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人性假设理论的演变过程

导　论

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虽然由西方最先提出，但是其思想渊源不得不追溯到古代。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特别是先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础，因此，研究先秦时期我国的人性假设，对于当代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的演变及发展趋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说，由先秦开创的经过系统化的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是完全建立在一种内在于心的、符合人本质的一种全新的人性假设，它是向内、向上的寻求，同时又向外、向下进行实践，这种管理思想不是对管理科学的消解，相反它为现代管理思想提供了理论源头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管理，作为生产力的关系性要素，特别是作为提升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国内，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可以说很多，也很杂。说多，是由于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管理思想，因而随着西方管理所呈现出的巨大生产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必然引起人们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关注，但是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所采取的立场各异，因此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切入点、内容的取舍以及方法的运用，就必然表现为多。至于杂，则是由于中国管理思想十分广阔，也非常庞杂，人们根据自己的境况各取所需，就使得目前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良莠不分，既杂又乱，名为百家争鸣，实为鱼龙混杂。但是，就目前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从总体说越来越呈现出好的发展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管理所遭遇到的困境，不得不寻找管理思想发展的出路；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使大多数人看到了西方管理所固有的种种弊端，那种把人当作管理对象谋取更多利润或把人作为使用的工具和手段的做法，越来越背离人的本质，不仅使被管理者陷入非人的境地，而且管理者也被当作完成某一特定目标的手段，从而找不到自己的家园，仿佛被世界抛弃。因此，人们开始了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物质利益极大满足已不能代替人的全部生活，管理思想如果不从控制、利用中走出来，必然成为完成某种目标的附庸。

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才催生了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如刘云柏早在1990年就写过《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对中国主流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书中通过儒家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和特征进行了研究，同时还与西方管理思想进行了比较，从而更加突出了中国管理思想的特殊性。作者还对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思考。应当说，作者这部书的研究是比较严谨的，也是有一定特色的。其不足之处就是显得过于凌乱，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给人的感受不深刻。究其原因就是作者仍然是将中国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工具，而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吴照云主编的《中国管理思想史》，对先秦以来中国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是目前继苏东水所倡导的“人本管理”、“人德管理”、“人为管理”之后的最为系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史，只不过该书只完成了第一部分。成君忆在《管理三国志》这本书中，将管理思想分为“园丁管理学”和“渔猎管理学”两种性质不同的管理，其代表的是两种文化，即“园丁文化”和“渔猎文化”，并宣称刘备就是“园丁管理”的代表，而曹操则是“渔猎管理”的代表。这种划分虽然过于简单，但对于启发人们对管理学的文化底蕴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成君忆在书中所简述的某些观点不免有些附会，其论证也欠科学，究其原因，正如作者所提出的那样，在论证某一种文化的合理性时，已经有一种文化在起作用。正是由于立场不同，因此对管理学的认识也必然不同。然而人则不同，恰恰在于他具有记忆的能力，背负着过去的压力。关羽对刘备的忠心与其说是刘备的“园丁管理”的结果，不如说是关羽所背负的过去的压力，一种文化传统的结果。对中国管理思想的解读，无论是儒家、道家、墨家的入世也好，还是佛家的出世也罢，或者是兼有儒释道的理学，在目前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规律的研究，往往将研究停留在管理方法上，而不能更好地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而这正是中国管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当人们一谈到中国管理思想时，都会说中国管理思想博大精深，但是一旦再进一步追问时得到的大都只是零零碎碎的回答而已。这也是目前众多中国管理思想研究的主要现状。造成这一主要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研究者的路径不无关系。一是研究者要么从所谓的现实出发，将中国管理思想归结为某种“术”，这种研究的路径，最终必然流于形式；二是简单地将中国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进行对比，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出现两张皮的情况，即脱离了中西方文化的背景空谈中西方的管理思想；三是以偏概全，将中国管理思想中的某一方面任意夸大和附会，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四是兼收并蓄，将历史上所有的管理思想罗列起来，认为这就是中国管理思想，而实际上所谓的全也只是相对的，并且也不能够很好地将中国管理思想发扬光大，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较为全面的中国管理思想概览而已。

