策，优化资源配置。中、西部地区在能源、资源、土地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我国长期以来是限制了上游产品的价值，这就使得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利益格局产生扭曲。而资金、人才是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就造成了政策上的差距。

近年来随着煤炭价格放开，电力、资源方面的需求快速上涨，像山西、内蒙等等一些资源省区财政能力在逐步增强。加上最近这几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进一步消除，外来务工人员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也就使得欠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回流在增加，这就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如果我们真正坚定统一公平的市场环境，理顺价格，完善税收制度，提高资源富裕地区的利益分享格局，将会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三，对中部地区而言，要发挥中部区位优势强化资源优势，并弱化物质资源劣势。中部地区的区域优势明显，中部六省中，东部的皖、赣紧靠长三角的区域中心上海；南部（赣，湘）毗邻珠三角和港澳；西部（鄂、豫）是中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桥梁、纽带，也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必经之路；北部（晋、豫）紧靠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交通发达，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通过区域合作与合理开发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并弱化中部地区资源劣势。中部地区首先要发挥农业资源的优势，加快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建设区域化、专区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农畜水产品的加工企业，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出口的“一条龙”。工业方面，一是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中部地区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汽车和机车制造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产业升级，提升竞争力，在重大装备国产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充分发挥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等大城市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发展相关的高技术产业；重视区内功能单一的工矿型城市的重新定位，支持资，支持资源枯竭的工矿型城市发展后续产业和换替产业，依托长江、京广线、京九线、陇海线等干线通道，形成若干经济实力雄厚的产业带和都市圈。此外中部地区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把资源引进来，如与西部地区合作对西部资源进行联合开发、引入东部发达地区或国外资金、管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个方面的关键是“合理开发”。所谓合理开发，首先是要充分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保护与开发并重，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忌掠夺式开发。合理开发的另一重含义是综合开发利用资源，提高资源产品的附加值。开发那些真正具有优势的自然资源，比如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等，并发展相应的产业。而对于劣势自然资资源则要以保护、重建和建设为主。

最后要加快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部地区的商品输出，主要通道还是两条：长江或京广铁路。中、东部经济一体化，要以相互分工，优势互补，竞争协作，平等互利为原则，视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通过政府协调，采取多种方式推进一体化。中部省区应当十分重视以下几点：（1）要注重推进省内各地和中部省际经济的一体化。就中部六省之间来说，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钢铁、有色，建材、化工、汽车等类产品的生产，科技开发、现代物流、信息化和旅游业的发展，流域的治理，生态的保护等等，完全可以采取各种方式，率先实现不同程度的一体化。（2）继续发挥中部地区的产业优势。中部的支柱产业与东部形成较明显的差异性。根据相关分析，中部各省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煤炭、电力、交通运输、金属冶炼及食品加工业。这与东部的支柱产业有较大差距，有差异才需互补，才能协作，也才有可能形成产业链和集团化企业。（3）中部一方面应欢迎东部的优势产业及企业前来整合、并购本地相关的产业及企业。另一方面，中部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产业及企业，逆梯度推进，整合并购东部的相关产业及企业。

5.2　区际贸易、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中部的利益增进

区域利益现实化，必须借助于区域经济联系。区域经济联系可分为三种，即区域分工贸易、区域要素流动以及区域产业转移^[1]。

5.2.1　区域分工贸易与区域利益增进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蒂尔·奥林^[2]指出：“生产要素不平衡的分布，除非由相应的地区需求的不平衡加以抵消，否则，这种分布会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各地区形成差异，从而促成地区间的分工和贸易。”

不同经济地域系统之间的要素的空间不平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劳动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由于长期积累，对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地域分工具有深刻影响。“历史上形成的劳动地域分工，吸引着新的自然资源，‘显示’出自然条件的差异，并使这些差异变为经济差异，变为生产专门化方面的差异。劳动地域分工对潜在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加工’过程，对劳动地域分工产生相反的影响——改变劳动地域分工，使新的组成成分加入到区域和中心的专门化中去”（Ю.Γ.萨乌什金，1987）^[3]。

1.区际劳动分工的客观基础

区际劳动分工的直接动力是由经济过程的内在经济利益机制决定的。由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古典经济学家已经作了不少论述，盛洪在《分工与交易》一书中，将其归纳为直接的经济性和间接的经济性两种。直接的经济性是采用一定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后较采用这种方式以前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资源的节约；间接的经济性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为生产方式的其他创新提供了条件，而对这些生产方式创新的采用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资源的节约^[4]（盛洪，1995）。

2.区域分工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是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他的绝对优势理论。在他的理论中，亚当·斯密把这种形成劳动生产率差异优势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然优势，就是超乎人力范围之外的气候、土地、矿产和其他相对固定状态的优势；另一类是获得性优势，这是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如资金、技术等。一个地区在生产和输出某种商品上具有自然优势或获得性优势，也就具有成本优势。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各个地区都集中生产并向其他地区输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其他地区输入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每个地区都能从分工中获得比较利益。比较优势理论的最重要价值在于，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这个机会主要来源于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与发达地区进行分工。

对于市场一体化的国家来讲，要实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按比较优势分工，虽然通过市场机制能够使得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转化为绝对优势，但这种转化需要较长时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全国利益最大化目标，应该通过制度安排加快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产业向绝对优势产业的转化。

3.区域分工贸易与区域利益实现的思考

现有的区域分工理论无论是在假设方面还是在结论方面都存在一些局限，虽不妨碍以前的理论成果对区际关系分析提供帮助。上述分析说明在区域分工与区域行为关系之间需要构建一座理论桥梁，即区域分工理论尚需深化。这便是下面的讨论重点。

第一，现有的区域分工贸易理论忽视了制度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在现实中，制度规则及其变迁方向、交易费用、产权安排都会对区域分工贸易与区域利益实现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这些因素对区域分工贸易与区域利益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

第二，现有的区域分工理论贸易忽视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其理论结论都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即区域关系只能是和谐的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区域竞争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进行的。这一假设排除了区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从现有的区域分工贸易理论是不可能推导出区域利益冲突的产生原因的。而事实上，区域理性与国家理性（或社会理性）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区域竞争不完全是合作博弈，相反绝大多数区域竞争属非合作博弈。

第三，现有的区域分工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区域分工贸易必然带来区域利益的增进。实际上，这一结论带有一定的武断性。经验与逻辑都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从经验方面说，许多国家内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分工贸易，如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加工业与西部地区发展材料工业的分工格局，往往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甚至有损于落后地区。中国西部地区“双重利润”流失就是一个例证。就逻辑方面而言，区域分工贸易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增进各参与分工与贸易的区域的利益，各区域的利益在分工贸易中是否得到增进以及增进的程度取决于贸易品的比价。可用两区域两产品模型进行推理。假定A、B两区域均有生产x与y两种产品的能力，且CAx ＜CBx，CAy＜CBy，其中，CAx为A区生产单位x产品的成本，其他符号意义类推。比较而言A相对发达而B相对落后。根据比较利益理论，若CAy/CAx＜CBy/CBx，则说明A区生产y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于B区的，则A区专门生产y而B区专门生产x。假定y与x的实际交换率为1：R，若要保证A、B两区在分工中均能不同程度获利，则R有一个严格的值域，即CBy/CBx＞R＞CAy/CAx，若R≥CBy/CBx，则B区所获利益非正；若R≤CAy/CAx，则A区所获利益非正。若要使两区域单位产品贸易所获利益均等，必须使R＊＝（CBy/CBx＋CAy/CAx）/2。事实上，即使R在值域范围内取值，可取之值也是无穷多的，取R＊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这意味着区域分工所增加的利益在区域间平均分配的概率无穷小。在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R不在值域范围内也是可能的，这时区域分工必然带来区域利益增进的结论受到了挑战。现实中的不合理价格体系常常是R≥CBy/CBx，即落后地区在区域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现有的区域分工理论不能说明为什么有的区域积极参与分工，而有的区域没有参与分工的积极性或被排斥在区域分工体系之外。按照已有的理论推理，既然各区域都能从区域分工中获取利益，那么各区域均有参与分工的积极性，那么现实中存在的分工不完善情况就不会出现。但事实不完全如此。这说明现有的区域分工理论在解释不同类型区域对参与分工的态度与行为差异以及分工程度的不同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由上述分析可知，区域分工贸易并不象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必然会增进各个区域的利益，各个区域是否有参与分工与贸易的积极性取决于其获利程度；由于区域分工贸易所增进的社会利益在区域间很难由市场机制进行平均分配，各区域在既定区域分工贸易格局下的行为不一定协调一致。许多实证研究与事实观察均表明，区域间自由贸易只是理论上的理想，而区域贸易保护则是各区域贸易政策选择与行为关系的常态。已有的区域分工贸易理论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即各区域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合作关系，由这一假设可推导出区域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各个区域的行为关系只能是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中，这一基本的假设是不完全成立的。我们现用供应条件曲线对此做一分析。

供应条件曲线是在不同的交换比例下，一个区域对于两种商品所愿意进行的不同贸易量。它既具有供给曲线的性质，又具有需求曲线的性质。作为供给曲线，它表明按各种交换比例，一个区域愿意提供的出口产品的数量，当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时，一个区域就会增加该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同时也反映了该区域的技术、生产力和资源赋予的情况。作为需求曲线，它表明在不同的交换比例情况下，这个地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量，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时，该区域将会增加对该产品的需求量；同时也反映一个区域内的消费倾向和选择情况。

现假定A、B两区都生产X和Y两种商品，这两种商品在A区内的交换比例是1/2∶1，在B区是2∶1。根据这些比例，A区出口Y类商品，B区出口X类商品，这个交换比例决定两地贸易条件的上下限，A区出口1单位的Y商品，最低限度要换回1/2单位的X商品，B区出口2单位的X商品必须换回1单位的Y商品。为了强调这两种商品交换的等价关系，并适合供应条件曲线的需要，这两个比例用从原点O向外延伸射线的斜率来表示，如图5-1所示。两区域只要在A区的区内交换比例和B区的区内交换比例之内就都能分享贸易利益。

图5-1　区域间贸易利益条件界限

超出这两个比例，贸易不会发生。

图5-2（a）和（b）中的ABC曲线和A＇B＇C＇曲线分别代表A区和B区的供应条件曲线。在供应条件曲线的任何一点的X和Y种商品的贸易条件，用从原点O引出的过该点的射线的斜率表示。从图5-2（a）中可以看出，贸易条件为t0，A区愿意用OC0的Y商品交换OW0的X商品；在贸易条件为t1时，愿意用OC1的Y商品交换OW1的X商品。在贸易条件改善时，A区可以用较少的Y商品交换到定量的X商品，因此，A区愿意提供更多的Y商品以供交易。同理，图5-2（b）说明了B区愿意用X商品交换Y商品的情况。

将两图合并在一个图中，在两条供应曲线的交点上，即在贸易条件为tE时，A区愿意出口Y商品的数量恰好等于B区愿意进口的数量（OC0），而B区愿意出口的X商品的数量又恰好等于A区需要进口的数量（OW0），因此，tE代表均衡的贸易条件，E是区际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当贸易条件由tE转移到tF时，tF交B区的供应条件曲线于S，在S点，B区只要增加W0W2数量的X商品即可多换回C0C2数量的Y商品，但tF交A区的供应条件曲线于R，在R点A区只愿意出口OC1数量的Y商品，小于B区的需求量OC2。Y商品供不应求，同时，B区愿意出口X商品的数量OW2超过A区对该商品的数量OW1，X商品供过于求，这样，Y商品的价格将上涨，而X商品的价格将下降，tF逐渐向tE移动，直到均衡点E供求情况恢复平衡为止。

图5-2　区域供应条件曲线

同理可以证明发生相反情况时的均衡移动。

因此，在这一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下，区域分工贸易联系将对区域行为关系产生一些潜在影响。其一，已形成的区域分工贸易格局本身不一定是最优的。在不合理的区域分工贸易格局下，各区域利益主体独立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会不可避免地放大整个区域分工贸易格局的不合理性，从而导致区域间矛盾的深化，区域贸易保护盛行。显然，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区域分工都能增加各区域利益，并营造合作的氛围，不合理的区域分工最有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是区域封锁乃至于区域封闭。其二，即使从理论上讲现有的区域分工是合理的，每个区域在区域分工格局中选择行为策略的依据是自身独立利益的最大化而非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当一个或一部分区域的利益最大化目标与另一个或另一些区域的目标发生排斥时，或当部分区域的独立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冲突与合作均是可供选择的策略。

图5-3　区域供应条件所表示的市场的一般均衡状态

区际贸易的扩展一方面得益于区际劳动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单位交易成本的降低。在单位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区际间的贸易活动的空间的扩展没有任何障碍，而现实中的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大于零。交易成本（包括签约成本及监督执行成本）和空间成本的存在是区际贸易的障碍因素。目前在我国广泛开展的经济协作，横向联合、经济一体化则都是为了减少其交易成本。

5.2.2　生产要素流动对区际利益关系的影响

一、劳动力流动与区际利益格局变动

区际劳动力的主体流向表现为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区域间的收入差异仍然是促使劳动力区际流动的最主要原因。

1.劳动力流向对区际产业结构演进和区际贸易结构变动的利益格局影响

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将改变流入区域和流出区域的生产要素禀赋和要素供给结构，以及要素供给价格。在资本不发生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入区域，由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区域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下降，而劳动力流出区域。由于供给减少，价格上升，区域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区域要素禀赋的变化，将通过要素价格的变动，改变区域在不同产业的发展优势，并对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和区际贸易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如图5-4所示，假设区域甲为经济发达地区，区域乙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允许区际劳动力流动前，区域甲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Y）的优势；区域乙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X）的优势。区域甲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区域乙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入资本密集型产品。区域甲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AB，生产组合点为M，区域乙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A＇B′，生产组合点为M′。

图5-4　劳动力区际流动对区域产业竞争优势的利益格局影响

如果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由于区域乙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工资水平低；区域甲经济发达，劳动力工资水平高。在利益驱动下，区域乙的劳动力将向区域甲流动。结果区域乙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价格上升，从而弱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劳动力的流出，相对提高了区域的资本一劳动力比率，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降低，从而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由于整个区域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工资上升的正向示范作用，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工资也有所上升。因此劳动力的流出，在弱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并没有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而是由于区内资本供给的相对增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总的来看，劳动力流出所引致的区内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资本密集型产业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从动态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速度趋于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长速度趋于上升。如图5-4的图乙所示，生产可能性曲线由A′B′，变为A1′B2′，生产组合点由M′，演变为M1′。

对于区域甲来讲，劳动力的流入，增加了区域劳动力的供给量，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讲，由于在总成本构成中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大，因而区内劳动力价格的降低，以及区域乙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的上升，有助于区域甲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或者说，劳动力的流人，延缓了区域甲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退。从资本密集型产业来讲，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获得了竞争优势，因而在区内的竞争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有所弱化，获得要素供给的能力有所减弱、因此从动态来看，劳动力的流入，减弱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势头，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速度。如图5-4图甲所示，生产可能性曲线变为A1，生产组合点演变为M1。

从以上分析可知，劳动力的区际流动，使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优势产业的优势和劣势产业的劣势都得到弱化，即双方的优势产业的增长速度和竞争优势都有所降低和弱化；双方的劣势产业的增长速度都有所提高。但影响最突出的是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劳动力的流动，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而恢复了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区际劳动力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量，或者延缓了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退。

2.区际劳动力区际流动的利益变动分析

区际劳动力流动将改变流出区域和流人区域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力的价格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假定需求不变，供给量增加，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将下降；反之，供给量减少，其价格上升。这样，劳动力流出区域，由于供给减少，劳动力的价格上升；而劳动力流入区域，则由于供给量增加，其价格下降。

图5-5的甲、乙两图分别表示甲、乙两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甲为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的平均水平较高；乙为落后地区，劳动力价格的平均水平较低。在利益驱动下，区域乙的劳动力向区域甲流动。图的横坐标表示劳动力数量，纵坐标表示劳动力平均价格（日工资）；SD和，分别表示劳动力流动前甲、乙两个区域的劳动力供求曲线；SlD和，分别表示劳动力流动达到新的均衡后，甲、乙两个区域的劳动力供求曲线。

图5-5　甲、乙两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示意图

如图5-5所示，甲、乙两个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前，甲的工资相对较高，为40元/工作日；乙的工资相对较低，为20元/工作日。允许劳动力区际流动后，乙的劳动力向甲流动，其结果区域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平行向右下方移动；而乙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平行向左上方移动。在甲、乙两个区域的供给曲线随着乙的劳动力向甲流动而发生位移的过程中，甲的劳动力价格下降，乙的劳动力价格上升。

从经济上讲，由于到其他地区谋生，发达地区比落后地区生活费用高，另外还要冒找不到工作或不能立即找到工作的风险，同时还要支付交通费用等。因此，劳动力流动前将对可能带来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进行比较和权衡。除非收益大于成本，否则劳动力不会流向其他地区。假定综合成本平均为10元/工作日，那么当乙的劳动力向甲流动，使其劳动力价格差降至10元/工作日时，甲、乙两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会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种状态下，乙向甲的劳动力流动将停止。

从图5-5可以看出，区域甲由于劳动力流入，原有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降低，劳动者的净损失是面积c。同时，由于工资水平降低，厂商收益增加，其新增收益为面积（c＋d）。很现然，厂商的收益大于劳动者的损失，从整个区域甲来讲，纯收益是面积d。

对于区域乙来讲，劳动力的流出，提高了剩余劳动力的工资，剩余劳动力的净收益为面积a。另一方面，厂商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而遭受损失，净损失为面积（a＋b）。显然，厂商的净损失大于剩余劳动者的净收益，区域乙的纯损失为面积b。对于从区域乙流动到区域甲的那部分劳动力来讲，与流动前相比，其收益肯定是增加的，这部分劳动力的收益为（b＋e）。一般区域间流动的劳动力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永久性迁移，在中国，国家正式职工的地区间调动属于这一类，他们的收益应归到区域甲。另一类为临时性流动，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一般都属于临时性流动，这一类劳动力的收益一部分通过消费留在了区域甲，剩余部分属于区域乙。倘若属于乙的这部分收益不小于b，那么，区域乙的劳动力流出，并没有产生利益上的损失。

综合上面分析，区际劳动力流动，会提高整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产生的纯收益为（d＋c），然而新增收益主要为劳动力流入区域，即发达地区所获得。如果考虑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工作学到了知识，培养了技能，接受了新的思想和观念，学到了发达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那么这些劳动力返回欠发达地区后，有助于提高欠发达地区优势产业的竞争能力，因此劳动力区际劳动，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了非自接经济利益。

二、资本的区际流向对区际贸易和分工的影响

资本和劳动力一样，都是非常活跃，而且流动性很强的生产要素。为了分析总体流向的变化对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及分工产生的影响，把资本总体流向分为资本的顺向流动（为发达地区流人落后地区）；资本的逆向流动（落后地区流入发达地区）。

1.区际资本顺向流动的利益变动

区际顺向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利益变动可以通过对资本市场的供求变动分析得知，分析方法与劳动力流动的利益变动分析相同。对资本流出区域来讲，由于：①流出的资本收益增加；②未流出资本变得相对稀缺，收益率上升，因此资本流出的结果是，资本的平均收益增加；而劳动力相对供给量增加，价格下降，总收益减少。因此资本的流出，使得劳动力的平均收益下降，但资本收益的增加大于劳动力收益的减少，整个区域的收益增加。就资本流入区域来讲，资本的流入，降低了资本的稀缺程度，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区内原有资本的收益率下降。然而伴随着资本的流入，尤其是以直接投资表现的资本流入，将产生许多外在经济效应，主要包括：①经济发达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的流人；②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的流人；③未开发资源的利用；④引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资本的流人，以及所产生的外在经济效应，往往引起经济落后地区生产函数的变化，这样不仅不会降低原有资本的收益率，反而有可能提高其收益率。区外资本流入的最主要受益主体是劳动力，这是因为：①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原来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就业；②资本的流人，弱化了劳动力丰裕程度，使平均工资上升；③促使劳动力从边际收益低的产业部门向边际收益高的产业部门转移。

总的来讲，资本的顺向流动，提高了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因而总收益是增加的。具体来讲，资本流出的发达地区，资本收益增加，劳动力的收益减少，但其净收益增加；资本流入的落后地区，是资本顺向流动的主要受益者，且受益主体是劳动力。

2.区际资本逆向流动的利益变动

区际资本的逆向流动可能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①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如：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施向本来就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重点倾斜战略。为此，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转移到沿海地区。另外，中央政府为沿海地区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导致沿海地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利益驱动下，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向沿海地区。②区域间发展差距过大，使得落后地区的优势，如：劳动力价格低；资源丰富，开采成本低等所获得的收益，往往补偿不了因其投资环境差所引致的成本增加，将促使资本拥有者把资本转移到发达地区。

假定在资本逆向流动前，发达地区的专业化生产部门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落后地区的专业化生产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从落后地区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的逆向流动，对发达地区来讲，资本的流人，增加了区内的资本供给量，其相对价格降低，因而平均收益率下降，对区内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都有利。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多地使用价格下降的资源，因而资本流人，给资本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利益要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来讲，资本的流入：①提高了劳动力的稀缺性，其平均价格上升；②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劳动力总的收益增加，由于劳动力的净收益大于原有资本的净损失，因而发达地区获得净收益。

