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东亚公司的公司文化

案例三：天津东亚公司的公司文化^[11]

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亚公司）1932年建于天津，仅用4年就成为当地最现代化的企业之一，宋　卿1918年赴美学商，考察了美国的先进企业，回国后决心创办中国的企业集团，走实业救国之路。他将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与中国的儒学思想相结合，创造了颇具影响的“东亚企业文化”。

一、以人为本的品牌经营——为大众推出国货精品

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包括企业的人和社会的人。东亚公司抓住了国人爱国货的购物心理，推出了“羝羊牌”毛线的国产品牌，使企业有了成功的起点。

1932年以前，国内毛纺厂寥寥无几，仅能生产极少量织地毯用的粗纺毛线，没有一家正规的毛线专业工厂。毛线市场一向为外国特别是英国所垄断，仅进口毛线一项，平均每年利润外流达3000万银元。

1930年，政府制定税率时，对毛纺织品进口税渐次提高，使外货输入量明显减少。同时由于国际金本位制的实行以及国内金贵银贱的情况，也使得进口商品价格升高，销售不利。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还是当时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掀起了抵制日货、实业救国的高潮。在“提倡国货、挽国利权”的声浪中，市场上出现了进口商品严重滞销、国货畅销的局面。

宋　卿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鉴于毛线一向皆为舶来品，他立志填补这一空白；又看中毛纺业投资少、出产快、利润高的特点，遂将毛纺行业作为他创建企业集团计划的切入点，于1932年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向英国订购了机器，用澳洲进口的毛条做原料，在天津意租界暂时租用一处厂房，于1932年4月15日开工，同年秋季正式生产毛线。当时东亚公司资本23万元、工人250名，精纺锭680枚、粗纺锭900枚，专业生产粗4股和机织、编织毛线，全年产量约为15万磅。

东亚公司以人为本的品牌经营首先体现在巧立商标。为了使东亚产品能够站稳市场，宋　卿提出要给产品起一个响亮的、体现中国人志气的名称。针对当时英、日产毛线充斥中国市场的局面，宋　卿等经反复研究，决定以“羝羊”二字作其产品的商标。“羝羊牌”商标既反映羊毛制品的特点，又含谐音“抵洋”即抵制洋货之意；既有利于同外国的名牌抗衡，也能唤起国人的爱国之心，从而可使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

东亚公司以人为本的品牌经营，还体现在利用国产品牌的号召力，动员社会各阶层投资，达到扩充资本提高商誉的目的。

1934年东亚公司准备将50万元资本扩增到80万元，宋　卿提议将这30万元的股本按100元1股份为3000股，他提出“不在资多，而求人众，不以物聚，而以心聚”，“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吸引各界爱国同胞共同参加公司事业，集中多人力量拥护提倡本公司出品”，以此发起一次“征求实业救国同志运动”。以拥护本公司出品，绝对不用外洋线为入股资格。由于股票面额较小，社会中下层也可以购买。通过这次招股，既增加了资本，又扩大了销售。1936年东亚公司股东常会记录上记载：“百元小股之利益既可收集零资，又可增厚本公司出品推销之助力，裨益最多。前几某某女校校长，因系本公司小股东，故曾极力向该学生介绍羝羊牌毛线并证明为国货，故大家均争购本公司出品，因以多销甚多，故拟分在全国各地充分征集小股俾更显其效力云。”东亚公司完善的营销体系和成功的营销策略，最能体现其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

由于进口毛线关税增加和中国毛纺业的兴起，英国和日本企业改变了对策，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纷纷在中国设立工厂。由于外国资本在华设厂，使中国企业失去了关税保护和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得不在产品的质量、价格以及销售方式上下功夫。东亚公司在1935年“对外竞争应采之步骤”上写道：“就整个市场言之，则前途暗礁固然甚多也，洋货之充斥，同业之竞争，一切均需吾人之继续努力，否则不进则退，毛线之冠军恐不我属矣。”在逐个分析了英国、日本、中国各企业的产品及推销方法后，东亚公司采取了积极的全面的营销策略。

（一）大力进行广告宣传

东亚公司设有广告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其产品的特点、性能、品种、质量、价格、售卖方式以及购买国货的意义。广告种类不下十几种，其中如报纸1项，东亚公司产品所到之处，皆以报纸作预告。此外还有广告牌、广告灯、广告塔、陈列、展览会、招贴、传单、广告游行、旅行宣传等形式，真可谓无所不包，无处不到。所以“羝羊牌”毛线能够在一两年就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其原因是不难想象的。