在对人性假设方面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道德人的直面认识只是从“性善”还是“性恶”上入手，甚至用孟子与荀子直接相对比，而不知道孟子与荀子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性”的，二者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同一个“性”。还有人认为法家也是从“性恶”出发的，其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没有找对路径，法家不是出于儒家，而是根源于道家，是从“齐万物”而来的，正因为“齐万物”，才会出现用法、术将万物归一，从而抹杀了万物的特性，凸显了管理层面的强制性、同一性，这也正是目前西方管理科学理论的困境之所在。总之，目前国内对于人性假设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道德人的人性假设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个别论述的层面上，还没有达到系统地加以挖掘和深入地研究的水平。

国外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东方国家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现代管理理论虽然运用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运筹学等，相继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科学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等，虽然充分考虑了环境的影响，并把环境看作是一个系统的、变化着的复杂体系，但从根本上没有触及人的本质问题，依然停留在人以外的“对象性”上。像数量科学管理学派和计算机管理学派，在对人的管理方面不但没有克服过去管理科学中的机械性，反而更加工具化了。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现代管理科学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如上所述，道德人假设确立可能是管理科学创新的一个关键点。

二、研究意义

（一）西方管理思想的困惑

管理作为生产力的一种关系性要素，恰当的、合理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必然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任何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如果脱离了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无视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无限制地去追求一个既定的、人之外的目标，而把人这个最本质的东西抛在了外面，沦为手段和工具，最终这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带来种种危机。西方管理科学，因为它过分看重了科学与理性的功能和作用，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充斥管理科学中，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管理学上的形而上学。

随着人们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认识能力的增强和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的那种以控制、操纵为主的管理思想，使现代生活充满了紧张感，使许多人感到工作的巨大压力，虽然满足了物质的消费，但是却已经明显地感受到自我的丧失，使人性在世界当中已经不再拥有一种家园感。这些表明，西方管理思想已经越来越走向了一种末路。虽然现代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借鉴了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管理思想，尤其是东方管理思想，如对管理对象赋予人格、人性化的管理思想，但就总体而言，西方的那种将被管理者当作对象、当作实现其管理目标的工具，向主体以外进行无限制索取的管理思想或管理模式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总之，西方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科学与理性，真正开端于泰勒制的管理模式，以控制为手段，以取得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科学模式为方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西方的管理思想可以说对造就西方文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获取巨大财富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西方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如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以至于人的全部生活目的在于追求一种外在的对象化，将人看作是物质、金钱，把人的价值等同于他所拥有的财富多少、官职的高低，全然不顾人之为人的本质，所有这些与其管理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现代西方管理思想面临着各种困惑。

（二）中国管理思想研究状况的反思

“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需要历史，这是为了生活和行动的目的。”我们如果不知道昨天的意义，就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中国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有待于人们深入挖掘，然而目前国内对其研究可以说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在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中所采取的立场存在着问题，如有的论者将中国管理思想看作是处世之道、发财之路、升官之术，甚至等同于“厚黑学”，抛弃了中国管理思想的真正精华，因此也无法将中国管理思想上升到对人类的管理思想做出贡献的高度。二是研究中国管理思想往往侧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而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又侧重先秦管理思想，这种研究忽视了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既不全面，也不科学。三是有人提出了东方管理学，将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对立、比较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东方与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就已经交融，如毕达哥拉斯就曾到过东方，接受了不少东方思想，而东方管理思想本身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四是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不系统、不充分、不全面。现代人在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时，往往借助中国某个特定时期的特定文献，任意加以附会、演义，如道家的管理之道、法家的管理之道、儒家的管理之道、红楼梦管理学、三十六计管理学，充其量只是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难上升到科学研究的层面。鉴于中国管理思想研究现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中国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迫切的。把中国管理思想的精华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一个从事管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另一种现象就是忽视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认为管理的最先进的思想来源于西方，尤其是来源于美国。这种思想必然导致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将西方管理思想形而上学地移植到中国的现象，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严重脱离了中国本土文化，无法形成中国自己的管理思想，也无助于中国的管理实践。另外，在世界管理思想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中国学美国，美国学日本，日本学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为什么中国的管理思想不能很好地在我国形成并具有世界意义的管理思想，出现具有领先意义的管理企业呢？如我国的儒家管理思想，其家族式管理在日本能够形成较强的凝聚力，而在我国则往往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等，这也是需要我们加以探索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管理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将西方的管理思想完全抛弃。我们说，从总体来说，西方管理思想仍然是目前最先进的，当然也是存有问题的。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宏伟的事业，其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创新既包含理论创新、观念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也包含管理创新。而创新离不开中国实际，离不开中华民族深厚而博大的文化，管理创新离不开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就要求我们科学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确地对待中国的管理思想。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将所谓的“处世之术”、“生财之术”、“升官之术”当作精华加以推崇。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国管理思想，就要对中国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肯定又否定，不夸大不缩小，为中国管理思想，乃至为世界管理思想贡献一份宝贵财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无论是从中华文化的弘扬方面，还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研究内容