对于落后地区来讲，资本的流出使原本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区内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下降，资本替代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虽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都产生负面影响，但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负面效应要大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增加，从而劳动力的总收益减少。并且劳动力的净损失大于资本的净收益，使落后地区的总收益减少。总的来讲，资本的逆向流动，不能使双方受益，经济发达地区收益净增加是以落后地区收益减少为代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资金空间流动的基本特点就是由内地向沿海开放地区流动。国内资金的上述空间流动现象对沿海省区与内陆省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对于沿海各省区，特别是广东、上海、福建、辽宁、江苏、浙江、海南、北京等省市来讲，增加了它们经济发展所需要资金，促进了其经济更快地增长。对于内地各省区，在本来资金就短缺的情况下，又有大量资金流失，因而加剧了资金短缺的程度，从而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其经济发展的能力，减缓了它们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见，国内资金向沿海省区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沿海省区与内地省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出现相对地相向变化，引致它们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资本的逆向流动，弱化了落后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劣势。强化了落后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劣势和发达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因此资本逆向流动的结果，使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依赖性更强，而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赖性相对减弱。

三、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则认为，市场机制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两种影响，其中极化作用将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和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动；扩散作用将促使发达地区的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主要以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体现。但极化作用超过扩散作用，因而市场机制所产生的区际要素流动，非但不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反而会使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状态下，劳动力对区域收入差距最为敏感，一般来讲，区域发展差距愈大，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劳动力数量愈多。劳动力的区际流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带来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如1995年四川省外出打工的有500多万人，年内汇回107亿元现款，随身带回的可能达50多亿元；1993年湖南省劳务收入80多亿元，贵州省劳务收入20多亿元^[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7）。但这种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并不能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①这些跨区域流动的劳动力把所创造的更多财富留在了发达地区，而且他们在发达地区就业，为发达地区创造了为其服务的就业机会，据报道，在上海市务工的210万外地劳动力，为上海市创造了18万个就业机会。②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流出提高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供给价格，从而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而技术人员等智力型人才的大量外流，则使得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③经济发展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这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只能暂时缓解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不能缩小其他方面的发展差距，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等。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总量达到4.28亿人（1997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超过1亿，且东部地区尚有部分经济欠发达省区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有限。因此，依赖劳动力的跨省区转移来缩小省际及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差距，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促使发达地区的资本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无疑能够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但中国的发达地区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除上海、北京、天津等特殊省级单位外，大多数省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扩张阶段，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尚需大量的资本投入，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资本的供给仅仅是相对充裕，因而依赖市场机制向欠发达地区所能转移的资本相当有限。就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讲，要通过资本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来缩小其发展差距，必须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但不能过高估计其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贡献，这是因为：①中央政府目前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低，要提高其比重，涉及到地区间利益的再分配，真正实施的过程中，必然阻力很大。②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口达7亿，面积在800万平方公里以上，解决如此大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依靠中央财政的支持显然是杯水车薪。③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重过大，将影响东部地区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利于其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以上分析，缩小中国省际及三大地带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应通过政府调控来诱导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使区际要素流动顺应市场规律，逐步增加向欠发达地区资本转移规模。

5.2.3　区际产业转移的客观趋势及影响

除区际商品和要素流动外，区际产业转移亦是区域利益协调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区际产业转移既是对区际商品贸易与区际要素流动的一种替代，又可促进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劳动力和企业家）、资本与技术在区域间的流动。一般而言，区际产业转移属区域扩散效应的一种，有利于发展机会的区域传播，因而有利于区际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协调。

一、区域成长生命周期

无论是胡佛（E.Hoover）、费希尔（J·Fisher）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都对一个区域或国家的发展过程作了抽象归纳^[6]（孙久文等，1998）。除可从区域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外，还可从产品技术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区域产业转移。R.弗农（R.Vernon）在研究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时发现，并于1966年提出了具有空间意义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Cycle Theory）^[7]（R.Veron，1966）：处于不同技术阶段的产品对不同要素的质与量有不同要求，即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会下降，产品的生产会发生区间转移。产品在生命周期内要经历几个发展阶段，即创新阶段、扩张阶段、成熟与成熟后期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产品的生产优势区域不同。该理论后来被西方区域经济学家用来研究区域产业转移。产品生命周期与产业技术梯度转移见图5-6。

图5-6　产品生命周期与产业技术梯度转移图

产业与技术存在着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客观趋势，这是由区域间存在的梯度差决定的。在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与思想基础的情况下，区域产业与技术适时、合理转移也是区际关系协调与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的需要。首先，产业的适时转移是高梯度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当一个区域发展到老年阶段后，若其成熟产业不适时扩散出去，就会产生衰退产业与创新产业在区内用地、用电、用水、用工等多方面的冲突，导致区域产业拥挤，区域经济陷入萧条乃至危机之中；其次落后地区接受产业转移对其本身的发展利多弊少。一些传统产业转移至落后地区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落后地区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并以此为契机累积经济起飞的条件。

就一般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规律看，产业产品的转移总是由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落后地区这样一个梯度规律转移，这样的梯度转移，其效益最好，成本最小，产业和从业人员的适应度也最好。所以一般的产业转移都是有序的梯度转移。

区际产业转移对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存在着积极产业转移效应，这种效应是欠发达区域经济起飞的动因之一。

1.要素注入的优势升级效应和关联带动效应。随着产业、产品的中西向转移，一方面，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技术等稀缺要素的转移，也伴随着其他无形要素的进入，接受产业转移能够使欠发达区域迅速积累起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引起区域要素禀赋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将有助于区域新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形成，从而推动产业比较优势的转换升级，提升欠发达区域在区际分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从而刺激相关投入品产业的发展，从而为新的工业活动的兴起创造基础，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可能，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移入区域整个经济的发展。

2.技术溢出效应。产业转移往往是由经济梯度较高的发达区域转向梯度较低的欠发达区域，具有梯度性。这种梯度性决定了产业的技术溢出效：一是由于移入产业所包含的技术本身被移入区产业模仿、消化、吸收，导致移入区产业的技术进步；二是具有先进技术的产业移入会对移入区相关产业产生前后波及作用，从而拉动移入区的技术进步。

3.竞争引致效应。移入产业与当地产业相比，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营销手段等方面往往占据着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使当地产业卷入竞争之中，有可能打破当地原有产业的低效垄断局面，改善区域产业的市场结构；另一方面，在竞争压力下，当地产业要在移入产业中生存发展，将不得不采用先进技术，或进行技术创新，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因此，与产业转移相伴随的内外产业间竞争，是欠发达区域经济运行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因素。

4.观念更新效应。先进产业移入必然伴随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即产业转移带来的不仅是品牌、资金、技术等有形资源，更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和新的管理方式等无形的资源。这些无形资源将对欠发达区域因循守旧等传统观念起着融合、更新、改造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8]。

在中部接受东部产业转移与携手合作工程中，要坚持效益优先、互惠互利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坚强的合作基础和长远的较好效果。互利是合作双方最起作用的推动力。也是合作得以长期持久的原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不坚持这个原则，只要一方感到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或效益不好，正常的合作就不能进行下去。其结果是谁也得不到利益。所以，轻工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也好，企业之间的具体合作也好，都必须坚持互利原则，东部不要有施舍、恩惠或吃亏的思想，中部也不要有“等靠要”吃大锅饭的想法，在现实的条件下，以互利为基础，才是双方合作成功的保障。

5.3　各区域GDP溢出及对区际经济增长影响关系分析

目前在对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学术界较多关心的还只是区域之间的差距和成因问题，而对区域之间的经济相互影响和促进作用的研究却很不足，尤其是对各区域的GDP增长会给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和多大影响作用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很欠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重在对区域间产业布局和关系的调整与规划。当前我国各区域在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的调控下，都在奋力地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飞速地向前发展着，西部需要开发，中部需要崛起，东北需要振兴。然而，摆在我们现实面前急需要关心的问题是，这种大规模的开发是否真能带动全国的发展，各区域之间在这种大规模的开发中相互间的影响作用究竟有多强，各自的受益又如何。下面将通过研制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联结模型，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通过比较和研究我国各区域各产业在GDP增长过程中对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及我国各区域在GDP的增长中对其他各区域各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这两大问题，来透视区域间这种GDP增长的溢出强度和关联效应。

5.3.1　区际GDP溢出的研究方法说明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是在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跨区域的投入产出联结模型，它除了可以反映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外，还可以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经济联系，并把部门间和区域间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可以系统而全面地反映各区域之间和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特征和技术差异、分析区域间的产业相互关联与影响，是进行区域间经济关系研究的最有效的数量分析工具之一。我国对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每五年进行一次，而对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研制工作却从来没有进行过。该部分内容利用清华大学在全国首次研制开发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联结表^[9]，作为数据分析的基本工具。

特别需要指出说明的是，由于投入产出模型是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技术水平和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科学假定条件下建立的，因此其反映的数据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即投入产出表所反映出的各种系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有效的、稳定的，且基本保持不变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亦有这种性质，因此本文利用清华大学和国家信息中心合作完成的中国地区联结投入和产出表模型，可以代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区域间生产结构情况，其实用时间有效性之长是许多统计数据的年鉴表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下面在这里研制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结构图和对产业及区域的具体划分见下：

图5-7　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联结模型基本结构图

注：xijrs是s区域j产业对r区域i产业的中间需求；Fitrs是s区域t部分对r区域i
产业的最终需求，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产形成和存货变化量；L Eir和LMir分别是r区域i产业的出口和进口；是r区域i产业的误差；是r区域i产业的总产值；VVhjs是s区域j产业获得的h部分的增加值，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XXjs是对s区域j产业的总投入。

表5-1　全国产业部门分类对照表

注：其他服务业包括邮电业、饮食业、旅客运输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行政机关及其他行业。

东北区域：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东部区域：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中部区域：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西北区域：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陕西省。西南区域：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

注：由于数据获得性原因，对以上区域的划分，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5.3.2　区际产业GDP增长关联效应的实证比较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总会与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某个区域或其某个产业增长了单位的GDP后，其他区域会因此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能够比较清楚地揭示这样一种经济关系，这里计算了如下两个反映区域间产业GDP增长关联效应的系数指标，并对计算的结果进行相关的深入比较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计算结果见表5-2：

公式1表示s区域j产业增长单位GDP时给r区域带动的GDP的增长量（左表），公式2表示s区域增长单位GDP时给r区域i产业带动的GDP的增长量（右表）。公式中r≠s，且n＝30。

（一）东部地区GDP增长的溢出效应分析

从东部各产业增长单位GDP给其他各区域带动的GDP增长量情况来看，第一，东部地区对区外GDP的溢出效应（左表合计列）表现较强的前10个产业依次是煤气生产和供应业（3.8582）、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449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1765）、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0.1519）、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0.14）、金属制品业（0.119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111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0884）、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846）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0.0798）。第二，从东部地区平均各产业GDP的溢出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各产业GDP增长的溢出作用对中部地区表现最强，对东北地区其次，对西南地区最弱，东部地区平均一个产业增加单位GDP给这三个区域带动的GDP增加值分别为0.1367、0.0292和0.0197，对西北地区为0.0200。第三，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的GDP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依次是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3431）、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3167）、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21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177）和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0.0164）；对中部地区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依次是煤气生产和供应业（2.881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1132）、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0.1056）、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0.0921）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714）；对西北地区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依次是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3397）、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0506）、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219）、煤炭采选业（0.021）和金属制品业（0.0146）；对西南地区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分别是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2939）、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0.0322）、金属制品业（0.0218）、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2）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0.0185）。计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产业中对中西部地区GDP的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产业主要是轻重制造业及电力、蒸汽热水、煤气等产业，此外东部地区的一些资源类产业对东北和西北的GDP拉动作用也表现较强。

表5-2　区域间产业单位GDP溢出效应比较

注：＊＊表示对左表求平均，对右表求合计。

从东部地区增长单位GDP给其他各区域各产业带动GDP增长量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每增长一个单位GDP时对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表现最强，对西北地区表现最弱，对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各区的溢出效应分别是0.0083、0.0318、0.0055和0.0076。其中，东部地区每增长一个单位GDP时，对东北地区产业溢出作用最强的前10个东北地区的产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0034）、煤炭采选业（0.0007）、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0007）、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07）、非金属矿采选业（0.0006）、化学工业（0.0005）、农业（0.0003）、商业（0.000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002）和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02）；对中部地区产业GDP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中部地区的前10个产业分别是煤炭采选业（0.005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45）、化学工业（0.0028）、农业（0.0025）、商业（0.002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022）、非金属矿采选业（0.0016）、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15）、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013）和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0.0012）；对西北地区的产业GDP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前10个西北地区的产业分别是商业（0.00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09）、农业（0.0005）、煤炭采选业（0.000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0005）、化学工业（0.0005）、非金属矿采选业（0.0002）、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002）、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0002）和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02）；对西南地区产业GDP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前10个西南地区的产业依次是商业（0.0019）、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12）、化学工业（0.0008）、农业（0.0006）、煤炭采选业（0.0004）、非金属矿采选业（0.0004）、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004）、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0.000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003）和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03）。

（二）中部地区GDP增长的溢出效应分析

从中部各产业增长单位GDP给其他各区域带动的GDP增长量情况来看，第一，中部地区各产业对区外GDP溢出效应（左表合计列）表现较强的前10个中部地区的产业依次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6383）、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350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0.260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193）、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1874）、化学工业（0.1694）、金属制品业（0.163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16）、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0.1598）和机械工业（0.1572）。第二，从中部地区平均各产业GDP的溢出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各产业GDP增长的溢出作用对东部地区表现最强，对西北地区其次，对东北地区最弱，中部地区平均一个产业增加单位GDP依次给东北、东部、西北和西南这四个区域带动的GDP增加值分别为0.0057、0.089、0.0209和0.0093。第三，具体来看，中部地区对东北地区的GDP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依次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0528）、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0196）、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84）、化学工业（0.0075）和金属制品业（0.0059）；对东部地区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依次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3467）、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2196）、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0.21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1452）和化学工业（0.1328）；对西北地区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依次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2175）、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0753）、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38）、金属制品业（0.0368）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0291）；对西南地区表现较强的前5个产业分别是煤气生产和供应业（0.0357）、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021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0.017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157）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0141）。根据计算结果的显示，在中部地区对东北、东部、西北和西南四个区域的GDP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前10各产业中，除了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外，其余的都是重工制造业。

表5-3　区域间产业GDP增长关联效应比较

从中部地区增长单位GDP给其他各区域各产业带动GDP的增长量情况来看，中部地区每增长一个单位GDP对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表现最强，对东北地区表现最弱，中部地区对东北、东部、西北和西南各区的溢出效应分别是0.0027、0.0493、0.0089和0.0052。其中，中部地区每增长一个单位GDP时，对东北地区产业溢出作用最强的东北前10位产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0005）、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0004）、非金属矿采选业（0.0003）、化学工业（0.0003）、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02）、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02）、商业（0.0002）、农业（0.0001）、煤炭采选业（0.0001）和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001）；对东部地区产业GDP溢出效应表现最强的东部前10位产业分别是化学工业（0.008）、商业（0.0048）、石油加工及炼焦业（0.0037）、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37）、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32）、机械工业（0.0024）、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0021）、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0.0019）、纺织业（0.0018）、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016）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0016）；对中部地区的产业GDP溢出效应表现最强劲的前10个中部地区的产业依次是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36）、商业（0.003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0027）、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26）、化学工业（0.0021）、非金属矿采选业（0.0017）、农业（0.00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015）、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013）和机械工业（0.0012）；对西南地区产业GDP溢出效应表现较强劲的前10个西南地区的产业依次是非金属矿采选业（0.0018）、货物运输及仓储业（0.0013）、商业（0.0013）、化学工业（0.0011）、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008）、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00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0005）、农业（0.000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003）和机械工业（0.0003）。

5.3.3　区际GDP溢出的相关结论

根据以上对区域间GDP溢出效应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会或多或少地波及和影响到其他区域的经济发展。因此，单纯地只从一个区域的角度出发来发展区域经济，已不再是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决策，而应该在综合考虑区域内自身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将注意力适度集中到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调整上，为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和公平协调的合作机制。同时研究后发现：

首先，从各区域各产业增长单位GDP对其他各区域的溢出效应来看，第一，各地区平均各产业单位GDP溢出效应对区外表现最强劲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最低的是西北地区，东北、东部、中部、西北和西南各区对区外的溢出效应依次是0.0959、0.2056、0.1249、0.0642和0.1022，且各地区溢出效应表现较强的基本上都是轻重制造业。第二，从平均一个产业增长单位GDP对各区的溢出效应来看，除西北地区外，各地区都受东部地区的溢出作用最强，东部和西北地区则受中部地区的溢出作用最强；除西南地区外，各地区都受西北地区的溢出作用最弱，西北和西南地区则受东北地区的溢出作用最弱；第三，利用计算结果，对各区域受区外各产业GDP的溢出效应强弱按由大至小的顺序排名，可得表5所显示的各区域受区外各产业GDP溢出作用最强的前10位产业。所以，在调整规划区域间产业布局时，一方面，在继续加强东部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溢出辐射效应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欠发达地区间的物流贸易，以增强欠发达地区间的GDP的溢出作用，特别应该注意提高中部地区的溢出辐射强度；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在结合各区域自身优势和特点的基础上，兼顾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关系，重点和优先考虑发展那些对某些区域溢出作用强的产业，那么，对建立区域间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协调促进机制无疑会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5-4　各区域受其他区域产业GDP溢出作用最强的其他区域的前10位产业排名表

注：A表示东北、B表示东部、C表示中部、D表示西北、E表示西南，表中数字是产业代码。

其次，从各区域增长单位GDP给其他区域各产业溢出效应来看，第一，各区域增长单位GDP对区外产生的溢出效应系数显示，西北产生的作用最强，东北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弱，东北、东部、中部、西北和西南五区增长单位GDP时给区外产生的溢出效应分别是0.071、0.0532、0.0661、0.0929和0.0578个单位。第二，东北和中部地区受东部地区的单位GDP增长的溢出作用相对最强劲，东北受西南地区的单位GDP增长的溢出作用相对最弱，中部则受东北的最弱；东部受中部地区的单位GDP增长的溢出作用相对最强劲，受西南地区的相对最弱；西北相应受中部最强，东北和东部最弱；西南则受西北最强劲，东北最弱。第三，按各区域增长单位GDP下对其他区域各产业溢出效应系数由大至小的顺序进行排名，取后10位的产业，可得各区域受其他区域单位GDP增长溢出效应最弱的10个产业。可见，在产业规划调整中，一方面还应该进一步加大东部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强度，特别是对西部地区的辐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在提高中部地区在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他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特别是西部两区间的相互作用和东北与其他区域间的促进效应。

最后，区域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表明，区域发展政策必须关注对区域内部或区域之间关系的考察。为促进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要健全全国统一市场，完善区域互动机制，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支持特色产业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深化分工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分层次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转移；支持东北地区重大装备研发制造，力争在装备制造业振兴方面取得突破；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要继续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着力支持科技、教育、特色产业和重点区域的发展。

5.4　基于市场选择的中部经济结构重构

在“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区域政策的主旋律仍将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或者增长目标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取得，中央区域政策主要是解决公平或空间均衡问题。对中央政府来说，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地域单元作为国家规划和政策实施的基本框架。自“七五”计划以来，中国主要是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的格局来安排全国的经济布局，实行梯度推进的战略，这种战略后来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指责。由此，在“十五”计划中，国家调整了区域发展战略思路，提出按照西部、中部、东部的先后次序来统筹安排和部署全国的经济布局，并将过去属于东部的广西和属于中部的内蒙古纳入到西部大开发中，由此形成了“新三大地带”的地域框架。后来中央实施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最近又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样自然就形成了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大区域的新的地域框架。

从政策操作层面看，我们以为，未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地域框架应该区分两个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划分若干个大区，以此作为国家统筹安排和部署全国经济布局的地域单元；第二个层次是划分不同的经济类型区，以此作为国家区域调控与援助的地域单元。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家“十一五”规划和政策实施的地域单元应该采取“4＋2”的方案。^[10]所谓“4”，就是四大区域，包括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这四大区域是全覆盖的，以四大区域作为地域单元，统筹规划和安排全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将有利于国家区域战略和政策的衔接，便于政策的实施和操作。所谓“2”，就是划分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区，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以便国家区域调控和中央区域政策的实施。一是按照地区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划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以此作为国家区域调控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地域单元。另一是按区域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划分不同类型的问题区，以此作为国家援助和政策支持的地域单元。

5.4.1　区域经济系统配置资源的经济结构差异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速度和效益；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区域经济结构的演进。

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是产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进。考察一下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总是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过渡到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如果根据不同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那么产业结构总是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发展为资本密集型为主，再发展到技术密集型为主。这是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的普遍规律。决定这一规律变化的基础是生产要素累积的顺序与速度，以及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要素的有序替代。^[11]

