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研究

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研究

唐辉亮

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经济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成为政府和企业工作的重要任务。如何及时了解全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变化趋势？如何评价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及其之间的差距？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转型升级中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和客观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经济转型升级评价测度的文献综述

目前还很少见到专门的经济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与经济转型升级评价相关的量化测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测度转型经济体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例如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提出的“改革进展指数”评价体系（IR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的转型绩效评价体系，原国家计委的市场经济度评价体系，卢中原、胡鞍钢（1993）、常修泽、高明华（1998）、陈宗胜（1999）、樊纲、王小鲁等（2003）的市场化评价体系。第二类是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体系，这类评价体系主要有两类：一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沈坤荣，1998；郭庆旺等，2005；俞安军等，2007），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常被归因于技术进步，因而只能是一种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二是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环境质量等方面设立指标体系（钟学义等，2001；李岳平，2001；彭德芬，2002；赵英才、刘海英，2006；申世军2007；钞小静、任保平，2011）。第三类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体系，目前这类评价体系非常少，代表性的有舒元、王曦（2002）经济转型量化指标体系，沈露莹（2010）的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体系，李玲玲、张耀辉（2011）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综观上述评价指标体系，第一类评价体系最大的优点主要是考察和测度了转型经济体的市场体制改革绩效，但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保护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第二类评价体系由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与内涵缺乏清晰统一的标准，在指标的选取上随意性很大，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三类评价体系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一是仅从理论上构建了指标体系，没有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无法了解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状况；二是只针对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来设立指标，不具有普遍性；三是或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数对全国的总体状况进行测度，但对全国各省市的状况和差距没有进行分析；四是它们在权重的获取上均采取专家打分的方法，这种获取权重的方法，由于主观性太强，其科学性值得商榷。为此，本文将通过构建一套相对科学的指标体系和客观赋权的方法来评价全国31个省市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及其差距。

二、经济转型升级评价体系的构建

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从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能力、科技创新能力、产业提升能力、国际化发展能力、节能减排能力五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为了避免由于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造成的影响，在经济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数据都取人均数或相对比重来表示（具体指标体系构成见表1）。

（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能力

提高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和民生改善能力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本项指标设立了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改善和企业盈利能力等五个指标，由人均GDP、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经济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民生改善，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来衡量盈利能力。

（二）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本指标设立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两个二级指标，并具体由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例、科技人员数占从业人员的比例、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来衡量科技创新投入，万名从业人员专利申请数、万名从业人员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来衡量科技创新产出。

（三）产业结构提升能力

产业结构的提升能力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任务和主攻方向。本指标设立产业结构水平和产业技术水平两个二级指标，具体由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水平，即反映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状况，以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和高新技术产业出口比重4个三级指标来衡量产技术水平，即反映产业结构的高端化水平。

（四）经济国际化能力

经济国际化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指标设立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二级指标，并具体由进口依存度、FDI占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衡量内向国际化能力，以出口依存度、海外直接投资占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衡量外向国际化能力。

（五）节能减排能力

提升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能力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本指标设立了单位产出能耗、单位产出“三废”排放、污染治理三个二级指标，并具体由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来衡量单位产出能耗，以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废气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来衡量单位产出“三废”排放，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重、“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污染治理。

（六）转型升级指标体系评价模型的建立

为了能够对各省市的转型升级能力状况进行评价，采用指标权重线性加总的办法来计算各省市的转型升级指数（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ex，简称TU I），其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代表三级指标的得分，其中n＝1，2，…，g，g代表一级指标的个数；t＝1，2，…，h，h代表某一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个数；i＝1，2，…，k代表某一个二级指标下的三级指标个数；

W n代表第n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值；W nt代表第n个一级指标下的第t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

αij代表第j个省市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重；xji代表第j个省市第i个三级指标的原始值；

m in（xji）代表各省市中第i个三级指标的基期最小值；max（xji）代表各省市中第i个三级指标的基期最大值。

三、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评价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为了获取全国31个省市转型升级能力评价比较的数据^[1]，以《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2010）、《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7—2010）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8—2010）为依据，其中2010年的R＆D强度、科技人员从业比例、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2011年版）以及各省市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数据采集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采集的数据为当年各地区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美元汇率选取当年的美元平均汇价。

（二）逆向指标数据的处理

本指标评价体系中有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两种，评价系统中除单位能耗和单位产值三废排放量指标为逆向指标外，其余均为正向指标。为了使其与正向指标保持一致性，对逆向指标取倒数，然后再对其进行得分的标准化处理，在本研究中这种处理的经济意义仍然明显，即由原来的一单位GDP需要消耗多少能源或需要排放多少“三废”变换成一单位能源消耗和一单位“三废”排放可以产生多少GDP。

（三）评价权重的选取

合理地确定指标权重是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权重确定的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的方法来计算各指标权重，为了使不同年份的数值具有可比性，各级指标的权重的选取保持不变，但考虑到各级指标随着时间的积累可能会导致权重的合理性会出现偏差，鉴于近年来转型升级的意识和紧迫感的增强，因此采用2008年各指标得分系列与第一主成分的相关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后作为权重（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转型升级指数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的选取

续表

注：一级指标权重之和为1，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则按其所属类别其权重之和也为1。

由上述客观赋权结果可知，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提升能力的权重较大，表明了当前的转型升级重点是不断提升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体现了技术创新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和结构调整是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