本书分为八个部分，由导论、六章和结语构成。

导论

近代管理科学面临着困惑。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人们在追求管理的最大效益的同时，依然感受到人自身本质的丧失，甚至使人异化为技术的附庸，使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原本属于人的本性，从而造成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特别是先秦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基础，确立了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可以说，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是完全建立在一种内在于心的、符合人本质的一种全新的人性假设，它是向内、向上的寻求，努力提升人的人格，追求一种“仁德”，在此基础上再向外、向下进行实践，既主张自由，又提倡平等，从而避免了工具理性。这种管理思想不是对管理科学的消解，相反它为现代管理思想提供了理论源头。

第一章　人生与人性

生与性紧密相关，生即是人生命的延续；而生命的延续过程所具有的“能力”、“欲望”、“本能”就是“生”之“性”，所以生又是性的载体。生从何来，道生之，德蓄之。性是生之本质，又是生的本能。如何知性全在于“心”，因此，性从心，尽心知性。在生命中，人知道性之本能，性之欲望，因此人自觉有其性。所以说，生之谓之性，即性是生而即有的。情乃生与性的外在显露。无生与性便无情，情虽然根源于生与性，但情却与外在的东西发生直接接触，容易受到干扰和引诱，因此只有做到情发必须根据于“心”，才能避免情脱离开性，这样才能使情合乎世理，也即率性之谓道。所以说，古代的人性假设是一种由“内”而生的理论体系。

第二章　道德人的开启

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人文精神的出现为人性假设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我国人文精神虽然也讲理性，但理性的内涵不同于西方的向外发展、向下发展，而是在于向内发展、向上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讲究的是内在的“功夫”，而不是触及外物对象的功夫；中国的人文精神虽然也是从神学而来，但却不是批判为主，而是以承继为要。对神秘力量的皈依是最初人类的共性，但到我国先秦周人以后，注入了人的自觉精神，启发了中国特有的人文关怀。周人的“天、帝、天命”的概念使人性显示出来，其来源在于“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启迪了人的精神自觉，使人不再过分迷恋“上帝”。这在商人虽然看到了，但并未有此自觉，而周人既看到了，又具备了这种自觉，并由“天命靡常”而引出“以德配天”，从而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和人的主体自觉，以与天相应。所以说，在人性假设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人性。

第三章　道德人的初步形成

价值客观促使了道德人的初步形成，中国人文精神注重人的现世生活，由外在的行为追溯至人的内心，归结于人的主体自觉。用“智”、“德”指导人们的行为，使行为在“德”行之内，给人带来好处。但这里价值观并非主观而是客观的，给人的好处的不是个人，不是私心，而是“直心”，是“从直从心”。最初的天人关系则表明“小民受命于人”，而王则由自己的祖先作中介，这实际上就使得中国人民与天的关系更为接近，经过周人的“道德人”的建立，从而形成了“民即为天”的思想。即通过民的生活来知天保命，人民的意向成为天命的代言人。这样宗教就不断向上提升而发展为一种“伦理道德”精神，中国的人文精神照出人民存在的价值，即民本思想。当然，这种“道德人”仍然根源于“天”，为天所命。客观价值的确立，突破了管理科学中“人类中心论”的羁绊。