区域经济系统配置资源的结构差异决定了各区域对同一资源运用的不同效果。与自然资源形成的天赋过程不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这些生产要素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累积起来的，累积过程不尽一样。劳动力增长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缓慢呈下降趋势；资金的增长一直是上升趋势；技术要素的累积呈加速增长趋势。这反映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期，资本替代劳动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到了后期，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产业结构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前，沿海相对发达省市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内地大多数省区则以农业为主。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相对发达省市非国有经济发展快，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其他省区则以国有经济为主，由于多种原因，经济增长缺少活力。从城乡经济发展看，城市经济和农村非农经济同时发展好的省市经济增长快，在10个这样的省市中，除湖北外，均为沿海相对发达省市。其他省区要么偏重于城市经济，要么只偏重于农村非农经济，或者二者都较弱，因而，经济增长较慢。总之，区域的经济结构反映了区域这个经济系统配置资源的方式，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益。

5.4.2　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重组

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基础是在严格计划控制下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前的区域空间结构是一种“计划空间”，后计划经济时期的区域空间结构是在计划力和市场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开放，计划的空间控制力逐步减弱，市场的引导力迅速成长。总的来看，传统空间结构主要有三点突出特征：1）资源导向的空间结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区域资源尤其是物质性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区域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三大结构存在紧密的驱动关系。资源结构是产业结构形成的动力源，不同产业部门的企业在微观上依据特定的区位选择逻辑发育出相应的区域空间结构；2）自然环境导向的空间结构。依赖于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区域产业结构受区域地质、地形、河网、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明显，结果出现环境导向型的区域空间集中化倾向；3）体现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特色的空间结构。追求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平等发展区域经济是社会主义倡导的区域空间结构组织原则，通过权力之手，充分利用投资、土地管制和政策等手段直接干预区域发展。均衡发展是我国近30年计划经济时期区域发展政策的一根红线，直到“六五”和“七五”计划才开始分别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和“三个地带发展战略”^[12]，并开始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区域空间结构组织原则。谋求空间平衡发展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在全球化背景和新经济条件下，区域空间结构将呈现新特征^[13]，这些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显现，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些大型公司或企业集团（TNC）活动的空间效应快速扩大。主要体现：一是它能成为新的增长极核—积聚、辐射能力大；二是由于它依据新的区位抉择逻辑进行布局，它的区位选择具有很大的不定性；三是它能牵引原有城镇沿新的成长轴拓展，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地租的空间分布，导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重组；四是空间相互作用形成新的空间通道；五是促进产业结构重构，打破原有系统内生产力流的平衡状态；六是跨国企业是实现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链接的中介者。2）政府对空间结构重组的支配力量下降。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虽然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土地供给总量以确定地价总水平，但难于控制空间内某一具体地段的地价水平，其消费价格是通过竞争后形成的，这种竞争价格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对于企业而言，通过空间消费竞争，能使它们各自适得其所，形成一种依据公平逻辑而确定的空间安排，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一种新的空间结构。3）不同通道的空间组织作用发生变化。流动空间内无形通道的作用在强化，信息节点、知识节点的空间组织作用在加强，而传统通道的作用在下降；承转空间和地方空间内，传统物质通道仍然是主要的空间链接纽带。随着铁路的提速和落站的减少，使其在中小尺度的空间组织作用下降，而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空间组织功能越来越重要。4）区域间的空间链接更紧密。随着区域分工深化，商品流量增加，区域间互为供求的双边、多边关系将更紧密；同时，跨区域的企业集团将众多区域紧密地链接成一个整体；人员的自由来往更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空间的链接。

区域内任何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一种空间态势。随着区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区域空间结构也会随之进化，由简单到复杂、由混沌到秩序。弗里德曼（J.R.Friedmann，1966）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14]：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空间结构会发生阶段性的演变，按照区域经济自工业化前期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的演进顺序，区域空间结构相应地呈现出自离散型空间结构→聚集型空间结构→扩散型空间结构→均衡型空间结构演替次序。同样，罗斯托于更早时候（1960年）提出的区域发展阶段论^[15]也说明区域发展阶段转型要求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可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发展阶段大致接近的不同区域具有大致相似的空间结构特征。同样，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如新区开发、基础社会建设、人口流动、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等）也会反作用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的“函数”，可以通过空间结构的调控调整区域发展状态。当区域社会、经济处于不同的转型时期时，空间结构重组的目标和战略、影响空间结构的诸要素的重组要求完全不同。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空间结构的演替与重组是客观要求，这些理论是空间结构重组的重要理论依据。

从宏观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节点发育、通道密集、流量和流强大、网络结构初步形成和区域空间等级体系较完善；而中部地区的区域空间结构正处于链接、重组阶段，其发育水平较差，尤其体现在各区域的空间归属不明确、区域地位和功能混乱上，目前还处于局域空间的完善阶段；西部地区的空间边缘化倾向明显，节点发育落后、次区域空间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尚未建立，目前还处于有序空间结构的形成阶段。

5.4.3　中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重组

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是区域结构的两个核心内容，是互动的两个方面。不同的产业部门具有不同的布局要求，产业结构不同，所形成的空间组合格局也不一样，空间景观差异很大；反之，空间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产业结构。艾萨德（Isard，1960）^[16]认为，不同的产业对积聚的要求是不同的，随着产业朝高级结构进化，积聚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产业的空间积聚趋势也越来越强。陆大道（1991）认为，产业空间积聚趋势的扩大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积聚效果导致产业的膨胀，使经济水平高特别是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愈来愈发达，相应地，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因此，产生了谋求区域平衡发展的任务；其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负荷之间的不适应。针对这两个问题，要求调整不合理的空间结构，解决过密和过疏的问题。

区域空间结构是在区域内外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区域产业结构重构对空间结构重组的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是连续的、渐变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但区域空间结构一旦形成，即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17]，这种状态可称之为宏观的“结构惯性”（Structure Inertia），这种宏观的结构惯性源起于微观的“区位惯性”（Location Inertia）。只有当区域内外条件发生重大转型时，区域空间结构才会缓慢地调整，形成新的空间格局，空间结构自身的这种结构转型功能可以称为“自组织功能”（Self-reorganization）。尽管区域空间结构具有自组织功能，但空间结构的重组总是滞后于区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由于陈旧的空间结构不能按照新的资源空间配置逻辑组织和分配资源，反过来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起阻碍作用。^[18]这样，就对人为干预和科学引导空间结构的转型提出了要求，这就是科学地、有意识地引导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意义所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中部地区要实现经济崛起，必须顺应这个大趋势，必须依靠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中部地区要超脱传统战略视野的局限，在多维复合战略空间中，辨析发展的机会和风险。过去，中部地区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多从“区位优势”、“承东启西”上去认识战略地位，选择战略措施。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战略视野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吻合，因而没有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因为，随着现代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地理空间对区域之间发生经济联系的不利影响正在快速减弱，中部地区所谓“居中”的区位优势在开展区际经济交往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区域之间能否发生经济联系，开展合作，更多的是依据供需上的互补性和经济收益的大小来决定的。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多年来中部地区传统的“承东启西”的愿望变得没有现实意义。不可否认，东部与西部的发展确实会给中部地区带来一定的发展机遇。但是，中部地区的发展机遇并不仅仅来自于此。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时空中去发现中部地区的机遇，同时，也要从中看到风险。在新世纪，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将会在一个多维复合战略空间中展开。这个多维复合战略空间有这么几个维度，即我国正在继续的经济体制转轨；世界范围的知识经济兴起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普及；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等等。它们都会给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其综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其经济发展轨迹。因此，中部地区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科学地认识自己在这个多维复合战略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把握机遇，规避风险，正确选择有利于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进行基于市场选择的相机性产业结构调整。中部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必须从过度依赖资源中走出来，寻求更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产业结构调整是中部地区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心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部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可利用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将产生的资金、技术和组织扩散，以及部分市场让出的有利时机，根据自身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以市场对产业的选择为基准，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在开放状态下合理发展各种适宜性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要针对中部地区和国内多种经济形态、多层次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并存的情况，建立多种适宜性产业和各类企业共生、竞争的产业群落，依托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的作用，再造产业链流程，并依托产业链，实现多维协同，提升产业竞争力；建立地方政府基于市场选择的产业结构调整激励机制；主动利用扩大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有利于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提高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机制；要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的循序渐进与赶超之间的关系，通过产业价值链重构、产业创新平台搭建、产业信息化提升和产业集群化发展等措施来实现崛起。

优化多极化网络型区域经济空间组织。区域经济空间组织优化是中部地区经济崛起所需完成的另一项重大任务。空间结构重组的本质是区域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因此生产力的流动是顺利实现空间结构重组的根本途径。按照生产力流动理论^[19]，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要素是趋利的。优区位地域配置优质生产力要素是实现空间结构重组的基本要求。促进中部地区的生产力流动应以产业结构重组为手段，实现劳动力、资金、技术、知识、信息和商品等六大基本生产力流的自由流动。为此，笔者提出中部地区要采取多极化网络型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策略，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体系、交通、信息、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种快速发育的网络，进行多极化网络型区域开发，培育出若干具有全国意义的核心竞争力地区，参与全国的区际分工和竞争，同时，发挥其对区内的空间组织核心作用，促进区域内部协调发展。重点做好两项工程，一是根据空间组织的思想^[20]，用竞争的理念选择若干核心竞争力地区，把它们作为中部地区经济竞争力的主干之一进行培育，使其与主导产业一起构成中部地区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围绕核心竞争力地区，从城市体系、交通运输、信息传递、各种经济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建设中部地区内部及与外部相连的网络系统。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形成以若干核心竞争力地区为中心的增长极，构成各种网络的结点，在发展过程中编织网络，提高网络自身的组织水平；同时，依靠各种网络的综合作用，扩大核心竞争力地区的影响，提高中部地区内部及与区外的资源流动、信息交换的速度和效率，充分利用区内外的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空间结构重组的过程中要做好企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企业是实现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真正主体。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资产经营实现产权重组和空间重新布局，从而最终实现空间结构重组，并最终呈现出新的空间结构景观。通过资产经营，促进企业的跨区域整合，以实现由水平式重复布局模式向垂直式价值链分工模式转变。形成企业网络以总部和销售中心设在中部的大型企业为核心，在其他区域中领导和支配某一产业领域内的绝大多数价值链相关企业、中、上游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则有大量不同相应水平的企业作为大企业的生产基地和供应商组成多层次区域网络。其最大的效应是促进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区域呈现依价值链而分工的空间格局，通过企业集团的运转自动地链接了各次区域空间。

5.5　中部城市群“极核”空间场的形成及辐射

城市群是由许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密切交互联系并连成一体的城市共同组成的巨大的都市空间形态。城市群的核心内涵是多城市化、都市化和区域内部一体化。多城市化是指在城市群内部，由多个城市（有可能十几个，也有可能是几十个）共同组成，其中有一个中心城市或几个中心城市。都市化是指城市的外延不断扩大，郊区和农村已完全被城市渗透，城市化达到很高的程度，都市化发展是城市群区域发展的显著特征。区域内部的一体化是指城市群内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逐渐趋同，尤其是随着城市间公共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城市间交往的紧密，城市群逐渐发展成一个巨大的城市联合体，各城市的界限主要体现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和地名差异上。

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也是各城市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一个内部经济发展协调的城市群可以使地理位置、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不同的各等级的城市承担不同的经济功能，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单个城市无法达到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城市只有顺应区域经济全方位整合的潮流，在城市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调整城市产业布局，把单个城市融入城市群的整体中，才能在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在发展中共享利益。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间的竞争，及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

5.5.1　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理论基础及条件

在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振兴的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竞争态势明显加剧，中部地区的崛起不能完全沉醉于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的期盼之中，而应采取更具合理的区域经济理论，走适合自身特点的中部崛起之路。

在区域经济理论方面，除了“梯度推进”理论之外，还有诸如“增长极”、“点轴”、“网络”等理论。^[21]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所谓“增长级”，指的就是城市经济。所谓“点轴”，指的就是两个城市以及多个城市之间沿江或沿路形成的经济密集带。所谓“网络”，是指若干个相近并相关的城市之间由交通网、信息网或产业带交织在一起所组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城市群（又称城市圈），亦即城市经济网络，而多个城市群体又构成更大的城市经济网络。^[22]国际经验也表明，城市群内部大多具有高度分工和合作。例如，在美国东北部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的“波士华”大都市带和日本东海道都市内部，各主要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职能，都有占优势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联系越来越紧密。纽约的定位就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发达的金融保险业、商业零售业、国际贸易、航运物流和信息咨询为整个城市群提供服务，同时发展高度化的房地产业、文化娱乐业、休闲时尚业，吸引更多的大公司把世界总部、美国总部或地区总部吸引到纽约，更加凸显这座城市的核心地位和辐射功能。纽约也有一些制造业，但全都是都市制造业，如印刷业、时装业、珠宝加工业等。在同一城市群内，波士顿则主要定位与发展文化教育、高新技术产业，城市群的制造业聚集地主要在费城一带。

城市群“极核”空间场的形成是城市之间从事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空间分布与要素组合的框架基础。依托城市群经济网络，可以充分利用城市之间的各种经济社会联系把区域内分散的资源、要素、企业、经济部门及地区组织变成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功能各异、分工合作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系统。中部地区要迅速崛起，必须加快城市群经济网络建设。

按照法国学者戈特曼的观点，建立都市圈或城市经济网络，应依照五条原则。一是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二是相当多的大城市和都市区；三是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都市区之间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四是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五是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如果严格按照戈氏这五原则，中国目前符合建立“大都市圈”的除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之外可以说寥寥无几。我们认为，对戈氏提出的五原则应该用辩证的发展观点去理解，应结合中部地区的城市建设实际，把握其精神实质，有选择地合理吸收其科学成分，而不能照搬照套。按照戈氏五原则的精神实质，都市圈或城市经济网络的建设，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经济区域内要相对有一个既有经济实力又有较强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城市或一组城市。这是城市圈建设的增长极和辐射源；二是增长极或都市圈要有一个广阔的经济腹地，是增长极辐射所能达到的范围和赖以存在的基础；三是区内各城市之间要有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种经济要素间的关联程度，也包括交通运输网络和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通共享程度等。^[23]对于上述三个要素条件，目前中部地区通过几年来的城市群建设已初步具备，并在某些方面还有着自己的一些综合比较优势。

5.5.2　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现实基础及发展态势

从客观条件来看，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相比，缺乏沿海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大城市不大，小城市偏少。但中部与东西部相比，中等城市相对较多，基本处于一种匀质状态，分布比较集中。而且江河湖泊众多，水路、公路、铁路等交通网密布，长江、淮河、黄河等几条大江大河均流经中部地区，陇海线、京九线等横贯东西南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均在中部地区交汇，具有点多、线长、辐射面广等比较优势。而且中部的基础产业实力较雄厚，特别是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等省，在制造业、建材业和能源工业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并且一般都分布在沿江或沿线周围，非常便于众多的中小城市依托一些基础工业作为支撑，发挥水路、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密布的比较优势，沿江、沿线、环湖发展和壮大产业带并形成城市经济网络。同时，中部一些省市与东部许多省市平时就经济交往密切，接受辐射面较广。因此，中部地区的崛起，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点多、线长、辐射面广的综合比较优势，按照以点串线、以线结网、以网撑面的运行轨迹，形成体现中部地区特色的城市经济网络，寻求区域内外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内外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中部城市经济网络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有从“点轴式”向“网络式”加快发展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正在崛起。近几年河南省明确提出“坚持大型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举”的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本项研究所称“中原城市群”，主要是指沿陇海铁路河南段两侧，以郑州为核心，以洛阳、开封为支撑，包括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9个省辖市构成的较为密集分布的城市群体。城市群内的9个中心城市空间距离较近，大多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该区域聚集了全省38个城市中的21个和8个大城市中的6个，建制镇的数量占到了全省的43.0%，城镇化水平达到31.8%，比全省平均水平高7.4个百分点。城镇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分别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2和1.5倍。该区域是我国中部地区城市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整个中原城市群建设以郑州为“龙头”，以开封、洛阳、平顶山等17个城市为“龙腰”，以25个重点县（市）和100多个小城镇为“龙尾”，正在舞动起来，促使其尽早崛起。

中原城市群的崛起确实令人瞩目。它的发展速度和综合经济指标高于河南及全国平均水平，个别指标已接近沿海地区。至199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达452.66亿元，人均4010元。人均水平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5.9%，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8%，分别为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127%、101%、101%、123%、82.2%。工业化程度高于全省、全国水平^[24]。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原城市群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增长，显示出旺盛的发展后劲。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经济发展核心区，2001年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9%和51.6%，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高约30%；一二三产业比为15∶49∶36，明显优于全省22∶47∶31的经济结构。中原城市群也是全省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2001年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43.3%，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56.6%；原煤、发电量、水泥、氧化铝和平板玻璃产量分别占全省的68%，65%，69%，100%和70%。^[25]

统观横跨我国6省区的新亚欧大陆桥，像中原城市群这样城市如此密集配置、产业如此优良组合、区位如此通达优越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崛起，好象在广大中西部洼地突兀出一片高岗，为西进战略撑起了新的支点，为沿桥开放昂起了充满生机的龙头。

中原城市群之所以能借改革开放的机遇崛起于中西部落后地区，又是由其自身具备的优势条件和基础决定的。这主要是其处于中原之中、东西部结点、南北要冲的优势区位，通达度极高的交通通讯条件，富饶的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较强的能源供给能力，较好的传统工业基础和市场交易条件，以及特大城市郑州迅速发展的影响和辐射作用，等等。这些优势条件虽然中原、中部地区一般都兼而有之，但却不如郑、汴、洛、新、焦、许区域更为集中和突出，特别是工业基础和市场交易条件的优势更是他区难以类比的。所以，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率先崛起的必然是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的形成和崛起，既受历史发展惯性和大气候环境的影响，更取决于自身的基本优势条件和在宏观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对此，应从全国大局上给予充分评价：

其一，中原城市群具有很高的外向通达度，是我国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关键部位。这主要是由其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通讯网络的形成决定的。

其二，中原城市群具有发展基础产业的优势，是我国重要的农业、能源和原材料开发生产基地。它地势西高东低，资源西矿东农。西部山地丘陵，地质条件复杂，矿产资源丰富；东部黄淮平原，土地平坦广阔，农副产品资源丰富。尤其是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基础。

其三，中原城市群具有较好的工业技术基础，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和启动中西部开发不可多得的战略支撑点。该地域传统工业基础雄厚，工业相对集中，特别是大工业优势突出；新兴工业正在崛起，已形成化工、有色金属和电子电器工业为主的三大优势新兴产业，并具有相当实力。这些较为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均是全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启动中西部开发，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不可缺少的有力基础和支撑。

其四，中原城市群具有组织市场交易的优势条件，是我国新兴的商贸中心和信息中心。

从全国全方位开放、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并与国际市场接轨来看，从促进国内外区域经济分工和交换，使全国经济走向世界，世界经济进入中国来看，该地域在未来进一步形成一个更大地域范围内的区域性市场是不容置疑的，其对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仅具有得天独厚不可替代的优越条件，而且必将产生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

其五，中原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和内部关联度的增强，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都会带，成为带动我国中西部开放开发的一个强大的经济核心区。

（2）“马芜铜”产业带建设的提出及建设。安徽省委、省政府继20世纪90年代提出皖江开发开放12年后，在2002年10月下旬召开的加快皖江开发开放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马芜铜”产业带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马芜铜”产业带是指安徽沿江的马鞍山、芜湖、铜陵三市之间所形成的产业密集地带。“马芜铜”产业带提出使皖江开发开放具有了很强的现实可操作性，有其客观依据：第一，三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马芜铜”地区东西长120余公里，面积6114平方公里，人口406万。2002年三市以占全省4.4%的土地面积和6.5%的人口，提供了占全省13.7%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9.2%的财政收入，成为安徽唯一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地区。按照国际经济经验，该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具有加速发展的潜力。第二，三市工业化水平为全省最高。2002年三市工业化水平达到48.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2.5个百分点，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优势，经济互补性强。第三，三市的城市化水平为全省之最。三市的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4.8%，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7个百分点。第四，三市地域相近，交通便利。三市都沿江而建，空间距离较近，两两相距仅一个小时的汽车路程，而且水路、公路和铁路贯通，平时人员交流与经济往来就十分密切，具有实现经济合作与加快发展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条件。

（3）江西昌九工业走廊建设再次兴起热潮。昌九工业走廊全长161.4公里，在九江市境内100公里左右，在南昌市境内60多公里。昌九工业走廊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初由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后，近年来，江西省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使昌九工业走廊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京九铁路复线已全线建成通车。沿长江铁路和高速公路即将贯通，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和九江庐山机场通往国内外的航线达40多条，工业走廊内拥有两个大型火力发电厂和一个大型水电站，全省以南昌和九江为中心的快捷信息传输网络已经形成。二是开发区建设生机勃勃。整个昌九工业走廊由共青、桑海、星火、云山、九江等7个省级开发区和南昌2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众多的工业园组成，目前已有数千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此落户。三是产业集群效应正在显现。全省六大支柱产业的核心企业主要分布在昌九工业走廊上，初步形成了以汽车航空及精密制造业、特色冶金和金属制品产业、中成药和生物医药产业、电子信息和现代家电产业、仪器工业、精细化工及新型建材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四是城市的辐射能力大大加强。2003年，南昌和九江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收入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省的比例分别达33.5%、40.9%、25.6%、36.8%、54.8%。城市建设的重点正在由扩大规模、整治市容，向做大产业、完善城市功能转变。