（二）传播编织技术

当时毛衣编织还不普通，一般家庭妇女都不会编织技术，影响毛线推销。东亚公司于创办初期成立了编织部，在天津开办编织技术义务传授班，各阶层妇女均可自愿报名，免费学习。编织部还经常创造新奇花样并改良国外各种编织图案。编织班最盛时曾设初、高级班共4班，每期收学员百余人，为期3个月，测验合格者给予证书，培养了一支推销毛线的义务宣传队。

（三）发行《方舟月刊》

羝羊牌毛线的推销对象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千家万户，特别是家庭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方舟月刊》，内容包括卫生常识、育儿知识、婚姻问题、夫妇之道、烹饪技巧、服装设计以及照片、漫画、各种奇闻、小说等。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宣传羝羊牌毛线及编织技术。刊物全年订费1．5万元，还不及印刷费用的一半。几年后，《方舟月刊》销量每月达12000余册，遍布全国各地。

（四）组织广泛的推销机构

东亚公司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西、华南、华中5大营销区域。为了把经销商的利益与东西公司联系起来，1934年东亚公司对各经销商及其负责人采取“经销家酬劳证”的办法，即每销售200磅毛线，便由厂方发给票面3元的酬劳证1张，年终可按股票计，向厂方领取利息和红利；每凑足20张者，可换取票面100元的东亚股票1张，即享受股东权利。结果，东亚公司的绝大多数经销商和销售负责人都成为公司股东，与公司患难与共。

（五）建立销售服务部

东亚公司内设立服务部，负责各地主顾的函购和委托代办的各种事宜，范围十分广泛，如代客买卖、寄发样品和说明书、添配少量毛线、发放编织技术资料等，有求必应，服务周到，并经常征求用户意见，各种手续费一律由公司自付。

由于营销措施得力，销售量增长很快，到1935年，销售量超过了110万磅，占全国毛线消费总值的31．4%，在大中城市形成与进口毛线分庭抗礼的局面。

二、以人为本的经营战略——为企业募集一流人才

一些老员工回忆起东亚公司的管理特色时，都异口同声地指出，宋　卿的独到之处是善于用人，东亚公司上至董事会成员、高级职员、技术人员，下至普遍工人都经过了精心选用。

东亚公司董事会是各类人才汇集的典型。其中许多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在公司重大决策中有战略眼光。但很多人之所以被宋　卿选中，是因为他们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企业在对外关系方面清除障碍。企业要在如此动乱的社会环境中谋生存，不能不靠各种势力的扶持。

在企业内部，宋　卿则重用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截至1945年，东亚公司聘用的行政各部主任中，有9人具有大学学历，其中1名博士、2名硕士，其中一些还是毕业于国外名牌大学。宋　卿善于用人之所长，并不单纯注重学历，而是观察和训练其实际工作能力，对一些曾在企业内任职多年、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老职员，亦委以重任。

东亚公司的全部技术工作主要由毛纺厂长兼总工作师宋宇涵（宋　卿之弟）负责。他在美国专攻毛纺织多年，后又分赴欧洲各国实习考察。建厂时，他主持了全部机器设备的安装和技术性工作。1934年，为了进一步改良扩充企业，他又专程到英、德、法、美、意、日各国考察毛纺织业的新发明。他亲自培养了1名技师、2名技术助理，还有7～8名纺织学校毕业生协助工作。他们经常从市场上收集竞争对手生产的“蜜蜂牌”、“麻雀牌”、“皇后牌”等毛线样品，仔细分析其原料用毛的粗细、每英寸的单捻合捻密度、色彩加热度以及耐磨、耐洗、耐晒、拉力、手感等技术指标，然后根据本企业条件，适当提高工艺水平，使“羝羊牌”毛线在质量上始终能与舶来品相媲美。宋宇涵还结合本厂生产实际，为技术骨干和车间管理员讲课，传播技术知识。

宋　卿在社会上竭力吸收技术人才，不惜重金相聘。建厂初，由于水质较硬，染出的毛线色彩不佳，而且颜料辅料浪费较大。宋　卿通过同乡，高薪聘到化学工程师王启承，王在欧洲留学时专门研究化学，尤其擅长有机化学。王进厂担任化学部主任兼技师后，化验毛质，采用进口优质颜料，并对水质进行化学处理，以减低硬度。结果不但用料节省，染出毛线色泽均匀美观。