第四章　道德人的确立

没有人的主体性活动，便无真正的道德可言。中国古代宗教伴随着主体性价值的彰显逐渐消融在人文精神中，从“天之丧我”到“民之丧我”，再到“我之丧我”，反映出了统治者自觉反省的不断演进。儒家道德人假设是从春秋时代孔子开始的，其基本进路也是由他奠定的。孔子继承了上古特别是周人传统的人文精神，使“礼”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儒家道德在于“内”，根源于“性”，来源于“命”，但“命”给予人以后，“性”便获得了独立地位潜藏在人的主体之内，与命再无关系。“道”是人人共由的道路，是性之显现；“德”是道之行为。所以说，道德人的人性是从内向外、从下向上的自觉功夫。道德人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一，打破了人的等级限制，使之转化为品德上的君子与小人；其二，打破了统治者特权，使所有人均接受良心的审判；其三，打破了种族偏见，对所有人都给予平等对待；其四，开辟了内在人格世界，以前的道德，或作为行为，或作为人的标准，都是人“心”之外的表现，即所谓的表象，都是在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所比定出来的，严格地说都不是发自于内心的道德良心，多是为他人而言而行，在道德层次上也是肤浅的，并多半是强制而非自觉自愿的，因此不能算是有意识地开辟了一种内在的人格世界。道德人是人的内在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因为客观世界，是“量”的世界，是平面的世界；而人格内在的世界，却是质的世界，是层层向上的立体世界。孔子用“仁”、孟子用“性善”来表达这个世界。这样，就把外在的“礼”，之所行的“德”，还有人之“性”向外的诉求，皆返回到内心上来，返回到一个“仁心”、“善心”上来，无仁心、善心便无礼，便无德，也就丧失了人之本“性”。孔孟向内去追求的价值思想，是对知性、科学的一味地向外、向客观世界探求的反叛。中国传统思想所强调的向内、向上追求的思想，是作为一种动力和基础，其向外、向下的一种实践的人生活动，对当前的管理科学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和现实的实践意义。在儒家的管理层中，并不单纯地将管理定位于管理者，而是由被管理者从内心深处理解和自觉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职责，以取得管理所要求的行为结果，从而使管理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而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强制力量。

第五章　道德人的扩展

儒家在道德自觉的内在心性的驱使下，由道德法则向下落实形成了道德人的人性假设；而道家则沿着道德法则继续向上升，进而将“性之天”变成自然性的天，其人性假设远远高于儒家道德人的假设，并使人融入自然中，融入到“道”中，从而使天人合一。道家的思想仍然是一种入世的思想，在变中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使其思想由对人的思考转而发展成为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人也是这种“常”发展而来，万物同样是由“常”发展而来，其动力就是“道”。它并不是儒家所说的“天道”，它比“天”还高远，“天、地”也是由道所生。它不可用感官感觉，所以道的特性是“无”，是无法“闻见”的。道的生化，并不出自意志，而是出于自然。自然就是不用人去刻意创造，只有人不去刻意创造，万物才会作无穷的变化。因此，道家的管理思想中有消解管理的可能。但是，道家并不是用“无”去消解，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们体认到万物都是“道”生之，因此皆平等，而一旦用“知”就有违自然，有悖于“道”了。道家的人性同于自然，主张一种柔弱虚静的人生态度，即“玄德”的人生态度，此“德”仍然是虚，是静，是无。而人之“知”的作用与耳目之“欲”，表现为对“德”的悖反，因此要求人们有一种克服“知”与“欲”的功夫。主张用“损”来达到去掉“知”与“欲”的需求，从而无知，便无成见，便能虚心；无欲，便归其根，便归于静。以实现“体道”，得到“常”、“长”、“久”，最终达到“道”的回归。道家的自然人假设是直面当代管理科学所出现的困惑所给出的别种出路，认为管理只是将管理者的意志强加到被管理者身上，如果那样就是运用了“知”，就会形成以管理者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而这种情况恰恰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必然会导致各种危险，即根本不能实现“常”、“长”、“久”。因此，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