（4）长株潭产业一体化进程发展迅速。长株潭地区位于湘江下游，三市呈“品”字型分布，两两相距仅45公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缘关系，三市经济横向联系逐渐密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三市重点实施了交通、电子、金融、信息、环保五个网络规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较大进展，初步形成了长株潭产业一体化发展硬环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省委、省政府加快组织实施长株潭一体化的战略决策，使三市经济社会各方面加快发展和加速融合。目前，长株潭产业分工已现雏形。在发展第二产业方面，长沙以电子信息、机械、食品为主，株州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有色冶金、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为主，湘潭则以黑色冶金、机电及机械制造、化纤纺织、化学原料及精细化工为主。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长沙主要是教育、文化、商业、金融、信息和市场中介，株州主要是运输、流通、仓储等，湘潭主要是教育、旅游和餐饮业。随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和宣传力度的加大，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5）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武汉市与周边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9个城市，基本上都在以武汉为圆心，100公里为半径的圈层内，城市密集度高，经济上出现逐渐一体化趋势，是湖北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综合实力较强，区位、市场优势明显，资源比较丰富，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武汉城市圈内的各市坚持突出特色、整体联动、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的原则，在着力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圈的经济已占据全省一半以上，综合实力有所增强。二是利用产业基础较好的有利条件，促使一些领域的优势正在形成。三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网络体系正在形成。四是城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五是城市圈内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特别是在产业布局上，以园区化集聚为特征的发展格局开始形成。

（6）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城市圈开始显现。随着山西交通网络的发展和建成区面积的拓展，太原市与晋中、吕梁、阳泉、忻州的部分县区的空间距离逐渐缩短。这个区域是山西省经济社会最发达的核心区，在产业关联、市场整合、资源共享等方面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建立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城市圈，已成为提高太原城市化水平，增强辐射和集聚功能，带动山西经济腾飞的必然选择。

据测算，中部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320万乡村人口转入城市（镇），若2010年达到全国平均水平51%，将有6000万乡村人口转入城市，“三农”问题将得到根本缓解。城市群内初步形成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五通的立体交通网络。城市GDP总值占区域GDP总值的75%以上，单个城市效益平均达到200亿。未来的中部城市群将朝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加、功能进一步加强，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大幅度提高、城市之间协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发展。

5.5.3　加快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协调机制

1.中央政府应建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为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首先，中央政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要有一个统筹东中西协调发展的公平竞争政策，改变目前中部地区处于“不东不西”的“政策塌陷”地的处境，使中部地区同样享受到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各种优惠政策。中部城市经济网络的建设迫切需要中央政府能够提供一个与东、西部地区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政策环境。其次，中央应成立专门机构，制定中部地区城市网络建设的发展规划，并负责组织协调中部地区省际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中部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活动，在中部城市经济网络建设中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联合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实现政策一体化。中部六省城市群建设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政策和规范，要实现中部六省城市群区域交通网络的发展，必须联合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实现政策一体化。交通运输业是外部性很强的行业，涉及的领域、地区、部门很多，需要协调的问题也特别多，如果没有统一、协调的政策和法规，事事都要协调，那么一体化就无从谈起。因此，中部六省城市群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统一的有关政策和法规，最大限度地保障各方利益，实现总体数量最大化，不断推进城市群交通网络一体化进程。

2.中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各层次的横向交流与合作，形成区域之间特别是各种城市群之间的互动发展机制。第一，建立由中部各省分管区域协调发展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网络建设的合作与发展协调会，并促使中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模式由对话协商等非法制性安排，向着组织、协议、地方立法等制度性安排转变；第二，成立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经济圈、长株潭城市群、以昌九工业走廊为主体的赣北城市群、以“马芜铜”产业带为主轴的皖南城市群、以陇海线为主轴的皖北城市群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城市群共同参与的中部地区城市规划与协调发展委员会，重点商讨中部城市经济网络建设的整体规划与资源整合，协调各地综合规划，并在区域产业规划、城镇规划、国土规划、环境规划等领域全面展开交流与磋商。第三，进一步强化中部地区一些中心城市政府协作办公室的窗口作用与管理职能，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各地政府职能部门的对外交流，在工商、金融、信息、交通、旅游、会展、科教、文卫、人才人力资源等众多管理领域开展对口合作与交流，努力构筑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网络建设所需要的政策平台与投资发展环境。

用“共赢互融”的理念处理好中部六省城市群发展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部六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关系，这为中部六省的合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序竞争应是一种积极的选择，以达到良性竞争、共赢发展的目的。因此，中部六省城市群经济发展需建立一个动态的既有良性竞争又有高效合作的新机制，只有在这一“共赢”新理念的指导下，才能“破壁互融”，达到“双赢”的局面。可以成立一个统一的协调组织机构，其组成人员由国务院、中部六省有关部门及市政建设、规划专家等组成。统一规划和管理区域土地资源、水资源，统一规划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统一规划区域内的重大基础设施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3.加强中部地区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形成中部各省之间以及各地市之间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能产生巨大的潜在的商机，要建立一种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使潜在的商机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商机。而要建立一种区域利益协调机制，除了制定和完善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法律法规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区域利益协调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建立统一的交通税费标准和一体化管理体系。根据现代物流业的分类体系，对新出现的各种现代物流业的服务业态和经营类型，建立中部六省统一物流业税费标准体系。通过制定统一的税费标准体系，来促进中部六省都市圈物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构筑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良好物流环境，形成中部六省无障碍物流链，实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在加快公路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联网收费、公路管理方式一体化、超限运输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4.加快中部地区城市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城市产业一体化是城市经济网络一体化的基础。因此，为了加快中部城市经济网络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一是要促进城市之间产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二是要鼓励和推进城市之间大型优势企业与配套企业建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支柱产业拉动配套产业的发展，以配套产业促进支柱产业的巩固与提升。三是大力发展城市园区经济，加快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新技术产业群，使工业园区成为城市经济的聚集地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四是要通过产业一体化促进城市经济网络的一体化，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

以加大中央投资为杠杆，增强对中部城市群优势产业发展项目重点方向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适当调整中央投资的使用方向，加强对重点方向和薄弱环节交通项目的投资力度，以引导中部城市群产业发展合理布局，从而突出重点，实现科学高效发展。加快中部城市群优势产业发展，是中部地区崛起的当务之急。在“十一五”期间，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中部六省的投资力度，缓解中部城市群优势产业发展资本金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加强对中部粮食产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推动粮食产业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5.改革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统一进行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机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十七大报告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位置。人们普遍认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是要实现城市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这既是对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略的坚持和发展；是对建立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健全“三农”工作体制机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明确了方向和目标。这是把农业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繁荣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统筹规划，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总体格局中统筹协调的具体体现。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对此，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一些地区存在的城市建设发展与农村耕地面积日益缩小的矛盾表明，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网络建设不能走“摊大饼”式的粗放型发展道路，只能走“摆小碟”式的集约化发展道路。即在城市开发区面积不再增加，农村耕地面积不再缩小的前提下，在提高经营城市的效益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上狠下功夫。不容忽视的是，当前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城乡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多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问题需要解决、民主法制水平需进一步提高等。为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革现行的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促进社会和谐。根据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统一进行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放开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形成城市与农村之间公平、开放的人口流动制度，同时要建立城市建设对农村发展造成损失的利益补偿机制，使城乡一体化发展能够协调起来。今后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推进：①着力推进中部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统一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明确分区功能定位，使城乡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②着力推进中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特别要增加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和垃圾处理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投入，提高上述设施的质量和服务功能，并与城市有关设施统筹考虑，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③着力推进中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尤其要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在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还要注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④着力推进中部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管理体系，改变一些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充分发挥政府在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相关制度方面的作用。

6.加快中部地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推动中部地区城市群交通运输快速协调发展。中部地区经济活动的重心和增长极，无论是其十字核心区的形成与发展，还是各产业带的形成与发展，包括城市群的内外联系，都需要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支撑。中部地区交通发展关系到全国交通的畅通，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同时，中部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我国经济从东到西梯次推进中，既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和资本的梯度转移，又要为西部原材料、产品以及资源、劳动力等向东部乃至海外输出发挥通道作用。加快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支撑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条件，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我国东西融合和南北对接十分迫切和重要，有利于加强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发挥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等综合资源优势，有利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有利于提高中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中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①基础设施总量仍显不足，综合运输网络尚待完善。如河南省境内的京港澳、连霍国道主干线及部分国道、省道交通量快速增长，拥堵现象日趋严重；国家铁路运力紧张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地方铁路运输通道尚未形成；全省现有的3个民航机场设施条件需进一步改善。②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结构不尽合理，各种运输方式缺乏有效衔接。公路干支结构不尽合理，一级公路发展缓慢，一般干线公路技术标准偏低；交通枢纽、城市交通与交通干线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运输设施缺乏统筹规划，交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③交通领域的各项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交通需求旺盛与交通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交通建设的债务风险逐渐凸显，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需进一步深化；干线公路建管体制改革和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办法急需出台。④交通科技发展水平较低，交通设施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输生产整体水平方面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增强，交通信息化水平和交通技术装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⑤农村公路建设仍然比较落后。农村公路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其建设、管理和养护主体不明确，管理与养护滞后问题较为突出。

以发展为主题，以采取指定部门（单位）负责、联合建设、共同使用的方式，进一步提升综合交通体系有效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加快中部崛起，交通运输必须加快发展。目前交通部已出台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公路交通发展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实施过程中，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研究中部崛起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支持保障政策措施。一是要着力解决交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的问题，全面推进各种运输方式现代化进程。中部六省要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公路交通发展规划纲要》指导下编制好《高速公路网规划》、《干线公路网规划》、《农村公路网规划》、《公路水路运输枢纽站场体系规划》、《内河高等级航道及主要港口布局规划》、《机场建设规划》、《客道运输规划》等交通发展专项规划。通过增量的快速扩张和存量的升级改善，实现网络覆盖面的扩大、通达度的延伸和机动性增强，扭转有效供给短缺的局面，同时在发展中优化运输结构。二是要坚持效率优先、协调发展。对6省的交通建设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宏观调控，优化网络布局，整合各种运输资源，强化衔接协调，避免各种运输方式或部门各自规划、分区建设、自成体系，避免导致系统效率低、成本高、资源浪费，充分发挥综合运输的整体优势，提高系统效率和整体竞争力。三是要致力于建立快捷、安全、舒适、便利的服务体系。对综合运输枢纽的建设以及信息化等技术标准的制定，更需要从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战略上进行统一的规划与指导。加强包括各城市在内的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强调城间运输与城市交通的衔接配合。强化服务措施，扩大服务范围，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提高效率和质量，尽最大可能满足用户需求。

以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为重点，增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协调和优化。整合交通资源，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形成布局合理，能力充分，优势互补，相互衔接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和综合运输枢纽。一是全力构建高速公路骨架网络，形成全国综合运输通道。二是注重路网改善，扶持国道改造升级，增强干线公路对城市发展和产业聚集的引导和支撑能力，以促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内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和壮大。

以协调发展为基本立足点，进一步完善农村运输条件。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高，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首先要发挥中部农业优势。农村公路建设对于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发展农村公用事业，加快全国商品粮基地建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交流融合，缩小城乡差距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强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长江黄金水道横跨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长江水运已成为中部地区内外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在沿江冶金、石化、电力、汽车等重化工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要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布局的高度，精心谋划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充分利用长江运输大通道和水资源优势，做到多种运输方式，特别是铁路、高速公路、管道与各主要港口的有效衔接，构建高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加快沿江经济带的形成。

推进综合运输枢纽建设，重点构建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客货运综合运输枢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并发挥中部地区作为全国交通运输枢纽的区位优势，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要求中部地区加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客货运综合枢纽建设，加强以港口城市为依托的现代物流综合枢纽建设，逐步建立起体现“客运零距离换乘”、“货运无缝衔接”功能的综合运输站场体系。

5.6　粮食经济、出口创汇农业、民营经济与地区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目前已由原始的手工人畜力农业发展到了机械化农业。农业的发展已经和将要从粮食农业→粮食和经济作物并重农业→粮食、经济作物、副业（包括养殖业和加工业）协调发展的农业。由自给型农业→内向市场型农业→外向出口型农业发展。中部是国家的粮仓，必须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在东部沿海农田面积已经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中部农田再度锐减，13亿中国人吃什么？这是大局。所以，中部的基本农田必须严格保护，粮食播种面积还要进一步扩大。但是中部地区仍要不断提高产品加工增值程度，变资源优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十一五”时期，中部地区要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积极调整农产品结构，优化产品品质，提高加工能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巩固农牧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尤其是瓜果蔬莱、花卉和畜牧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实行以资源换资金、换技术的战略，加强对土地和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继续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积极搞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大力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精深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工层次，增强产业国际竞争能力。充分发挥郑州、武汉、长沙等大城市的科技优势，大力发展微电子、光纤通信、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一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生产基地，以此推动中部产业结构的升级。

5.6.1　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高效农业、出口创汇农业

从全球战略角度看，中国农业要实施以劳动力换土地战略，即通过适当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土地密集型产品是指粮食和饲料，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指花卉、水果、蔬菜、畜产品、药材等，通过国际交换，发挥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弥补土地资源不足的劣势。这样的战略在欧洲一些国家很成功。如荷兰耕地少，气候不好，只有22万农村劳动力，仅相当于我们一个县的劳动力数量，但一年的农产品出口创汇达300多亿美元，进口100多亿美元，年外贸顺差达150亿美元左右。我国农产品进出口2005年1～10月份已经出现了50亿美元逆差，而投入的劳动力多达4亿。荷兰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进口一定的粮食和饲料，发展畜牧业，出口牛肉、奶制品，把有限的耕地用来搞花卉和优质饲料。如果中部在这方面下工夫的话，畜产品、花卉和特色农产品出口应该具有较大的优势。

现行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已基本稳定，但是，由家庭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组成的双层经营体制，现在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社会化服务这一层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农户的一层经营了。这种分散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很难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新情况，如果不抓紧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农产品贸易的逆差还会进一步扩大。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让农民自愿地组织起各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扩大农产品出口，必须把农产品质量搞上去，使其符合国际质量标准要求，并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通过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民从农产品生产环节进入加工和流通环节，让农民不仅享有生产环节的利润，而且能够分享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

5.6.2　继续扩大中部地区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方面的优势

2004～2008年国家连续出台了有关农业政策的一号文件，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今后，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还要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继续实施“一减三补”政策，降低直至取消农业税，增加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买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加大对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的支持力度；加快开通全国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对商品粮大县实行财政补助等。中部粮食主产区应当抓住这些机遇，把粮食产业做大做强。积极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粮食的深加工，通过农产品加工业来带动种植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中部食品工业包括粮食、畜产品加工和饮料等，在全国食品工业中占19%左右，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些行业集中了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要用现代技术改造这些传统产业，延长其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且中部目前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如河南现在已由全国的“粮仓”向全国的“大厨房”演变。目前河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食品工业基地，“双汇”、“华英”、“三全”、“思念”等一大批名牌和企业集团成为河南的“名片”，食品工业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2005年，河南食品工业实现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元，居全省工业各行业首位，河南食品工业在全国仅次于广东、山东，排在第三位。^[26]

江西也立足本省丰富的资源优势，认真做好发展食品工业这篇文章。在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利用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环境资源，“借鸡生蛋”，引进了“统一”、“娃哈哈”、“燕京”、“雪津”、“上好佳”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企业。这些知名企业，不仅带来了雄厚的资金，也带来了食品工业发展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模式。如今，这些企业正逐渐成为该省食品工业中的一支劲旅，一大批优强食品企业正迅速崛起。江西食品工业2006年上半年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势头。1至6月，全省食品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8.38亿元，在六大支柱产业中列第三位，同比增长30.24%；实现利税总额27.06亿元，同比增长11.18%，食品工业扛起了江西经济支柱产业的大梁，占六大支柱产业的23.51%，在六大支柱产业中列第二位。到目前为止，全省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达到30多家，其中南烟、月兔和润田3家企业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四特、汪氏、煌上煌、阳光乳业等10家企业年销售收入都在3亿元以上^[27]。德兴异Vc钠闻名世界，汪氏蜂蜜在全国同行业中排行老大。在做大做强食品工业的同时，还加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开发力度，以工促农，建设了一批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了一批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已形成柑橘、大米、茶油、水产、茶叶、禽畜6个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绿色（有机）食品主导产业。江西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有机茶生产基地、最大的绿色（有机）茶油基地、最大的绿色食品脐橙基地、最大的绿色（有机）食品水产基地、最大的绿色（有机）矿泉水和纯净水基地。

5.6.3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壮大民营经济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民营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已成为构成中国经济“二元动力”的重要增长极。在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迅速显现。一项针对2004年我国27.33万家非公有制中小工业企业的整体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指出，我国中小企业近年来取得空前发展，总体数量显著增加，获利能力明显增强。调查表明，2001～2004短短三年间，中小企业的各项指标均实现了大跨度提高。其中，新增企业10万余家，增长了61.05%；总资产规模也上升近六成，而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及利税总额均翻了一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中小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是2001年的近2.5倍，年均增长达34.4%。^[28]从工业所有制结构、城镇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各方面来看，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29]从现实的意义上看，2004年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超过60%；吸纳就业人口超过1亿；民营工业企业完成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一半以上；各类民营企业已经实现了我国70%以上的对外出口；在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各类民营企业的投资比重也超过了40%^[30]，民营经济表现出比国有经济更具活力的态势。

民营经济发展落后是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中部地区崛起既要充分利用必要的政府投资，又要通过招商引资充分利用国（境）外资本，但更重要的是应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壮大民营经济。中部近些年民营经济发展虽比东部落后，但呈现出较好势头。比如河南，非公有制经济表现活跃，工业总量呈现超越公有制之势，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9.5%，实现利润比重达到55.7%；城镇投资中，民间投资比重突破五成，攀升至52.9%；出口企业中，民营企业增幅达50.2%，民营企业出口增量占57.8%。非公有制经济为河南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投资方面，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非国有经济也表现活跃。湖南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35.5%，增速比国有投资快9.3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62.2%；江西非国有经济投资也超过国有投资；湖北非国有投资逐渐成为投资主体，投资比重占城镇投资的58.9%^[31]。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沿海资金和外资，这是加快中部发展的捷径。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江西。江西近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来自外省，2005年吸收外资20多亿美元，加上外省投资共达800多亿元。为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切实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制度性和人为障碍，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要切实转变轻视民间投资的传统观念，改善软硬投资环境，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降低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促进民间投资增长。

现在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制造环节，而只有较少企业重视研发环节和品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大多处在微笑曲线的中间——制造环节，这个环节的利润是非常低的。微笑曲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不同环节的差距很小，现在的差异很大，两头拿走的利润很多，如一件衬衣在纽约是120美元，生产商仅拿到了十几美元，耐克鞋现在市场上拿走的是几十、几百美元，但是生产商也只拿走了几美元。民营企业采取的家族治理方式，在创业初期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组织结构更加复杂，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主要是优秀的民营企业要建立一种企业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互信机制，使管理者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为企业工作。通过共享来实现企业内部资源同外部资源的共享。因此，要在普遍增加民营企业数量的基础上，扩大民营企业的规模，增强其实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要形成一批实力强大的知名民营企业集团，并通过这些集团带动民营企业的全面发展。要注意形成民营企业群落，发挥集群效应，改变分散的经营状况。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快培养民营企业家队伍，提高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32]。

5.7　经济开放、FDI集聚的技术传递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通过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进其他地区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国外资源的效率和效益（张秀生等，2006），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实力和水平的大大增进和提高。在世纪之交，我国陆续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使东中西梯度开放的格局有了新的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活力。总体说来，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过程中，东部地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府开放政策的影响，吸引了进入中国的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在加大开放、引进外资（FDI）中，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通过价值链的不断提升和技术的外溢效应，不断增加财富的积累能力，从而形成了珠江三角洲（以及泛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个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相比之下，中部地区（晋、豫、皖、赣、鄂、湘）经济外向程度不仅与东部沿海有很大差距，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05年中部六省的平均出口额仅占全国的2.1%，2004年我国中部地区对外贸易额和吸收外资额分别仅占全国的3%和10%（龚雯、胡智，2005）；改革开放以来至2006年东部占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 86.65%，而中部则仅占8.9%，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个数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偏低（储祥好，2006）；中部尽管具有旅游资源优势，但2006年旅游创汇总额仅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的3.8%（梅新育，2006）。中部崛起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不断加快发展的崛起，它背负着依靠对外开放和区域竞争与合作为动力（李新安，2006），来实现整体加快发展的“共同崛起”与部分重点地区率先崛起的双重目标。中部经济外向度偏低、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不明显和中部产业技术进步不快、结构优化升级缓慢，互为因果，有论者据此认为开放度不够已成为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