（四）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的算法，计算出2003—2010年中国31个省市的转型升级能力指数，并依此指数对各省市每年的转型升级状况进行排名（见表2），结果表明：

1.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来看，2010年全国平均转型升级能力指数得分为5. 0405，比2003年的2. 5349上升了近1倍，这一情况表明近8年来表明全国的转型升级能力总体上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东部^[2]地区的转型升级指数平均值由2003年的4. 1397上升到2010年的7. 0239，中部地区则由1. 7734上升到4. 1166，西部地区由1. 5714上升到3. 6733，由此可见东部地区转型升级指数一直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能力的引领优势明显。2009年福建、甘肃、新疆三省区的指数值较2008年均出现下降，其中福建省出现连续两年的下降，这表明当年这些省市的转型升级进程有所倒退，但2010年福建省转型升级指数和排名均得到提升；同时通过指数值还发现，有些省份虽然转型升级指数值提高，但其排名出现下降（比如2008—2010年，黑龙江省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由3. 391上升到3. 895，其排名却由第15名下降到20名），这表明其转型升级能力的提升速度相对较慢，已被其他省市追赶超过。2010年各省市的转型升级能力总体增长较快，说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各省市明显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意识和紧迫性明显提高，经济转型升级举措的效果开始显现。

2.根据各省市的转型升级指数，运用SPSS13. 0对其转型升级能力进行分层聚类，可分成如下层次：北京、上海、天津处于第一层次；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处于第二层次；福建、山东、辽宁则处于第三层次；吉林、陕西、内蒙古、湖北、重庆、四川处于第四层次；西藏、江西、黑龙江、湖南、山西、河北、海南、安徽、新疆、河南处于第五层次；广西、宁夏、甘肃、云南、贵州、青海则处于第六层次。由此可见，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的正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发达的区域其转型升级能力越强。

3.借鉴Bart Verspagen（1991）两区域间技术差距模型，设计转型升级能力差距系数，计算公式为：，其中，Gij表示i省j年转型升级差距系数；max（xaj）表示j年31个省市中转型升级指数的最大值；xij表示i省j年的转型升级指数。由于是选择当年我国转型升级能力最强的省市作为参照系，当差距系数为0时，则表明与最强省市的能力相同；差距系数数值越小说明转型升级能力越强；若一个区域差距系数变得越来越小，则其转型升级能力得到了提升，反之则表明其转型升级能力相对退步。通过计算可得从2003—2010年各省市转型升级差距系数的平均值来看，其平均值由2003年的0. 519下降至2010年的0. 400，这表明各省市之间的转型升级能力差距逐步在缩小；差距系数的最大值由2003年的0. 783下降到的2010年0. 661，但除了近两年在0. 66左右，其余年份都在0. 7以上，这表明个体间的转型升级能力差距仍然较大。

表2　2003—2010年中国31个省市转型升级指数分值及排名

续表

四、提升经济转型升级能力的建议

（一）区分经济转升级能力提升的重点

由于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经济转型升级的差距和层次仍然比较明显，转型升级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关系，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经济转型升级应分层次进行评价和考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促进核心技术攻关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逐渐淘汰或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而对中西部地区来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承接好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进一步提升工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水平。

（二）加强创新驱动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

目前经济发展转型和创新驱动的金融支撑不足，迫切需要增强创新资本支持力度。目前银行对技术创新的信贷支持力度还不够大，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还不够多，要尽快研究如何把民间资本转化为科技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国家应设立创新驱动的引导基金，各级政府应集中财政资金，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的政策支持，加强对自主创新产品在市场销售中的支持。建议成立政策性的中国科技银行，各类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成立科技创新基金，加快民间资本向科技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转变。

（三）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和发展，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目前经济转型升级的要素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在房地产高利润和资源投资高利润条件下，在不同投资类型的收益严重不均的条件下，大量社会资本还不是主要投资于技术创新，资本优势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因此，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创新与管理，完善要素价格调节机制，正确引导社会和企业把资源和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转型中去。

（四）加强经济转型升级的环境建设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是个动态复杂变化的系统，需要统筹协调和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企业和政府持续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需要政府加快完善经济转型升级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加快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48）.

[2] Bart Verspagen.A New Empirical Approach to Catching up or Falling Behind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991，2（2）.

[3]吕炜.经济转轨理论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加藤弘之.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及其特点，经济学动态，2003（8）.

[5]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6]孙景宇.开放体系下的转型经济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5（3）.

[7]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经济研究，1993（12）.

[8]常修泽，高明华.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程度及发展思路，经济研究，1998 （11）.

[9]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0]樊纲，王小鲁，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3）.

[11]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 （6）.

[12]赵英才，刘海英.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3]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4）.

[14]舒元，王曦.构造我国经济转型量化指标体系：关于原则和方法的思考.管理世界，2002（4）.

[15]沈露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与阶段评估.上海经济研究，2010（6）.

[16]李玲玲，张耀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评指标体系构建及初步评价，中国工业经济，2011（4）.

[17]史晋川.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历史、现实.浙江社会科学，2010 （4）.

作者单位：宁波大红鹰学院

【注释】

[1]由于统计年鉴中2003—2010年西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单位地区总值电耗的统计数据空缺，在处理西藏相关指标时，选择了该指标西部省市的平均值进行估算。

[2]按行政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辽宁省和海南省；中部地区：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