第六章　道德人的进一步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法家直面现实，提倡法势术。法家力求从“万物”齐一中寻找一种“均齐”，并用一种政治强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则是丧失了万物之“齐”，是一种只讲目的不讲仁爱和自由的“法西斯”。所以这种表面上齐万物，实际上则是以法和势齐万物，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上的齐万物，与儒家和道家的平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法家是一种不尊重个性自由的思潮，它不可能在我国人文精神极度发达的古代占统治地位，秦灭亡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法家的思想与现代西方管理中的思想极为相似，均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人与人的关系互不信任，将人性定格在生理意义或心理意义需要之上，人与人是一种纯利益的关系，同这种利己的心相交往，当然是可怕的。如何限制这种利己之心，那就是法，就是严格的管理；如何严格地管理呢？那就是科学的量化，使人完全按照某种程序，就像工具那样精确，从而造成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种种危机。墨家代表的是广大平民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正义具有最广大的基础，其思想也最能体现平民的意愿。这便是薄葬、非乐、弃周礼而用夏政。但是，墨家只考虑物质生活的一面，而较少体认精神上的要求。因此强调兼爱，故非攻；强本，故节用；非乐，故薄葬。这些既不是来自道德要求，也不是来自经验的教训，而是来自“天志”。“天志”由鬼下达，故“明鬼”。因人之行的标准不自贱者出，故贵义、尚同。墨家虽然发自对天下人之爱，但是他从这种爱中还没有透出人性之“善”，没有把握到以人民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从而导致墨学衰绝。兵家思想在人性假设方面深受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又异于这些思想。认为人既是一个道德人，同时又是一个复杂人；主张非攻，同时又强调取胜。在追求目的和结果的前提下，兵家不可能完全按照道德的人性假设去践行。法家、墨家、兵家等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各自的人性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丰富了先秦人性假设的内容，但同时也对道德人假设提出了挑战。

结语：道德人的人性假设与管理科学的创新

现代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无论是经济人假设也好，还是行为人、复杂人、关系人、创新人假设也好，都不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在管理科学中的人本质分裂的实际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从人性以外去寻找人性的假设，而没有深入到人性的内部去把握，即没有看到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尽管目前道德人的人性假设仍然还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人与动物的区分不在于人与动物的共性，即耳目口鼻身的外在欲望，而在于人与动物的特殊性，即人存有“仁爱”之心。因此，只有将道德人作为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才会真正摆脱管理科学人性假设的困惑。管理不再成为一种工具式的管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才会感受到管理的真正乐趣，而不再是一种痛苦的经历，或者是一种寻找精神安慰、发泄不满与仇恨、炫耀权力的方式。

四、预期目标

第一，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现代管理科学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道德人人性假设的确立可以说是管理科学创新的一个关键和基础。

第二，通过对先秦人性假设道德人的研究，以探求在管理科学方面，乃至在整个近现代社会发展方面，人所面对的困惑与走出这种困惑的路径。现代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无论是经济人假设也好，还是行为人、复杂人、关系人、创新人假设也好，都不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在管理科学中的人本质分裂的实际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从人性以外去寻找人性的假设，而没有深入人性的内部，没有找出人与禽相区别的关键和根本内容，在于人所特有的“仁心”和“善心”。

第三，构建一种道德人人性假设下的管理理论，如何使人成为道德人，人们生存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使人成为道德人，人的自我定位是什么，理论模式又是什么；并将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与当前的管理科学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起来，构建一种以道德人人性假设为前提和基础的管理理论。在管理科学中找出人存在的价值，努力形成一种以人治人的仁政管理。

第四，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并不排斥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管理人、文化人及创新人的人性假设，而且认为，诸如经济人等的人性假设都存在于人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表明各自所存在的问题。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正是针对目前管理科学中人性假设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目的是用道德人的人性假设去补充和完善以往人性假设方面所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

第五，道德人的人性假设正确地揭示出了人的本质，把人和人性放在了应有的地位上加以考察，从人性的内部去寻找人的本质，而不只是停留在外部，从物质对象上去考察。从而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几希”，与动物的差别很小，这种“仁心”、“善心”就是隐藏在人内部的种子，人们只要加以呵护，好好培养，就能使其扩而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