经济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技术传递促进区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本累积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芬德雷（Findlay，1978）最先建立了一个分析FDI对技术传递影响模型的“传染理论”。认为同技术创新的发明者或获得者接触和交流，技术创新可以被有效地复制，而区际贸易提供了这种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者能够了解其他地区的产品信息和技术信息。王建业（Wang，1990）在芬德雷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了越是开放的国家或地区，从其他国家或地区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越大。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在1991年合写的《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发展》一书中，两位学者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间产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所产生技术传递和扩散，与经济长期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认为流入区域的生产力会通过其贸易伙伴的研发效应和技术传递得到提高，而且专业化中间产品的流入会刺激流入区域的学习模仿和创新，有时甚至开发出具有竞争性的相似产品，从而促进其技术进步。由此不难得到猜想，在对外开放、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如果这种联系存在，对中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崛起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7.1　我国FDI集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性实证分析

基于此，利用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借助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并拓展奥塔维亚诺和西科尼模型分析所考虑因素，从整体上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力求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考察FDI和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发展变化趋势。

（一）模型设定

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由于制度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使得相同的要素投入获得了更大的产出。由此可以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也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将其分解为：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要素质量或效率增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除了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以外，其他因素主要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基于以上分析，通过构造相关模型检验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在不同区域的差别和它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33]利用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的内部因素内生到生产函数之中，得到：

由于K包括Kd（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Kf（外商直接投资）、L包括Ld（国内劳动要素）和Lf（国外劳动要素投入），上式可以写成：

模型中：A表示技术进步，α、β为系数。

由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除了要素投入数量的贡献方面以外，其他因素主要通过改变各类要素的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吴林海、陈继海，2003），则有：

将（3）代入（2）并取自然对数，可得到：

其中，i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时间下标。δi表示各地区的固定效果，用于反映一些回归方程中没有考虑的因素的影响。εit为随机扰动项，α1，α2，β1，β2，γ1，γ2，γ3分别表示Kd，Ld，Kf，Lf，Aggl，spill，Netw的变化对GDP增长的估计弹性。

（二）变量数据类型与测算方法

数据处里及具体的变量解释依次为：

lnY：各地区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亿元人民币）的自然对数值，代表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lnKd，lnLd：表示各地区历年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单位：亿元）和内资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单位：亿元）的对数值，代表各地区国内要素投入。以上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其中国民生产总值用各省GDP缩减指数折算为1978年不变价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亿元）按当年价，缩减指数折算为1978年不变价格。

lnKf，lnLf：分别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中通过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集聚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前者用各地区历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单位：亿元，使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同时经过固定资产平减指数处理，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的对数值来表示；后者用各地区历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工资总额（单位：亿元）的对数值来表示。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其中，1994年以前的数据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合计额。

Aggl：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中通过地区产业集聚和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用各地区历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率和全部工业增加值率的比值来表示。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其中，1993年以前的数据为其他类型工业增加值率与全部工业增加值率的比值来近似代替。

Sppill，Netw：分别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中通过外溢效应和地区创新网络效应（或外资对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促进）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前者用各地区历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全部企业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比值来表示。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投入方面数据的可获得性，该替代指标，可以反映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引进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与扩散效应，也可以反映出先进技术性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者用各地区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数据取自《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

（三）FDI和区域经济增长因果关系计量检验和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下面运用已建立的计量模型将考察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内部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差别和它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

1.FDI集聚效应与全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检验

首先运用模型（4）对全国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分析结果如表5-5。在回归结果（1.1）中，只选取了lnKd、lnLd两个国内要素投入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变量对lnY有显著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在回归结果（1.2）-（1.4）中，依次加入了反映FDI集聚效应的要素投入数量的变量lnKf、lnLf，及反映要素质量或效率增进的变量Aggl、Spill、Netw，发现除了变量lnLd、Aggl外，其他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1.5）是利用（1.4）的估计结果逐步去掉不显著的变量，得到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1.6）和（1.7）是利用（1.5）中的显著性变量分别对1993～1997年和1998～2005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所有回归结果的R2与经过调整后的R2都在0.99以上，方程的F统计值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整体方程的拟合性较好。

表5-5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整体分析

注：1.本表样本区间为1993～2005年，其中（1.6）、（1.7）分别为1993～1997年、1998～2005年，估计结果由Eviews软件包给出。
2.每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下面的圆括号里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分别表示系数的t统计值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计量检验的结果分析如下：

（1）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国内要素、尤其资本要素的投入

在回归结果（1.1）-（1.5）中，lnKd的系数始终稳定在0.56～0.68之间。而国内劳动要素投入lnLd的系数仅为0.18左右，但是加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几个变量后为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王成岐等，2002）相符。从（1.6）和（1.7）的估计结果中，发现lnKd的系数由0.372增加到0.643，这说明国内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

（2）外商FDI通过较高劳动要素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回归结果（1.3）-（1.5）中，lnKf和lnLf的系数分别稳定在0.02和0.1左右，表明FDI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显著的情况下，FDI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资本要素相比效果明显，说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资本要素特别是外资的依赖性降低，而对劳动要素投入特别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要素投入的需求增强。

（3）外商FDI在要素投入数量方面的贡献下降，而在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方面的贡献却逐渐上升

外商海外R＆D投资，使中国加入动态的全球技术进步过程，成为实现技术跨越的重要途径。从回归结果（1.6）和（1.7）中可以发现，lnKf和lnLf的系数在1993～1997年分别为0.043和0.126，而在1998～2004年分别降至0.017和0.076，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要素投入数量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Netw的系数则由0.183上升到0.832，Spill的系数也有显著增加，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方面对经济增长贡献正逐步上升。在回归结果（1.4）和（1.5）中，Spill的系数虽然比较小，但是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影响；Netw的系数则稳定在0.21左右，说明FDI通过区域创新网络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部分的说明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两者都是FDI集聚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2.FDI集聚效应与各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检验

下面依照我国传统的地区分类标准，利用模型（4）分别对东、中、西部的次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它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表5-6给出了具体的分析结果。其中，（2.1）、（2.3）和（2.5）为使用全部变量分别对东、中、西部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回归（2.2）、（2.4）和（2.6）则剔除了不显著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全国样本下的回归结果类似，所有结果的R2以及经过调整后的R2都在0.99以上，方程的F统计值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5-6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东、中、西部各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注：1.本表的样本区间为1993—2005，估计结果由Eviews软件包给出。
2.每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下面的圆括号里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分别表示系数的t统计值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从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均为国内资本要素投入和国外劳动要素投入，而在全国样本数据下显著的国外资本要素投入却不显著，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国内资本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中部地区最强，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说明国内投资不足仍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瓶颈所在。在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的要素数量投入方面，外资的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东向西逐渐减弱，这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步调是相一致的。在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的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方面，东、中、西部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区域创新网络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中部地区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却显著的为负，西部地区仅在地区创新网络效应方面具有正的影响。这些都表明，无论在要素投入数量方面还是在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在东部地区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这是导致观察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扩大的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3.FDI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回归检验

在集聚与经济增长双向影响的分析框架下，采用我国以及分地区1983～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模型（5）和模型（6）进行回归，以检验FDI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3给出全国以及各地区水平上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5-7给出的全国样本条件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分别为1.8769、3.5627。在给定5%的显著水平上，模型（6）的检验结果是显著的，由此可以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GDP增长在格兰杰意义上构成FDI增长的原因；而模型（5）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数据并不支持FDI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通过对分地区次级样本下FDI与GDP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样本下两模型的F统计量分别为2.6131、4.2799，它们分别通过10%、5%的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格兰杰意义上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样本下两模型的F统计量仅为1.2914、2.1431，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两者之间不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表5-7　FDI与GDP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注：1.本表的样本区间为1983～2004年，估计结果由Eviews软件包给出。2.每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下面的圆括号里的数字，是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分别表示系数的t统计值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上面所做的因果关系检验和分析，可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在全国范围内不明显，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吸引外资大规模持续进入的重要因素。在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却相当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区域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聚集，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相对很不明显，市场化的引资面临较强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绩效也相对较差。

5.7.2　经济开放、技术传递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两条途径：一是经过研究和开发；二是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接受“技术外溢”而获得。研发资金投入大，成功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要在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因此，通过引入FDI或承接在其基础上的加工贸易接受技术外溢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FDI带来的先进技术的扩散效应，对提升中国整体工业技术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引资较多地区和产业领域，如东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等地区的电子、机械、化工、纺织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随着科技的进步，产品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新技术、新产品的创造与发明需要投入的研发经费越来越多，风险也越险高。技术进步除了可以通过主动地引进、学习和模仿、发明创造获得以外，还可以由区际贸易和引进外部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传递和外溢而得到。

假设有两个区域，发达区域A和欠发达区域B。用TA（t）和TB （t）分别表示这两个区域在t时期的技术水平。用KF（t）和KD（t）表示B区域中区外资本和区内资本的数量。定义

经济开放中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如果两个区域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则通过直接投资或贸易区际技术传递的速度就越大（Veblen，Gerschenkron）。因此，假设两区域之间技术差别越小，投到B区域的外来资本就越少；区外资本与区内资本的比例越大，其增长速度减低。因此，可以得到以下表达式：

x＝f（x，y，z）y＝g（x，y，）

z与x，y无关，z在此系统中作为外生变量。

当x＝0且y＝0时，系统达到均衡状态，即0＝f（珚x，珔y，z）0＝g（珚x，珔y）。

用TT表示曲线x＆＝0，则有0＝f（x，y，z），微分得：0＝fxdx ＋fydy＋fzdz

y关于x的偏导数为表明TT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

用KK表示曲线y＆＝0，则有0＝g（x，y），微分得：0＝gxdx＋gydy

y关于x的导数为表 明KK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

TT与KK交于均衡点E 。在均衡状态下A、B两区域之间的技术差距是一个常数；区外资本与区内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一个常数。但因为，均衡值 是z的增函数。即区际贸易可以使技 术差别进一步缩小，贸易与技术传递是互补的，但不会出现技术差别逆转。

图5-8　资本流动、区际贸易与技术传递

在短期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的人均产量（代表人均收入水平）随着人均资本边际递减，这说明资本要素对产出的贡献也在边际递减。其结果有两个：资本的价格下降，或者劳动力工资价格上涨。因此，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就会在两上相反方向上流动，区域间的产品贸易也会发生对流。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看作是国内一个包括了区际贸易部门和区际非贸易部门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输出贸易和要素流动都会增加一个地区的收入，在促进一个地区的收入和就业增加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假如把区内的需求看成是区外需求（包括商品和要素两种需求）的函数，并给以一定比例，这就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模型，因而可以有以下结论：

（1）区际贸易和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外向经济部门和非外向经济部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很大。如果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联度较大，那么，外向部门的收入（包括要素外流的收入）对地区的消费（包括对要素需求）的派生性就较大，那么，地区的经济实力（以区内两部门的产量计算）在较大的乘数的作用下会有明显的提高。由此可见，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否繁荣，可以简单地从当地的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规模来看，如果外向经济部门与内向经济部门的关联度较大，外部的商品和要素需求会在市场的作用下，以区域乘数的形式扩大总需求，因此在区域有效需求的拉动下，区域经济就会有较明显的增长。劳动力流动对于流出地区而言，也相当于一个外向部门，同样会构成对地区的有效需求并产生乘数效应。因为，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离开了农业并无损于当地的生产，相反地使当地的人均物质消费水平有所提高。这部分劳动者将工资汇回家乡，不但改善了当地人们生活水平，尤其重要的是这部分收入注入了当地的经济，促进市场发育，使得各种资源能找到通过交换发挥自己优势的机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繁荣。下面我们分析欠发达区域不同的开放程度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

（2）只有落后区域由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时，由技术传递和技术扩散所产生的“后发优势”才发挥作用。当区域B经济完全封闭且技术相对落后时，吸引区外投资为零，使得该经济处于X坐标轴上的某一点，设为C点（见图1）。此经济的技术进步完全是内生的，不存在任何的区外技术传递和技术扩散，“后发优势”也就不存在。在图5-8中表示为由C点向O点移动，表示欠发达区域与发达区域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当欠发达区域B的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时，区域B接受区外投资和区际贸易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相对技术水平和对区外投资依赖度集中在图1中C到D的曲线段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B区域由C点移向D点时，虽然B区的相对技术水平X在减少，但B区由于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区际贸易的技术传递，使得本区的绝对技术水平较封闭时有更快地增长。

（3）经济趋于完全开放的区域，通过区际贸易、区外投资将更有利于学习和吸收发达区域更多的先进技术。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在东部沿海一带实施了较为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外加工企业进口国外的关键料件和设备进行组装生产，在加工过程中摸索、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生产这些中间产品的能力，使该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速度都非常快。当在图5-8中均衡点E处时，表明两个区域以相同的速度取得技术进步，即无论一个区域有多么开放，靠区际技术传递来取得技术进步是有限度的。

以上分析表明，区际技术传递可以缩小落后区域与发达区域之间的技术差距，但却既不能“赶上”更不会“超过”发达区域的技术水平。那么，是不是落后国家或地区永远落后呢？当然不是，因为上述讨论中我们没有考虑落后区域的自我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包括内生技术进步和外生技术进步，前者可称为自创型技术进步，后者可称为获得性技术进步。如果一个地区能将两种技术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快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5.7.3　对外开放与地区技术进步的计量回归检验

区际贸易和吸引外部直接投资作为技术传递的重要渠道对技术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做实证分析时，如何测算技术进步，世界各国至今尚无统一的方法。本文将采用与世界银行一致的估算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开放程度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分析。由于我们注重的是技术进步的动态变化和地区之间的静态比较，而不特别在乎TFP估算值的绝对大小，因此使用传统的TFP估算方法仍将是合适的。

1.计量回归检验

（1）计量回归方程：下面用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衡量对外开放的作用程度，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水平，用计量回归检验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对促进作用。采用如下计量回归方程：

之所以用外资依存度与外贸依存度的乘积形式是为了避免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与上述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我们还将用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即，

（2）数据说明

计量回归需要跨地区时间序列数据，本文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国家统计局发行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以1978年为基年的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指数。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统一单位：将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乘以汇率值得到以人民币单位的数值。

名义值化为实际值：用1978年的名义GNP乘以国民生产指数得到各年的实际GNP，然后用名义GNP除以实际GNP得到国民收入平减指数。用各名义经济变量分别除以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得到各经济变量的实际值。

地区分类：由于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省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其特殊性，而内蒙古和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不全，计量回归时将不包括上述5个地区。在中国统计年鉴中，1996年以后重庆市作为直辖市实据单列，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我们仍将重庆市的数据归并到四川省中。这样以来，计量回归中包括28个省市和地区，分别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时间跨度：由于1985年以前的FDI数据不完整，我们只采用1986年至2005年共20年的数据。由于生产要素中的资本难以度量，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代替。

TFP的计算方法：本文采用增长核算的TFP计算方法，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份额法估计弹性系数。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总额在国内支出总额中的比重的变化范围在0.573和0.687之间，平均值为0.623；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在国内支出总额中的比重的变化范围在0.325和0.433之间，平均值为0.369。由于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计算TFP时假定劳动的要素份额为0.65，资本的要素份额为0.35，我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一数字很接近，因此本文对我国TFP的计算也假定劳动的要素份额为0.65，资本的要素份额为0.35。

（3）回归结果（见表5-8，表5-9）

表5-8　回归结果（因变量：TFPG）

注：括号内的值为t值。＊＊＊表示0.01的显著性，＊＊表示0.05的显著性，＊表示0.10的显著性。回归方程1中使用的是以1985年为基年的存量值；回归方程2中使用的是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当年的FDI。不包括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内蒙古和西藏自治区。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使用跨地区跨时间的混合数据，分别用OLS和TSCSREG回归方法进行计量回归检验。在表5-8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全部是正的，且显著性很高。这说明外资和外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积极的、显著的。为了消除经济周期变动中不正常因素的影响，表5-9中的回归改用3年移动平均数据。这样做虽然提高了F值的显著性和回归方程的拟合度，但所有回归系数变得不很显著。

表5-9　使用3年移动平均数据的回归结果（因变量：TFPG）

注：资料来源与表5-8相同。

2.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比较

（1）1989～2005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开放程度和技术进步的对比（见表5-10）

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的三类地区分类，东部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和内蒙古；东北地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在对外资依存度（FDI占固定资产投资FAI的比重）、外贸依存度（进出口XM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TFP进行汇总测算时均采用算术平均值的方法。

从外资依存度看，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外资依存度的平均值分别为0.165、0.041、0.019，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4.0倍；中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2倍。排在外资依存度前10位的省、市、区分别为福建、海南、广东、天津、江苏、上海、北京、辽宁、广西、山东，全部属于东部地区。其中福建、海南、广东三省的外资依存度分别达到36.2%、30.0%、29.5%，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三个省的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显著。排在后10位的省市区中，西部地区占了7个，后10位省市区的外资依存度都在3.2%以下。

表5-10　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经济情况对比（1989～2005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从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外资依存度的平均值分别为0.17、0.043、0.018、0.069，东部是中部的4倍，中部是西部的2.4倍。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外贸依存度的平均值分别为0.354、0.093、0.081、0.203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3.8倍；中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1倍，虽然中部、西部之间的外资依存度差别较大，但外贸依存度差别却不明显。排在外贸依存度前10位的省、市、区分别为广东、海南、天津、福建、北京、辽宁、上海、浙江、江苏、山东，除辽宁外全部属于东部地区。其中广东的外贸依存度高达105.3%，海南、天津、福建三省的外贸依存度也分别达到49.0%、47.2%、45.6%，说明外贸进出口对这四个省的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显著。排在后10位的省市区中，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占一半，后10位省市区的外贸依存度都在9.2%以下。外资依存度的地区排名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规律。

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分别为2.9%、2.1%、0.6%，东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1.4倍；中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5倍。排在全要素生产率前10位的省、市、区分别为福建、山东、江苏、上海、湖北、浙江、广东、天津、江西、北京，东部地区占了8个，中部地区占2个。其中福建、山东、江苏三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为4.8%、3.6%、3.4%。排在后10位的省市区中，全要素生产率都在1.2%以下。

（2）东、中、西部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

将1989年至2005年分为两个时间段，1989年至1993年为第一个时间段，1994年至2005年为第二个时间段。则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多有增加，东部地区由1.43%增加到3.75%，中部地区由负的1.06%增加到5.29%，而西部地区也由负的1.63%增加到2.83%。

经过上述计量回归检验和统计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体现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开放的主要指标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成正相关。横向比较，外资依存度或外贸依存度大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高；纵向比较，随着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也在提高。

5.7.4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若干结论

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中部六省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禀赋。中部既是东部加快发展的腹地，又是西部大开发连接东西部的桥梁。因此，加快中部地区崛起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和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对外开放，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契机。根据中部地区独特的居中的区位条件，中部地区既要有效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提高其经济的外向度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以获得专业化、技术进步较快等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又要采取以满足国内需求，积极参与国内区际分工协作、实现东中西部联动协同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这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1.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优势和潜力，加快开放型经济的快速隆起。开放带动是中部6省共同的战略选择，中部地区在投资环境上存在的共性问题是硬环境不过硬，软环境有点软。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近些年来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在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中部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而且东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等地区，伴随工业密度的提高，一系列要素如土地、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等生产要素的约束，有的已出现“地荒”、“电荒”、“水荒”和“民工荒”，使中部原来不具有的优势将逐渐显示出来。因此，中部应借鉴东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从周边国家寻找比较优势。对于具有不同资源比较优势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多方面的。对于经济发达的、劳动力成本高昂、资源贫乏的国家，如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就应该和这些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适当地将东部的一些产业吸引转移到中部来。对于资源丰富，但是劳动力、技术缺乏的国家，如西亚的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部则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技术人员密集的优势，与这些周边国家发展劳务和技术的合作。针对一些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亚的一些重工业发达、而轻工业产品缺乏的地区，中部地区通过用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产品，从而可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和提高原有重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重视引进境外、区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必须在优化环境上下大力气，通过营造出良好的软硬环境，提高要素收益率，实现无形之手的产业转移和资源配置。

2.中部要加强与东、西部省份和国际间的区域双赢合作。区际商品、要素流动与国际间贸易、要素一样，是以同一时点不同时空下，商品和要素的稀缺性为前提的。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关键还要看在长期里能否持续地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下提高要素的总收入。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到长期中要素稀缺性的变化。要素的比较优势在短期里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在长期中，比较优势本身也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经济发展战略系统的内生变量。地区经济结构差距在东、中西部的变化使得两地区在短期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然而，在长期中，随着东部经济结构的变迁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中西部的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原材料资源的优势将很难继续保持。仅靠西中部自身积累的资本和中西部的市场来吸收剩余劳动力，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是很难缩小的。所以，从长期来看，与其单纯由中西部自身积累的资本来吸收剩余劳动力，不如加快劳动力的自愿流动，在东部新一轮技术升级之前完成中西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使其供给更有弹性，这样可以加快中西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要从根本上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要在短期迅速转移中西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样才不致使东中西部处于两个不同的技术进步层次上。因此，中部地区应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推动力的东、中、西区域合作机制，巩固和拓展与国外友好省市的经济互动，既要找准与国外和东西部地区交流合作的对接点，又要拓展东西部市场，促进中部对外水平的提高，实现中部经济崛起。

3.中部地区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要素和商品流动的成本，打造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投资的高效平台。中部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并以市场为主导手段，加速外部要素的集聚和流动。首先，在继续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大力发展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特色高效农业，积极发展高附加价值的农副产品特色加工工业，促进粮食的深度转化和出口竞争能力；吸引外部要素，改进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的机械化、集约化和区域专业化（李彦亮，2006）。其次，承接东部地区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在产业大链条间通过组合、调整，推出一些如装备业技术改造、农产品加工和国有大企业改革等有前景的大项目，积极引导外资和适用性技术进入，并在优势突出的能源矿产资源领域引导外资合理开发，扩大引资的规模效应和产业群的积聚，促进产业链条形成的内在根植性，最终提高本地企业“走出去”的能力。此外，积极跟进部分具有优势地位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这些行业的国际间交流与开放；推动国际劳务输出、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出路；注重扩大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使经济合作与其他方面的交流，相互融合促进，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和综合实力，推进中部开放型经济的快速隆起。

5.8　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与中部崛起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区域化特征，其中，相同或相似的中小企业不断在某一区域集聚，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的现象。中小企业集群（Mid-Small Enterprises Cluster）作为一种特殊经济现象的客观存在，使得某一个或几个专门化中小企业及其集群成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核心，这已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硅谷、意大利、印度、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涌现出一大批新兴企业集群，并推进着当地区域经济的崛起，这一现象吸引了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及企业家对它的关注，进一步引起了理论界及政府部门对此展开了多视角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中部崛起是又一凸显区域经济发展的蓝图，蓝图的规划与实现的如何，与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连。由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而中部崛起战略重中之重就是要实现中部六省区域经济腾飞，由此可以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分析中小企业集群的成长机理和竞争优势，逐步认识到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进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进程中区域发展研究视角的作以下转变：从单个企业的发展转到多个企业合作的价值链分工活动的发展；从政府的立场转到企业的立场；从游离的中小企业个体转向中小企业集群；从片面强调培育大集团转向促进大中小企业形成生命共同体；从片面强调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转向构建创新研究等软环境，以求能够对促进中部区域发展战略方案有所启示。在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意大利、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涌现出一大批“新产业区”。其中既有依赖于“夕阳产业”而振兴起来的样板，如所谓的“第三意大利”，也有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起来的典范，如美国“硅谷”，它们均已形成强劲的地区或国际竞争优势，并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创新。我国的集群诞生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是与开发区同时发展起来的。近30年来，集群发展已经成为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力量，且呈方兴未艾之势。因此，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探索集群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无疑将会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34]

纵观国内外已有论述与观点，由于对中小企业集群考察的角度、研究目的和研究背景各有不同，学者们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并不完全统一，在各自的定义中，其内涵、着眼点都有一定的差距。

5.8.1　中小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研究

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程度与国家、区域发展程度密不可分，相关研究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相对应。以下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其研究方法、角度和内容不尽相同。大量国内外文献对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证明了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波特，1990；皮奥雷，萨贝尔，1984）^[35]。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许多集群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绩效，相反有的集群还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施米茨，1995）^[36]。

王慧英，季任钧（2005）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小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城市化的基础；提高区域竞争优势；提高区域创新能力。^[37]马丁（2001）综合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罗默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新企业倾向于在产业聚集地选址，经济增长又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空间聚集，有力地验证了缪尔达尔著名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也就是说，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市场扩大又与该地区企业数量相关。安索尼认为，新技术改变了地理区位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对地理的依赖性；地理仍然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和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他探讨了产业空间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兴起的历史，同时还展望了亚洲经济复兴的前景。斯旺对企业集群的聚集强度，影响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绩效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他用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聚集强度的客观指标，对英国几十个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不同产业存在着企业集群正效应与负效应，在计算机、汽车、航空、通讯设备制造等产业存在非常强的集群正效应。他还探讨了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经济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研究了国家产业集群扶持政策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关系，以及产业集群发展与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关系。

1.中小企业集群的基本分类及形成特点

最早对中小企业集群问题进行研究的是马歇尔（1890），他从“外部经济”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促使小企业的集聚，从而形成小企业集群。威廉姆森从企业组织形式的角度得出，中小企业集群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中小企业集合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结构是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而胡佛（1975）将小企业集群看作是具有“集聚体”规模效益的企业群体。迈克尔·波特（1998）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中小企业，及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合，包括一系列相关联的产业和其他一些与竞争有关的实体，如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其他产业的企业，还包括提供专业的培训、教育、信息、研究与技术支持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如大学、质量标准机构、短期培训机构以及贸易协会。

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概念进行界定。如仇保兴（1999）对中小企业集群的定义：①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②在这一特定关系中隐含着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现象，其协作即为集群中企业间的互动行为，从而获得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③这类互动行为包括中小企业间的交换与适应；④交换行为的功能是为了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销售产品和劳务、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尽快积累，而适应则是为了谋求企业间的关系，能长期维持而及时解决成员间的不一致和环境的不确定性；⑤集群中存在企业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⑥中小企业间所形成的长期关系无须用契约来维持，而以“信任和承诺”等人文因素来维持集群的运行，使其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拥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38]不难看出，他的定义强调了东方式的人文环境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谯薇（2002）把中小企业集群定义为在某种产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中小企业和机构的集合体，在可以不限定产权所属的条件下，形成互相关联的企业群，以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作为企业与产业组织的一种形态，这种集合体具有竞争优势。^[39]陶金国（2003）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指地方企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中小企业和关联机构，他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并且它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等级制企业之间的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具有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40]王慧英，季任钧（2005）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把中小企业集群界定为：在一定区域空间内，相互间既竞争又分工协作的中小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聚集而成的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组织形式。^[41]该界定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内部不仅包括彼此相互独立、相互竞争协作的中小企业，而且包括为其提供各种服务的相关机构，甚至还存在大企业。

荷恩（Hen，1997）从理论上对企业集群进行了分类：产业集群可以分为微观企业集群、中观和宏观产业集群；集群企业之间通常通过技术创新链和产品链进行连接。密特卡（Mytelka，2000）采用了不同于荷恩的企业集群分类方法，他把产业集群分成：非正式集群、组织化集群、创新集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养创新企业集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

王缉慈（2001）按照中小企业群存在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卫星式结构和网状式结构。卫星式企业群是指一大批中小企业以一个或多个大企业为中心，成为大企业的卫星式企业，按照大企业的需要，为其加工生产某一产品或零部件、提供原材料与资料或提供其他服务。网状式企业群是指，在没有大企业作为龙头的情况下，由精于经营之道的中小企业牵头，通过专业化分工与相互协作来获得经济效益的模式。^[42]谯薇，汪文清，宗文哲（2003）从竞争优势角度分析中小企业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把中小企业的形成归为以下几类：①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造成；②以中小企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为组织主体而构建；③以大的制造企业为核心，通过分级下包制度而形成；④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协同作用形成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⑤以家族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而形成中小企业集群；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43]陈光，杨红艳（2004）基于单个企业加入集群的原因和条件的分析，认为集群发展模式有5种：资源禀赋型——以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为基础形成中小企业集群模式；产业关联型——由生产的前向与后向联系所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模式；共享设施型——企业受益于地区特有的公共基础设施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模式；知识富集型——依托高校、科研机构而形成的智密型的中小企业集群模式；外力驱使型——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的中小企业群；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中小企业群；国家政策导向和行政部属所形成的中小企业群。^[44]姜皓（2004）认为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模式有中卫型、空间聚集型、市场型、网络式以及依托企业集团等5种的中小企业集群。

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原因，构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的特点。任熹真，陈红霞（2006）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具有特质性、结构的复杂和严密性、社会文化特征、自我增强特征。^[45]陶金国（2003）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显著特征在于结构稠密性、学习和创新性、根植性。^[46]谯薇（2002）认为作为“中间性体制组织”，小企业集群的边界是相对确定的，但却呈现明显的模糊性和变动性特征；不同小企业集群内部运行机制和联系纽带是各不相同的；中小企业集群存在多种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结构形式。^[47]

在西方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各学者对企业集群的形成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指出了企业集群发展的必然性。按照时间顺序，有代表性的理论依次有亚当·斯密的企业间分工理论、马克思的分工与协作理论、以及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马歇尔（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韦伯（1909）的产业集聚经济理论、弗朗索瓦·佩鲁（20世纪50年代）的增长极理论、威廉森（1975）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阿尔奇安（A.A.Alchian）和德姆塞茨（H.Demsetz）的团队生产理论、波特（1998）的新竞争经济学的企业集群理论等。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学者的理论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对我国学者来说，既要借鉴他们分析问题的视角和结论，又要充分考虑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原因研究，主要是基于人文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获取竞争优势、取得最佳规模、大企业分拆以及境外资本的直接注入等因素。我国台湾学者李宗哲认为，众多的台湾中小企业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个个具有弹性和有效率的生产网络，维系这一人文社会网络的核心是“信任”与“承诺”。台湾学者赵蕙玲也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网络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建立企业间的协作关系之前，往往就早已存在亲属或朋友式的关系，而且这一比率高达60%以上。谯薇，汪文清，宗文哲（2003）从竞争优势角度来分析，认为众多中小企业在特定地域范围形成企业集群的根本性动因是为了获取单个企业所不具备的集群竞争优势——交易成本优势、外部经济优势、创新优势、整体品牌优势、金融贷款优势。^[48]陈光，杨红艳（2004）认为单个中小企业之所以加入企业集群，是因为该企业加入集群后的利益与成本比大于加入前的相应比例。^[49]李超（2006）从最佳规模理论来分析，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必然性在于：资产的专用性高、交易频率高及回避不确定性。^[50]姜皓（2004）认为有三个原因：区域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原因；因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境外资本入驻而形成。^[51]文斌，陈诚（2005）认为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形成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各地区历史文化继承中，以特殊的历史传统，传统工艺技术的积淀，以及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为诱因；我国科研力量集中在大学、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这些机构以企业不断创新的需求为诱因；以跨国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等因素的考虑与当地政府在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招商政策相结合为诱因。^[52]党怀清（2005）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演化的一般过程如同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只是在经历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后，其演化方向会出现三种路径：一是正向更替，即集群持续发展，实现升级；二是反向更替，即集群走向衰亡、解体；三是平移，即由于成本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集群向其他地区转移。^[53]王慧英，季任钧（2005）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小企业短期供求曲线到长期供求曲线的移动，说明降低成本，是中小企业集群的最初动因。^[54]陆立军、朱康对、陈雪梅等则通过具体案例，从内生和外生两个角度解析企业簇群的形成因素。内生因素包括区域环境、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尤其是当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重商文化和创新精神；外生因素包括制度条件、发展机遇和外商投资。

2.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朱永华，李耀水，赵永刚（2005）从系统动力学角度分析，认为传统中小企业集群优势是由竞争协作机制和创新学习机制共同创造的。^[55]傅京燕，郑杰（2003）实证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与竞争优势的关系，验证了理论预期——中小企业集群确实可以产生竞争优势。^[56]傅京燕（2003）认为应该从国家层面、集群层面和企业层面来提高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力。^[57]众多文献通常从产业、区域、企业三个层面来表述，其中以从企业层面阐述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文献居多。

其一、产业层面的竞争优势。赵付民，尹碧涛（2005）从进化论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进化的本质是集群规模与效率的扩张和环境相适应，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企业的“优胜劣汰，市场选择”，集群结构的产业化升级。^[58]

其二、区域层面的竞争优势。冯雪琰（2004）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更易于区域竞争优势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区域集群扩张和形成区域规模经济。^[59]张海燕（2004）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可以产生区域创新优势、区域成本优势、区位品牌优势和产品差异化优势^[60]。

其三、企业层面的竞争优势。傅京燕（2003）认为中小企业集群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在国际市场上的应变能力；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压力；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统一促销、规范品质标准、认同专项技术和推广共同商标来谋取差异化优势。陶金国（2003）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可以集群内单个企业获取市场和产品优势、价格优势、渠道优势和促销优势。张军果（2004）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具有获得外部经济、加强营销优势、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节约交易成本等的营销优势。^[61]蒋国瑞，赵瑞君（2006）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竞争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和外部经济优势。谯薇（2002）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竞争优势：有利于集群内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促进集群式创新；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进而使中小企业集群扩张；中小企业集群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保持了企业灵活性；中小企业集群容易形成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

其四、整体层面的竞争优势。吕景春（2007）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成长和发育正是通过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来实现的，而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又反映了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也就是说，中小企业集群的健康成长与区域竞争力的提高是正相关关系。中小企业集群成长促进企业互补机制、交易费用机制、知识外溢与共享机制、信任机制、创新机制的形成。^[62]任熹真，陈红霞（2006）分析企业集群竞争力的优势集中表现在：生产成本优势、区域营销优势、技术创新优势。

3.中小企业集群成长与促进中部崛起相关性研究

纵上所述，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大多是从中小企业空间地理位置、产业归属、竞争优势、组织形式、区域经济学以及存在基础等角度来阐述的，缺乏从整个集群和所在区域的角度，对与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的机理研究的相对较少。尤其是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后，关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现途径研究只涉及宏观政策建议及引进外部投资上，关于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对中部崛起战略的贡献的文献更少。现有的文献按地区划分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对湖南省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文献，主要观点如：谢希钢（2005）分析了湖南省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发展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邵东模式”，重点介绍了小五金中小企业集群，得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启示，见解独到。^[63]张平（2006）首先指出发展中小企业集群是湖南实现“三化”和迅速崛起的重要支撑，其次分析了湖南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提出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对策建议。^[64]对湖北省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文献，主要观点如：孙婷，王国华（2006）分析了影响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发展的因素、政府推动的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湖北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面临的问题，及促进其发展的政府政策。^[65]吴喜雁，孙婷（2006）分析了武汉市经济圈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政策建议。在政策建议中提到中央的中部崛起战略是对武汉市经济圈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种中央政策倾斜。^[66]樊新生，覃成林（2005）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河南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特征和形成初始因素及其演化和驱动力。^[67]可见，关于中部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已有的文献也仅是对地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存在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尚不深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较中部地区而言，对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相对较多，也更深入。如对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文献，主要从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及形成机制、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影响因素、中小企业集群式出口的优势以及创业机制对中小企业集群的重要作用等方面来研究。

周雪松，黄懿明（2004）对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化形成和发展的研究结果使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文环境。集群形成经历了萌芽期、发展之初的“羊群效应”，发展中的“马太效应”，成熟期的“狼群效应”和后期的“狼性转移”。^[68]郭玉华（2004）认为浙北中小企业群主要是，以当地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通过嫁接型引进外资而构成的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集群。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只是中小企业集群的雏形，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小企业集群。其发展模式主要有：空间集聚型、与专业市场联动型、工业园区集聚式、集群引进式和嫁接型。^[69]沈菊花（2005）以浙江省慈溪市家电产业为例，分析了中小企业网络集群发展模式及发展动因，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实证分析了慈溪市家电产业网络发展模式，各节点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关系。^[70]汪少华，俞超（2005）以浙江省嵊州市的领带产业为例^[71]，对其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其发展原因和具体特征，并针对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吴强军（2004）以浙江省海宁市皮革中小企业集群为例，研究乡镇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72]研究结论对我国乡镇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集群式成长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此研究有一定深度。管福泉（2004）认为浙江省企业集群内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集群需求条件以及集群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组成的柔性综合生产体有效地在促进了中小企业集群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73]姚利民，朱晟怡（2004）分析浙江省以块状经济和区域特色为基础，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的中小企业集群式出口，规避了中小企业出口的障碍，显现出集群化出口的优势，值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借鉴。^[74]

对珠三角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文献，主要观点如：吴德进（2004）首先指出集群式发展是福建省实现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选择，其次分析福建省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福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建议。李碧珍（2006）深入剖析了福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企业集群应当在保持中小企业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施品牌战略、完善公共服务平台等措施，不断提高中小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优势，为建设海峡两岸经济区提供强大支撑。^[75]李渝萍（2006）从广东省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现状出发，根据集群形成的不同特点探索了“外生型”、“原生型”不同模式形成的机理，认为广东虽然引入外资产生了“外生型”集群，但仍然是根植于本土的“原生型”占多数，另外还探讨了广东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的经验及启示。^[76]陈雪梅，赵珂（2002）通过对广东南海西樵纺织业企业群、盐步内衣生产企业群、大沥有色金属企业群、南庄陶瓷企业群的形成与发展的案例分析，得出南海中小企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共同规律：历史文化因素与资源禀赋是企业群形成发展的基本条件；“无为”的政府为民间企业（群）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专业镇道路和依靠高科技是企业群持续发展的动力；从贸易到生产的发展路径明确了集群的发展农方向。^[77]张炳申，马建会（2003）分析目前珠三角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存在技术创新动能不足、根植性弱、产业关联度不高、产业技术层次低下等突出问题，解决的对策是必须加大政府对集群技术创新的扶持，促进内生型民营集群的发展，完善集群成长的社会化服务系统，积极促进集群产业升级。^[78]

5.8.2　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区域效应

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是集群的本质特征。中小企业集群（Mid -Small Enterprises Cluster）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客观存在，其实质是在地理位置接近的一定区域空间内，某一特定产业链上的不同中小企业及中间机构，为了获取外部经济规模优势以及合作创新等优势聚集起来的一批具有竞合关系的中小企业及其相关支撑机构，是介于纯市场和层级组织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关系是靠信任和承诺等人文因素来维持的。虽然空间集聚能给中小企业带来优势，但新经济背景下，仅用低廉的成本优势和马歇尔式的集聚经济已不足以解释现代的集群经济。集群与集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集聚是大量企业在某一特定区位的“扎堆”，它们之间不一定产生联系。而集群是以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为基础的，是企业集聚与企业网络的综合，即集群＝集聚＋网络。集群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是因为集聚优势和网络优势的双重作用，而网络优势具有更大的发挥潜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网络是集群的骨架，集群是企业在本地结网的空间表现形式。^[79]而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是区别与单个中小企业成长轨迹的一种成长模式。集群式成长的中小企业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企业“扎堆”后，创造了一个“信息富裕”的环境。这种环境可以吸引群外生产性企业和服务机构入住，在供应商、客户群、各个支撑机构（如政府、大学、研究所、职业培训单位、R＆D机构、技术中介、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等）之间易形成完善、发达的创新网络，利于营建区域创新环境；集群所在区域提供了一个专业技术工人共享的劳动市场，有利于集群产业专业化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大量企业同处一地，可以增强广告宣传的力度，利用群体效应，易于形成区域品牌；企业聚集程度越高，专业化分工越细化，新企业的衍生就会越多。企业数量增多，刺激企业间竞争，加速集群内部的新陈代谢；集群和生产网络的发展改善了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好的生态环境又能刺激更多的企业集聚。因此，技术的路径依赖和区域发展轨道的路径依赖，能使区域因累积效应的自我增强。^[80]

刘孟达（2004）认为，企业集群效能来自它与区域的有机耦合。所谓耦合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81]因此，可以把中小企业集群和区域经济两个系统，通过共同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中小企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其耦合机制可以与区域不同元素耦合产生区域经济的成长效应。

1.人口因素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区域效应

中小企业集群在地理位置接近的一定区域空间内集聚形成人口聚集。人口聚集为厂商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聚集区内的居民则因此获得了择业的便利，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就业信息搜寻费用，另一方面降低了求职、工作过程中的交通费用及时间成本，同时也提高了消费决策的有效性。并形成区域经济发展良性循环：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上升→产品畅销→产业发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

更重要的是，人口的聚集又引起生活消费、住宅、能源、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物流、咨询等基础产业的新需求与发展，从而带动、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所以中小企业集群带来了区域规模的扩大，区域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聚集功能，使产业不断高级化，减少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提高区域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在此过程中，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使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退出，农村土地从小规模向大规模集中，可以改进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利用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虞城县南庄村的钢卷尺集群和长垣县魏庄镇的起重机械集群。

但实践证明，当聚集达到一定规模后将会出现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生态环境胁迫又通过人口驱逐、资本排斥、资金争夺和政策干预对城市发展产生约束。

2.区位特色和产业关联的联接效应

区位特色是国际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企业集聚的重要条件。中小企业集群自身具有的一些特征，如区位特征、资源共享特征使集群内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形成集群的特色和竞争优势。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在空间集聚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模仿的，这些具有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益，成为地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源泉。

同时，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一般都有一个主导核心企业，通过该主导核心企业的衍生、裂变、创新与被模仿而逐步形成中小企业集群。区域内的市场需求是某个产业或企业集群的触发因子，而中小企业集群的核心是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及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一个区域一旦有某个领域的产业或企业出现，随即与之相互关联、相互互补、相互竞争的原材料、零部件、零配件供应、产品制作、配套产品、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上、中、下游产业其外围支持产业体系的中小企业集群，就会在空间分布上不断地趋向集中。云集于区域的各产业、各企业，通过合作与交流，寻求规模经济；寻求比垂直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寻求互动式学习和创新；寻求在产业价值链上新的机会和更有影响力的位置。正是中小企业集群产业关联所发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强大的溢出效应，带动所在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3.企业家资源和信息的区域效应

企业资源的稀缺性赋予集聚更为重要的内涵就是中小企业集群中各成员的资源，从而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中小企业集群的投入要素特别强调企业家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育及其在发展中的协同效应。企业家资源将这些区域的软、硬环境整合、优化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到高级形态除了积极利用本地资源外，更注重外部资源、扩大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和中小企业集群的磁力和覆盖面，形成区域动态的竞争优势。外资在向本土产业聚集转移的同时，必然会带动区域内外的新企业在本土繁殖和成长，从而依赖本土产业聚集的强大吸纳力量，形成区域产业聚集和吸收外资与国际直接投资全球化即“全球—本土”双重聚集同所在区域信息业的耦合。

信息畅通是中小企业集群的又一优势。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充分化，无论是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均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原料和中间产品，或找到自己的买家，并保持较低的交易成本。中小企业集群的大量形成则要得益于集群内的网络支持和伙伴关系以及知识的创新和运用，它们构成了集群的高级要素，不仅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而且有助于激发技术发明与革新，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企业集聚丰富了信息资源，扩大了信息交流，提升了信息技术，促进了区域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业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将为区域经济的产业升级提供有力的支持。

4.连环创新和市场效率的区域效应

创新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存在吸引更多的企业不断学习和创新。集群内关联企业之间由于地理位置接近联系频繁，便于现场参观，面对面地聚会和交流，使他们能迅速了解市场需求和科技变化，有利于企业对市场和技术方向的把握，有利于相关企业合作创新。合作创新既可以分散创新风险，减少创新困难，又可加快创新速度。同时企业的创新成果易于为其他企业所学习和吸收，扩散更快，从而促进整个群体创新能力的提高。集群内企业之间激烈竞争，又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因此集群内企业具有更强烈的创新意识。而集群机制又为创新提供着有利的条件，创新者在集群内更容易找到创新所需要的人才、资金、设备和工具等各类资源。所以中小企业集群在学习与创新的动力、环境、组织等方面具有非常优势，这使中小企业集群往往成为创新的主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进步力量。

在中小企业集群区，无论是主产品的生产，还是附属行业的配套服务，都天然形成严格而精细的分工，因而降低了因转换生产加工环节而必须付出的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由于空间聚集，经济活动竞争性增强，市场变得日趋发达和完善，市场运行效率得到提高。市场运行的高效率才是区域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之源。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实践表明，聚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其国际竞争力也较强，产业高度集聚的地方，该地方的出口能力也特别强。

5.经济开放的区域效应

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开放经济有着内在的耦合关系。凡是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中小企业集群现象就较弱，即使有也几乎完全是资源性产业。经济的开放性构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的必要条件和环境基础，在开放经济环境中，中小企业集群可以发展的更快、更突出，国内外的例证都能支持这一理论。

总而言之，我们在发展中小企业集群时，要用哲学的辩证的思维分析，不仅要看到集群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正效应，更要密切关注集群对区域发展的负效应，要从战略高度合理规划当地的集群发展蓝图，采取相应措施，保证集群的快速发展及经济发展的向前、向上运动，防止和避免经济发展的向后的、向下的运动。

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需要一定条件。它作为产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特定的环境禀赋、人力资本、文化基因以及支撑产业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序运行的必然产物，是多种要素力量有机整合的结果。影响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主要因素如下：

环境禀赋包括环境区位和环境资源条件。传统中小企业集群最初的萌芽，往往得益于各地在自然资源（土地、矿产、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性优势。这是由于交通及其他相关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在选址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资源的供应是否便利。工业区位理论是韦伯（Alfred Weber）早在20世纪初期从降低企业成本的角度出发，来确定如何选择企业最佳区位而创建的一种经济学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把地理区位看作是企业开展竞争时的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原始动力。工业区位理论强调企业在创建过程中特别关注的是：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工业区位分布三者之间所形成的最优的成本分摊比例。正是这种分摊比例造就了相关产业的企业，出于节约成本的本能而聚集在一起的偏好，并使企业的发展在土地、水源和交通等资源的约束下，达到分工和区位分布的最佳均衡状态（王步芳，2004）。其中，以专业化分工效应来带动企业之间自发形成的集群现象的发展，是工业区位理论的核心内容。^[82]现在，越来越多的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基础和代表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迅速生长并壮大起来，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特殊得区位优势，如靠近大学和科研机构、本地能够提供产品生产初期所需要得原材料等。美国旧金山湾（硅谷）的高技术公司的原料投入就有很强的地方依赖，50%以上原料来自30英里以内的本地公司。绍兴县织造中小企业集群，就是在以城关镇柯桥为核心的方圆80平方公里范围内形成的。^[83]因此，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有中小企业集群的基础，则会吸引更多的新企业前来投资办公司，从而带来更大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共享集群内部的创新等优势。

人力资本因素。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能人经济”模式，它的形成是与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地方“能人”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商讲，地理位置和原材料对培育中小企业集群的影响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当地是否具备一批有创业冲动、善于经营的企业主。但从更深层次意义推究，任何一个中小企业集群，一定有最可宝贵的人才资源；地方能人不仅是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开拓者，更是整合家庭工业和创建中小企业集群的组织者。嵊州领带集群最初就是由几个外出打工的“能人”带回来的。

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还需要相关配套产业的支撑。要提高集群的竞争力，一是要形成集群竞争合作与学习创新的内在机制；二是要构建包括市场服务体系、技术开发体系、创新网络体系、政府支持体系等要素构成的集群外在支持体系。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集群持续发展的竞争基础。其关联机理如图5-8所示。^[84]

图5-8　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关键要素模型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发现，理论上对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已较完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也相当丰富。但关于二者的有机结合的研究尚停留在现象归纳层面，很不深入和全面。尤其是在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之后，对中部崛起的研究仅从国家政策和引进外资等外生性发展模式来考虑，这种发展模式容易产生“经济短期泡沫”，是很“虚”的增长，没有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如果考虑到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源动力，从微观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则有助于突破目前理论研究的“沼泽地”。故下文将通过对中部崛起战略中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的分析，为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新的思维框架；为中小企业家组织经济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部门建立针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在我国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同时，本研究与时俱进，在国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背景——中部崛起战略下，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对中部崛起战略的重大意义，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当前的热点问题，符合时代要求。并尝试将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与中部崛起战略结合起来，既是对中小企业集群理论在中国经济后进地区的运用，又是对欠发达地区发展道路选择的大胆探索，这无疑促进了中小企业集群、战略管理等先进理论与实际情况的结合，也为这些理论本身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

5.8.3　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

中小企业集群背后的形成机制，一直为外国产业经济学家所关注。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聚集在宫廷的那群富人，需要特别高级品质的货物，这就吸引了熟练的工人远道而来，而且培养了当地工人。”^[85]这里阐述的是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市场机制。

1.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实现机制

从动力源泉看，集群的成长机制可以归结为市场机制与成本机制等外部机制和集群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机制。①市场扩张机制。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市场被分割成规模有限的条块，由空间距离所决定的不完全竞争性质和就地供应市场的要求决定了厂商的数量有限，而有限的市场也抑制了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市场外部性难以体现，整个经济空间为众多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厂商和分散的规模有限的市场所覆盖。当交易费用逐渐下降，分立的小规模市场趋于融合，厂商和劳动力在更大规模的市场区域形成集聚。市场的扩大和厂商的集聚，导致加工各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等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出现。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下降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张，市场外部性逐渐提升。进一步扩张的市场支持更多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生产和开发细分产品，产业链不断分解、拉长，产品越做越精。市场外部性的显著提升，使得区域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形成“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效应，最终导致较大规模的中小企业集群的成长。②成本递减机制。聚集企业成本的高低，是直接决定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扎堆”能使各自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就有集中“群居”的激励。成本递减与市场一样是产业群形成的重要基础。企业的集聚，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直接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成本。其次，竞争对手的存在，迫使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改进产品与服务，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再次，竞争对手的集聚将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区域经济的外部性增强，企业成本下降。聚集企业的成本下降将激励更多的企业在本地出现，而更多企业的集聚将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企业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形成“企业集聚═专业化分工/区域经济外部性增强═企业成本降低═企业集聚”的循环累积效应，较大规模的集群形成。③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机制。集群具有完整性、开放性、环境协和性、协同性和复杂性等自组织系统的特征^[86]。通过系统思维方法其自组织过程如图5-9所示。

图5-9　中小企业集群自组织过程

菲利普·马丁（Philippe Martin）和吉安马可·奥塔维亚诺（2001年）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兼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缪尔达尔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由此，集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便可以通过其动力机制和传导机制来实现。①动力机制。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集群能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正面的经济效应，比如人口集聚带来的集聚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集群的特殊地理性和产业关联的区域带动效应；企业家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效应等等，其动力机制的原理如图5-10所示。

图5-10　中小企业集群——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②传导机制。集群的效应是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实现的。从大的方面来说，集群能够提升企业和产业的经济效益，而产业效益的提高必将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集群对企业和产业经济效应的提升则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实现的。

图5-11　中小企业集群——区域经济增长传导机制

图5-11中，集群对企业竞争力提升主要表现在：集群内企业由于使用公共设施，可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同时利用空间接近性节省了运输和信息传递费用；专业化分工还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合作和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集群合作创新，降低了创新风险。集群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集群实现了产业技术的创新，产业核心优势凸显，从而促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产业集聚的强大规模经济优势、持续创新动力促进下的产业更新升级等区域经济增长效应。

综上，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与区域竞争力相互促进。集群实现了市场扩张，运输成本降低，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利润空间扩大，从而集群内企业迅速成长，企业的成长壮大，带动相关支持产业和互补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地区经济的增长，地区经济综合实力壮大，地区竞争力自然提升。

2.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与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关系

结构经济学分析经济结构时，往往将经济结构分为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部门。所谓传统产业，是指食品加工工业、纺织服装工业、农林畜牧业、建筑建材业、机械设备工业、汽车工业、冶金工业等。^[87]可见，传统产业是相对于新兴的高技术产业而言的，一般来说，发展历史比较长、比较成熟，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都可以看成是传统产业。^[88]

中小企业集群，按照其主导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可分为低成本集群和创新集群。其中，低成本集群多为劳动密集型或劳动-资源密集型，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低，其产业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廉价的生产要素，如廉价的劳动力、靠近原材料产地，或者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等，并通过大批量生产来获取“薄利多销”的利润空间。典型的低成本集群如浙江温州的打火机集群、河北清河的羊绒产业集群、湖北彭场的无纺布集群、河南虞城的钢卷尺集群等。“创新集群”是OECD在“国家创新系统（NIS）”之后推出又一个重要概念^[89]，强调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各种要素的整合与协同。一般属于技术密集型或者技术—资本密集型，主要通过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产品设计、R＆D、营销、服务等对创新要求较高的高端增值环节来实现超额利润，并且在长期的协作发展过程中形成本地创新网络和社会资本。典型的创新集群如美国硅谷、芬兰的ICT产业集群。^[90]意大利的时装产业集群等。创新集群不仅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也发生在传统产业领域，它们与本地经济环境密切关联，形成嵌入地方的产业集群，是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实现地方传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91]

农区产业集群所属产业大多是所在区域的支柱产业。^[92]据调查，集群所在产业的产值占其所在区域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均在80%以上，占GDP的70%以上。这些专业村、专业镇的人口虽然大多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们收入的90%来自产业生产，而农耕则成了他们的“副业”。

5.8.4　中部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的制约因素及借鉴

中部地区如何崛起呢？这是中部六省地区亟待深思的问题。政策的边缘化只是中部塌陷的一个外部因素，中部地区在争取国家政策的同时，如何建立长期的自我发展机制、提高自生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首先我们来看中部地区存在的问题。中部六省大多是地处内陆的传统农业大省，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收入水平、居民消费类型和科技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除山西略有不同外），这是被实践证实了的。而中部六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但大大低于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而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均存在着工业发展水平低、农业比重大、乡村人口多、国有经济比例过大、中小企业数目少、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在中部六省推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是中部崛起的关键。而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实施集群战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浙江、广东等省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其重要原因就是能提高区域和企业竞争力的“集群经济”在起作用。目前，中部农区工业虽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并有接受东部产业转移的区位和资源上的竞争优势和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但中小企业数量较少，布局分散且各自为战、集群式水平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居多，总体的竞争力比较低。从浙江、广东两省的经验来看，在中部农区培育产业集群、构建中小企业网络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有效途径。^[93]而中小企业集群正是中小企业网络构建的最佳选择形式，中小企业集群式成长是中部崛起的有效模式。

中小企业集群为什么在江浙等地区能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极大地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并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及互动发展是怎样的？这需要从中部崛起的影响因素、集群的竞争优势特征以及国内外成功集群的经验去探讨，这无疑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1.影响中部崛起的因素分析

由前所述，中国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未能惠及中部，这是造成中部塌陷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外部因素。如今，国家虽然出台了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政策，但我们不能单单依靠国家政策来发展地区经济，我们要进行创新式发展，寻找中部崛起的新支点、新途径、新契机。中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有其雄厚的资源和传统文化基础，部分集群发展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具备了集群的基本功能，正在为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中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基础民营中小企业，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无论是规模、数量还是质量、效益都有不小的差距。如在河南省2003年非公有制工业企业100强中，大多是中型企业，大型企业只有19家。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的私营企业都超过了30万家，而河南省只有10多万家，河南省每万人拥有私营企业10家，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7家，并且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科技水平、产业层次还比较低；产业集中度、外向度和市场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对中部中小企业集群调研过程中，也发现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有些和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相比，问题还十分突出。

（1）企业集群多处于发展初期，尚缺乏必要的规范和指导

中部六省各地区，目前虽然也零星散布着一些历史形成的产业集群雏形，但多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企业集群。产业区内企业间既没有形成真正的专业化分工和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相互认同和协同关系，也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及支撑产业相互关联的互补作用效应，造成产业分工层次低，产业缺乏既竞争又合作的创新动力。

浙江省是国内企业集群发展比较成熟的省份。目前已形成了拥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集群519个，年产值6000亿元，占到全省产值的50%以上；平均每个县有3个产业集群。其中比较著名的产业集群有温州的打火机、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永康的五金等。这些集群的产业不是全国同行业最大就是最强，如温州市区的打火机占世界总产量的70%，产业集群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比较中部人口最大省份河南省，有特色的企业集群数量非常有限，在全省范围内仍处于星星点点状态，集群产值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过少，对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从资源条件和人口条件看，河南省和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偏低。但对于浙江、福建等省份来说，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属于我国最先开放的地区之一，与外界的接触广泛，人们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及自主创业精神。因此，这些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更多的依赖于自发形成，政策面的重视也只是在最近几年。对于河南这样的内陆省份来说，人们的思想大多偏保守，依赖性严重，商品意识及自主创业精神不足。这样，企业集群仍然寄希望于自主发展是不现实的，要有必要的指导和规范，以促进企业集群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发展。

（2）围绕各省区优势企业形成的企业集群数量太少

中部六省各地区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方性合作网络。各省大中型骨干企业大都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市和工矿城市，生产协作链条大部分甩在区外；而地方性中小企业产品主要在本地区寻找出路，很少得到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辐射效应。大中型骨干企业的远辐射性和地方中小企业的内向性导致了两个关联程度极弱的循环体系双轨运行，无法通过企业间的共生互补效应，来促进形成高度灵活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方合作网络。

浙江、福建等省份的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以自主创业精神为主要动力，很少出现以优势企业带动而形成的产业集群。这种现象同这些省份原有的经济结构也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前，长期定位在所谓的“前线地区”，国家在这些地方的重大经济建设项目非常少。因此，企业集群的发展道路一般是首先出现众多的群内企业，等发展一定规模，优势企业开始形成，并形成全国影响力。中部六省在这些方面又和这些省份很不相同，如河南省。因为在“一五”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河南也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在农机、轴承基础件、矿山设备、有色金属、纺织及建材等领域，建设了至今在全国同行业中仍居于前列的大型企业，如一拖、洛玻，中信重机、洛轴等公司；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市场选择，也出现了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如宇通、新飞、安彩、双汇、北方易初等。但围绕这些企业周围，除双汇外并没有形成大的产业集群，企业在地区内基本处于“一支独秀”状态。这些企业所处的产业，许多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具备以企业为核心或围绕企业周围形成产业集群的产业条件。究其原因，也许同地方政府过度支持地方优势企业，以及大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不够，从而间接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与此相反，有些企业的资源却为外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大支持，比如从洛轴流失的大量轴承人才，成为浙江武进等地的上千家中小轴承企业争相聘请的对象。因此，政府对地方优势企业的支持应把握一定的尺度，并创造一定的条件，鼓励相关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要过分防范和排挤可能出现的优势企业的竞争对手，比如康佳之后出现的TCL、创维及乐华并没有削弱广东的彩电业实力，相反使其在全国彩电业中的地位大大增强。

（3）产业集群层次低，竞争优势难持久

从集群的整体水平上看，中部六省绝大部分产业集群尚未发育成熟。主要表现在，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大多建立在低成本、低价格，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基础上；个体、家庭企业小生产管理方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仅工艺设备普遍较为落后，而且技术熟练工人匮乏、技术水平不高。企业集群的低层次使其竞争优势难以持续，目前中部六省有些地区企业集群的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出衰退的迹象。部分地区企业集群出现衰退的原因，主要是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并极易引发恶性竞争。从需求角度来看，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为主，因近年来内需不足问题的长期存在，这些集群企业要想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国内需求，难度很大；从供给角度来看，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导致中低档的纺织、服装、食品等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各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以成本竞争为主，集群内不可避免要频发“价格战”，严重影响了企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为避免出现这种后果，中部六省的企业集群要树立危机意识，注重提升产业结构水平，逐步改变低成本竞争策略，转而为客户提供独特而优异的价值和服务的“差异型竞争策略”。特别是应通过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举办商品博览会以及提供市场信息服务等举措，来创造培育企业集群升级所需的高级生产要素。

（4）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易大却难强

中部六省由于高素质人才缺乏、产业配套不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原因，中部六省企业集群大多尚未形成集群应有的创新机制。中小企业缺乏自主技术创新的人才、资金、体制和环境基础。产业发展面临着大而不强的隐忧。多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大多停留在低水平的往返式生产上，抗风险能力较差。不仅自主研发能力弱，而且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劳动力技能也普遍低下，制造业集群区出现严重的“技工荒”，不少企业存在“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的现象。随着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格，我国产业集群进行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力会变得更大。显然，失去创新动力的产业集群是不可能有持续发展能力的，这不仅指高科技产业群，即使是像食品、纺织服装业这样的传统产业集群，忽视技术创新，不重视采用高新技术，也必将在竞争中走向衰败。提高集群区的创新能力，既做大又做强产业，当前要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政府部门要搭建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建设包括社会化中介服务在内的区域创新体系；应以高新技术园区为重要载体，优化创新环境；大力支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证券市场上融资）；此外，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在集群区落户。

（5）地方网络残缺，企业根植性较差

产业链缺损，没有形成产业自身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中部六省轻工业及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发展水平低，从而形成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的技术断层，及原材料产品结构与加工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结构之间的严重错位，无法通过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互动和研发外溢机制来促进区内产业关联群的形成与发展。

中部六省企业集群集群中的地方网络是指特定区域内行为主体间的正式合作关系，以及他们在长期交往中所发生的相对稳定的非正式交流关系。地方网络的行为主体通常包括消费者、具有共通性和互补性的企业及其他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及政府等。传统产业集聚理论着重强调外部经济的效应，而现代集群理论却证明，地方网络才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重要内部机制。美国的硅谷就是一个建立在地方网络基础上的高技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体密切联系，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丰富多样的交流与合作，并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地学习和灵活地调整一系列相关的技术。因此，中部六省企业集群在促进集群发展，特别是通过引进外资或外省优势企业形成产业集群中，要注重通过完善地方网络，解决其“落地生根”的问题。主要包括：寻求区内各经济主体交流和互动的“胶”，促进集群区内本地企业与外来（外商）企业的整合，以增强地区性粘结或凝聚力；构建集群区学习型合作网络以提高集体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营造区域创新环境；要在集群中形成由中介服务机构、科技服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构建地方网络的重要环节。植根性好的产业集群会表现为一种区域品牌，从而会进一步强化集群的竞争优势。但要注意避免的是，地方社会网络下形成的家族制、准家族制企业关系，他们在促进集群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种排外的力量，并削弱集群创新的动力。

（6）企业外包意识差，分工及产业链不完善

大量研究表明，中小企业集群集群之所以形成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缘由，是集群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分工既包括产品上下游之间的纵向分工，也包括相关支持企业的横向分工，从当今国际经验看，“外包”是促进专业分工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目前，中部六省企业集群内企业的“外包意识”普遍较弱，大量“小而全”的企业在同一个集群中，尽管行业特色明显，但行业内部却缺乏细致的分工。多数产成品及其零部件都只在单一企业内部完成，而配套企业吃不饱。这样，不仅分工得不到细化，阻碍了产业链的延伸，而且危及集群的自我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集群区内企业偏好“小而全”，开展企业合作和联合较为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受传统思想制约，地域文化的局限，企业只知竞争不知联合外，更主要的可能在于整个社会信用的缺失。对合作伙伴的信用度不够，仅仅把信用限制在血缘或亲缘关系上，以致社会信用半径小，集群难于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通过外包等途径促进分工及产业链的完善，是中部六省企业集群亟待提升的重要方向。一方面要使企业认识到，致力于发展企业的核心业务和专长，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集群企业之间只有合作才有双赢，就像杜邦公司只生产原料，却为下道企业产品大做广告。它深知：只有下道产品好，面料和原料企业才会更好。另一方面要注重培育全社会的诚信意识，使失信企业付出高额代价。此外，企业要及时掌握国际商情和了解国内外企业的外包动向，在承接国内外外包业务中学习先进技术、操作理念和管理方法，也有利于弥补和加强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

2.国内外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成因与经验

从国际上看，对于产业集群发展十分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国家的政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都把公共政策重点转向了促进集群的培育、发展、升级和创新。国际上的一些经济组织如联合国工发组织、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等都设有欠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援助机构，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产业集群，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新西兰等国家都制定实施了国家产业集群发展计划。2004年2月法国国家改革及国土整治部、工业部、研究及新技术部出台的八大产业政策，前两条就是关于产业集群的。英国贸易与工业部与其他政府机构共同组建了“英国产业集群促进组织”。

（1）国外发达国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成因研究

根据马歇尔的考证，早在1250年就有生产集中现象的记载（马歇尔，1994）。在马歇尔时代，不仅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兰开夏等地出现了多个不同的产业集群，在德国的奥芬堡与海德堡也已形成了较大的印刷机械产业集群（波特，2002）。随着欧美一些国家陆续进入并完成工业化，产业集群在这些国家大量出现并成型。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小企业的发展。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统计，2002年美国共有2200万个小企业，占全美企业总数99.7%，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39%，产品销售额比重占54%，对外贸易额占全美出口总额的31%，从业人员占全美就业人数25%，特别是新增就业岗位的75%是由小企业提供的。2004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代表政府提出了674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其中帮助小企业发展是单列的重要内容。该方案使小企业在投资新设备上所获得的最大优惠从25000美元增加到75000美元。他认为，小型企业是美国经济的命脉，唯有振兴小企业才能振兴美国经济。

美国小企业局（SBA）成立于1953年，目前SBA每年提供的各种组合贷款、债券担保以及救济贷款高达450亿美元，另外还有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是美国最大的对小企业的独立融资机构。私人经营的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ies，以下简称为SBICs）是美国政府与私人机构的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小企业在资金筹措方面的空缺。由于政府的积极促进，在1958年到1969年的11年间，SBIC项目对新创立的小企业的资金供给高达30亿美元，超过同期私人风险投资的3倍，可见政府扶植的巨大作用。SBICs的运作流程如下图5-12。

图5-12　美国SBICs运作流程示意图

目前，全美国的2500万个小企业雇用了50%以上的私人劳动力。GNP的一半以上由小企业创造，全美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由小企业提供，67%的劳动力的初次就业和最基本的职业训练也是由小企业提供的；同时，由于SBA的促进，近20年来，美国小企业保持了全美最低的破产率。由众多中小企业形成的产业集群构成了美国经济的命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380个产业集群就生产了全美接近60%的产出。美国不仅在底特律有20世纪20年代就已形成的汽车产业集群，更有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80年代成型而被誉为“经典产业集群”的加州硅谷IT产业集群。美国绝大数州都有一个或多个某类产业集群。

日本500多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数占99%。（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规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本金1亿日元以下的工矿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资本金3000万日元以下的商业批发企业，以及从业人员50人以下或资本金1000万日元以下的零售业属中小企业）。中小从业人员4200万人，占整个企业从业人员数的78%，占日本总人口的1/3。中小企业在推动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人均收入进入世界前5位等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

意大利是美国之外产业集群发展得最成熟，且特色明显的国家。意大利每年200多亿美元的出口额主要由66个产业集群生产。在1996年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就有199个，分布在15个州。意大利的产业集群主要是消费品产业集群，也有一部分资本品产业集群。2002年，威尼托大区按照地方法律认定了区域内的15个各具特色的产业区和4个子部门，主要的产业有纺织品/服装、家具、室内装饰品、冶金和机械、眼镜产业等。其中，纺织品集群有69个，占34.7%；皮革与鞋业集群27个，占27.3%；家具业集群39个，占19.6%；机械业集群32个，占16.5%；食品业集群17个，占8.6%；此外，还有金属制品集群1个、化学制品集群4个、造纸与印刷集群6个、首饰集群4个。^[94]意大利产业区可以称为基于创新的产业集群（2004，王缉慈）。与高新技术产业区主要通过加强研究与开发实现创新不同，基于创新的产业区主要通过知识密集的产业服务，使产品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和知识特性，从而赢得竞争优势。

表5-11　意大利产业区分布

资料来源：Howkins，John.2001.The Creative Economy.London：Penguin Press.

表5-12　意大利产业区企业平均规模

资料来源：Howkins，John.2001.The Creative Economy.London：Penguin Press.

德国产业集群出现的时间仅晚于英国。早在19世纪初就在海德堡附近出现了印刷机制造产业集群。

（2）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状况

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集群也在不断涌现。如亚洲的印度、印尼等国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集群。拉丁美洲企业集群的发展历史比较短，集群也并不是很多，但企业集群的发展计划却是惊人的，几百个区域政府，大约15000个城市，几乎都有集群发展计划。比较多的有秘鲁、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牙买加等国。在非洲，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等国也都有集群存在。南非的企业集群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并且是由中央政府机构发动的，而地方政府却缺乏积极性。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例如波兰、匈牙利、克罗的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也都在积极地发展中小企业集群。

（3）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及规律

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源于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一些市县如深圳、珠海、中山、顺德、南海、东莞等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本地在海外、港、澳的众多亲朋回乡开展“三来一补”业务，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一些专业品镇。在浙江、福建、江苏、河北、河南、江西等很多省份都有分布，其中以浙江省和广东省最为集中。浙江和广东两省对集群的发展十分重视，而类似集群的现象在我国分布已经非常普遍，如河北唐山的钢铁业、福建省晋江的鞋业、四川省重庆市的摩托车制造业、河北省清河县的羊绒加工和文安县的木材加工业、河南省堰师市翟县的针织业、江西省万载县和湖南省浏阳市的花炮制造业等都呈集群状分布。

其一，广东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格局。近年来，广东省产业集群发展迅猛。以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为主体，形成了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经济规模近4000亿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区；在珠江西岸形成涵盖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等地，经济规模达1000多亿元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使电子信息产业和电器机械制造业成为广东的第一二大产业，同时名列全国首位，并带动了全省产业优化升级。2003年广东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0031亿元，占全省工业比重的48.3%，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6.5%。与此同时，以传统产业包括纺织服装、建筑材料、食品饮料、玩具等为主的产业，依靠集群的优势，也得以进一步发展。产业集群经济的发展，使广东省九大支柱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逐年提高，有力支撑了全省工业的快速发展。2004年九大产业的产品销售收入14939亿元，占全省工业的比重达到了71.96%，占全国同行业比重的5.98%。

表5-13　广东省部分专业镇及其特色产业

广东全省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30多个专业产业区。特别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四分之一。深圳市形成了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群，佛山市发展成为广东省最大的电器机械生产基地，石湾的陶瓷，南海西樵的纺织，顺德区龙江、乐从的家具生产及销售，都形成了研、产、销一体的产业集群区域。中山市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布局：古镇有灯饰企业近2500家，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灯饰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是世界四大灯饰专业市场之一；小榄镇的小五金制品及音响、沙溪镇的休闲服装、大涌镇的红木家具等，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在东西两冀及山区，也形成了产业集群发展的好势头：云浮市云城的石材、潮州枫溪镇的陶瓷、汕头澄海的玩具、潮阳的服装和化妆品、茂名怀乡镇的竹编等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珠三角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全国26%，2001年，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3043.86亿元，电气机械产业产值1327.69亿元，机电产品出口500多亿美元（占全国45%）。重要原因是集群经济的发展，在电子信息产业、电气机械制造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形成了产业配套能力。这些产业集群，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形式。

广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技术、品牌和市场为主的产业集群服务平台，产业的竞争力和根植性逐步得到提高。在产业集群发展较早的地方，各地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扶持，已经从单纯的减地价、提供政策优惠的简单扶持，逐步向提供技术、品牌、信息、市场、融资扶持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转变。如中山小榄建立了汉信快速成型技术服务中心，引进国外先进的快速成型设备，解决了中小企业因缺乏技术和设备导致五金制品模具不过关的难题。中山古镇建立了中山市照明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重点解决灯饰产品质量标准化问题，使古镇制造成为灯饰质量保证的代名词。中山沙溪则把服务平台的焦点聚集在名牌产品的创造上，建立了服装设计开发技术中心，为企业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并吸引了张肇达、刘家强、赵彦伦等华裔服装设计师来沙溪，力求改变以生产OEM产品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局面。在南海西樵，创办了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示范区，为纺织企业构建具有“五大支柱”功能的公共服务平台（“五大支柱”为：开发创新、咨询培训、质量检测、信息化、第三方物流与电子商务），从而促进纺织产业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其二，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势头迅猛。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浙江号称“百工之乡”的温州，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一些农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转办家庭工业，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些专业品镇。如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标牌集群、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集群等。温州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浙江省其他地方纷纷效仿，在浙江迅速崛起了一大批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品镇。如诸暨市山下湖镇的珍珠集群、诸暨大唐镇的袜业集群、湖州市织里镇的童装集群、杭州的女装集群等。目前，浙江年产值10亿～50亿的民营企业群落有118个，年产值50亿到100亿的民营企业群落有26个，年产值100亿以上的民营企业群落有3个，其中53个区块产值占国内市场占有率30%以上，很多都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专业生产加工出口基地。例如，占世界总产量70%以上的防风打火机集中于温州的鹿城区和瓯海区，海宁的许村、许巷的装饰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5%以上，永康的衡器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等等，举不胜举。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浙江有336种进入前10名；56种特色产品产量占全国第一；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浙江4000多家民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近万家个私企业从事出口商品加工，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的150个国家和地区。

浙江中小企业集群已经形成较大的经济规模。2001年，浙江省产业集群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2002年，江苏60个产业集群的产出规模达到2566亿元，占全部中小企业产出总量的19.2%。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命名的29个纺织特色城（镇），全口径合计的纺织工业总产值2378亿元，占到全国纺织工业生产的1/6。一些产业集群已经成长为相关行业的产业基地，产品外向度不断提高。二是覆盖到大部分的传统行业。浙江省800多个产业集群经济（又称块状经济），分布于纺织、制衣、制笔、电器、机械制造、医药等175个大小行业。目前，化纤、纺织、丝绸、服装、制鞋、电子、信息、医药、塑料、汽摩配件、精细化工、五金制品等，是出现产业集群最多的几个行业。三是以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为构成主体。以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子产业集群为例，积聚了相关企业3500家，从业人员5万人，每个企业平均仅14.3个人。当然，产业集群机制并不排斥出现大型龙头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龙头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

采取中小企业集群集聚方式来提高区域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区域，而且出现了其他区域的企业向产业集群区域转移的势头。对大多数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群。我国已经进入到产业集群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我国乡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以浙江省为例，产业集群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了城乡之间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形成了人口和生产要素向产业集群中心或城镇积聚的趋势。1978年全省有建制镇167个，2002年增加到824个，小城镇镇区人口超过1000万，占全省人口的1/4，转移农村劳动力近300万人，占小城镇就业人口的30%，这些小城镇的GDP占浙江整个农村GDP的80%以上。产业集群发展为农村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浙江经济实际上描绘了我国未来农村城市化的美好前景。

表5-13　浙江省各地市专业化产业区的部门结构及典型专业化产业区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朱华晟博士论文，2002年。

其三，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格局。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大批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纷纷走出原单位，在一些高校与科研单位集中地区周围创办企业，形成了一些高技术产业集群。其中，发展得较好并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中关村IT产业集群。1980年10月中关村诞生了第一家高技术企业，到1987年底中关村1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聚集了148家高技术企业，其中97家为电子信息技术企业，占中关村企业总数的65.6%（杨荣兰，2000）。到2004年，中关村规划占地面积217平方公里，企业总数突破1万家^[95]，并脱颖而出了联想、方正、紫光、同方等一批在国内市场居领头地位的大型IT企业。

2.国内外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结论与对中部崛起启发

国内外实践证明，将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中小企业政策的重要载体，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投资环境，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中小企业集群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小企业集群的空间集聚优势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加以分析：首先从纯经济学角度看，主要着力于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认为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并伴随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利润，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形成产业集群价格竞争的基础；其次从社会学角度看，主要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认为建立在共同产业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基础上的经济网络关系，可以维持老顾客，吸引新顾客和生产者前来；第三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研究集群如何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实现产业和产品创新等。在世界经济地图上产业集群区域都显现出异乎寻常的竞争力，其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成本、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区域营销以及市场竞争优势等方面。产业集群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大多数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中小企业集群。我国已经进入到中小企业集群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是我国乡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国内外的产业集群实践启示我们：

（1）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从国际上看，对于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十分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国家的政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都把公共政策重点转向了促进集群的培育、发展、升级和创新。国际上的一些经济组织如联合国工发组织、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等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产业集群对于欠发达国家消灭贫困、发展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新西兰等国家都制定实施了国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计划。2004年2月法国国家改革及国土整治部、工业部、研究及新技术部出台的八大产业政策，前两条就是关于中小企业集群的。英国贸易与工业部与其他政府机构共同组建了“英国产业集群促进组织”。

从这一方面看，我国缺乏对中小企业集群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深入研究，在各级政府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尚未对中小企业集群现象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形成专门的集群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为此，建议中部六省要加强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和政策引导。

（2）加强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和政策引导。我国中部的中小企业集群基本上都是自发形成的，集群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未能及时纠正，理论研究严重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部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中部一些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或招商引资中，也没有把中小企业集群作为重要战略，陷入了盲目搞工业园区的误区。建议对中部的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一次系统调查，绘制出我国中部的主要中小企业集群分布图谱，为我国中部的中小企业集群的管理与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在中部召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集群发展研讨会以及经验交流会，推动中部的中小企业集群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为农村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强大动力和物质基础，浙江经济实际上描绘了我国中部未来农村城市化的美好前景。

（3）将中小企业集群作为实施中部中小企业政策的重要载体。中小企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组织形态，它既有产业属性又有区域属性，同时它的微观构成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积聚成群”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应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中小企业量多面广，扶持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更为有效。因此，依托中小企业集群实施中小企业政策、建立各类服务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依托中小企业集群开展创业基地建设，可以增强创业辅导、创业扶持的针对性，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4）将为中小企业集群的中小企业提供特色公共服务作为地方政府转变职能的切入点。特色产业是一个地区长期发展形成的、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也往往有益于特色产业的发展。忽略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盲目效仿发达地区的开发经验，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区域经济尤其是县及县以下经济，首先应该是特色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已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的职责不仅是培育和发展大企业，而且还要扶持和帮助小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服务职能，突出地表现在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的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提供的公共服务上。要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集群，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显得十分必要。

（5）加强中小企业集群服务体系建设。在推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帮助集群发展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自组织体系。要以中小企业集群为依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支持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中心、科技开发中心、检测中心、试验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网络中心、融资担保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服务组织，正是政府部门应尽的责任。应该值得注意的是，促进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结合的方式，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各类服务机构、骨干企业共同参与，国家要加大对非法人机构的财税支持力度。

【注释】

[1]李欣广：《可持续区域经济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贝尔蒂尔·俄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1页。

[3]Ю.Γ.萨乌什金：《经济地理学：历史、理论、方法和实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3页。

[4]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5页。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6]孙久文等主编：《中国区域经济与地区投资实务（理论方法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4页。

[7]R.Ver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pp190-207.

[8]陈刚：《接受产业转移 促进经济发展——对欠发达区域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思考与运用》，2001年第3期，第32～34页。

[9]张阿玲、黄伟、张晓华：《地区经济差距根源的区际产业经贸关系实证研究》，《财经研究》，2005年第3期，第109～125页。

[10]魏后凯：《重构“十一五”区域经济版图：应采取4＋2战略》，《上海证券报》，2006 年2月6日。

[11]李新安：《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和产业主动调整的方向与对策》，《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2]陆大道：《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区域响应》，《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年第3期，第8～12页。

[13]陈修颖：《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初探》，《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年第2期，第65～69页。

[14]Friedmann 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e：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Poston：M.I.T.Press，1966.

[15]Rostow W 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16]Isard.Methods of Regional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cience［M］.1960.

[17]周志龙：《台湾都市及区域发展之变迁》，《城市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14页。

[18]陈修颖：《湖南省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研究》，《经济地理》，2001年第4期，第394～398页。

[19]李晓帆：《生产力流动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覃成林：《中部地区经济崛起战略研究》，《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

[21]唐路元：《2004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经济动态》，2004年第10期。

[22]周绍森等：《论中国中部崛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23]李本和、赵家俊：《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网络建设及其协调机制》，《理论建设》，2005年第2期，第47～49页。

[24]李新安：《区域利益与我国经济协调发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25]李新安：《区域利益与我国经济协调发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26]董畅岩、王振、王春利：《“中部崛起品牌”河南食品工业唱主角》，《大河报》，2006 年8月4日。

[27]郑鸣：《江西食品工业上半年列六大支柱产业第三位》，《江西日报》，2006年7月31日。

[28]2005年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http：//www.chinapec.com.cn/websites/new/sjtj/s002.htm.

[29]陈光金：《块状民营经济的经济社会效应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2期。

[30]《2005年1000家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10月12日。

[31]《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成本加大》，《资源环境压力未减》，《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7月31日。

[32]卢福财：《促进中部崛起的六大战略重点》，《光明日报》，2006年7月31日。

[33]本研究着重考察的是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内部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而对地区差距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作为考察的重点。

[34]沈正平、刘海军、蒋涛：《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探究》，《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5期。

[35]Piore M.and Sable C.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M］.New York：Basic Brooks，1984.

[36]Schmitz H.，Collective efficiency：growth path for small—scale industr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5，31（04）：P529-566.

[37]王慧英、季任钧：《基于区域经济角度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改革与战略》，2005年第4期，第95～96页。

[38]仇保兴：《中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9]谯薇：《中小企业集群存在与发展的理论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4～8页。

[40]陶金国：《论中小企业集群的营销优势》，《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11期，第75 ～78页。

[41]王慧英、季任钧：《基于区域经济角度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改革与战略》，2005年第4期，第95～96页。

[42]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3]谯薇、汪文清、宗文哲：《论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动因及方式》，《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8期，第61～64页。

[44]陈光、杨红艳：《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分析》，《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第6期，第69～74、105页。

[45]任熹真、陈红霞：《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优势与发展研究》，《理论探讨》，2006年第3期，第78～80页。

[46]陶金国：《论中小企业集群的营销优势》，《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11期，第75 ～78页。

[47]谯薇：《中小企业集群存在与发展的理论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4～8页。

[48]谯薇、汪文清、宗文哲：《论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动因及方式》，《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8期，第61～64页。

[49]陈光、杨红艳：《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分析》，《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第6期，第69～74、105页。

[50]李超：《从企业最佳规模理论看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乡镇企业研究》，2006年第7期，第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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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王慧英、季任钧：《基于区域经济角度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改革与战略》，2005年第4期，第95～96页。

[55]朱永华、李耀水、赵永刚：《传统产业型中小集群优势形成机制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年第8期，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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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傅京燕：《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及其决定因素》，《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29～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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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张海燕：《关于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思考》，《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7期，第167～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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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孙婷、王国华：《政府政策推动与湖北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研究》，《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8期，第27～28页。

[66]吴喜雁、孙婷：《武汉城市圈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研究》，《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8期，第226～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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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沈菊花：《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慈溪市家电产业为例》，《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9期，第207～209页。

[71]汪少华、俞超：《浙江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商业时代·理论》，2005年第5期，第76～77页。

[72]吴强军：《乡镇企业成长与中小企业集群化实证研究——以浙江省海宁市皮革产业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6期，第48～51页。

[73]管福泉：《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商业研究》，2004年第3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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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李渝萍：《广东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模式与经验启示》，《企业经济》，2006年第7期，第5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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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张炳申、马建会：《珠三角中小企业集群化成长的问题与对策》，《南方经济》，2003年第10期，第49～51、58页。

[79]李二玲、李小建：《论产业集群的网络本质》，《经济经纬》，2007年第1期。

[80]李二铃、李小建：《农区产业集群、网络与中部崛起》，《人文地理》，2006年第1期，第61页。

[81]刘孟达：《区域经济发展新空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82]何卫刚：《基于区位及产业集群理论的机理分析及其影响》，《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2期。

[83]刘孟达：《区域经济发展新空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84]胡宇辰：《产业集群支持体系》，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85]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上卷，商务印书馆。

[86]王进富：《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观研究》，《价值工程》，2007年第10期，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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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肖广岭：《创新集群及其政策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0期，第51～54页。

[90]骆静、聂呜：《创新集群及其分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年第3期，第27～30页。

[91]宁钟、司春林：《创新集群的特征及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中国科技论坛》，2003年第5期。

[92]李二玲、李小建：《农区产业集群、网络与中部崛起》，《人文地理》，2006年第1期，第62页。

[93]李二玲、李小建：《农区产业集群、网络与中部崛起》，《人文地理》，2006年第1期。

[94]钱平凡：《产业集群发展的国际经验》，《国研网》，2003年。

[95]资料来源：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委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