至于挑选普通工人，东亚公司则以高素质的正式工人取代了童工、徒工、养成工，这在近代中国纺织行业中是难能可贵的。公司人事部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科学雇工”方法。一个工人从报名到正式录用，要通过数十种考试和检测。

三、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为员工打造东亚精神

东亚公司在内部管理中最突出和成功的一点，是通过研究人、满足人的需要来激发员工的主动精神。宋　卿认为，人是不同于机器和原料的、有生命有思想的个体，最大的浪费与节约都在于能否挖掘出劳动者本身的潜力。因此，他营造了企业文化的核心——东亚精神。

（一）精神训导

当年到过东亚公司的人，都会在那里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浓厚的“东亚气氛”。一进厂门，只见迎面公司大楼的山墙上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几个大字，这就是融合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的东亚公司厂训。每天员工进公司上班，要先向厂旗鞠躬；开始工作前要听车间管理员做15分钟的思想训导；每逢开大会，还要唱厂歌和公司编写教唱的其他歌曲。每隔一阶段，公司就要集中进行一次精神教育，先组织工人骨干脱产听讲、讨论和个别提问，然后再把学习内容扩展到全体员工中去。每周末有一次全体职员参加的“同仁聚餐会”，由总经理宋　卿亲自主持，主要内容是宣讲“东亚精神”。

半月刊《东亚声》是公司发行的一种图文并茂的刊物，刊登企业新闻、知识小品、趣闻、漫画，最引人注目的是带有思想漫谈性质的“半月谈”专栏，随手翻上几本，看到的是这样的标题：“劳方就是资方”、“享受福利要牺牲私利”、“金钱报酬不是工作的惟一目的”、“自己做自己的管理人”、“努力胜于天才”、“同别人比较要改进自己”等。从这些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亚精神”的思想内容。

（二）物质鼓励

东亚公司的凝聚力亦体现在对员工物质需要的满足。东亚公司不仅员工的平均工资高出天津其他企业，而且还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和福利。用《东亚声》中的话来讲，即“现代化的实业机关中，对福利事业没有不注意的。因为职工生活必须安定，然后生产效率才可以维持和提高。”

每至年终，东亚公司就将部分盈利作为奖金（相当于一个月的薪金）发给全体员工。宋　卿还两次向全厂职工赠送股份，实行“工人股东化”。工人在生产上有特殊贡献时，公司随时给予奖励。例如，过去换纺锭时，需将线头一个个地缠在锭子上，有位姓秦的工人发明了利用机器自动缠上线头的方法，一次可节约2～3分钟。公司在推广其经验的同时，将他由日工升为月工。

东亚公司兴办的福利也有多种：职工不仅可免费洗澡、理发、住宿，有病还能免费在厂内医院就医；职员和工人的子女、弟妹经考试后免费入东亚小学上学，升入中学或大学者每年可依据其学习成绩在公司领取奖学金；职工家中婚丧嫁娶，公司要派人看望送礼并补助1～3个月工资；职工生产或生活困难，经厂方核实后，给予补贴或借款；对去夜校深造的职工，给予报销学费；公司还设有消费合作社，向职工供应一些比市价略低的生活用品；每年五月节和中秋节，总要发给每位员工一份礼品，有水果、粽子和月饼等。抗战胜利后，公司每年给工人发两套服装。职工胸佩厂徽统一着装，企业自豪感油然而生，对社会亦有很大宣传作用。

东亚公司设有工友人事科和福利组，有专人常年对员工进行家访，有时还对女工或全体工人逐一进行谈话，研究工人的欲望，设法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要求，以激发其生产积极性。

（三）工余活动

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工作效率的提高，不能只靠先进机械和优质原料，更主要的还是要使劳动者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宋　卿把这一理论应用到管理实践中来。他认为，工人“在整日固定的极度劳苦后，要得到苏生他们愉快活泼的精力，以作为次日工作时补足他们身心的‘生力军’，这是增加效率的主要方法”。“长久如此，一切事业的生产力，亦可永恒地增多至惊人的进步。”东亚公司于创刊办初期就成立了“东亚职工青年会”，旨在使职工“人格提高，知识得以培养，身体得以锻炼，精神得以焕发具以联络感情，增加工作兴趣。”宋　卿亲自担任总干事，并下设德、智、体、群四部，均有专人负责。

东亚公司独树一帜的经营管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类团体和有关专家经常造访。1947年《东亚声》报道：“9月17日，资源委员会顾问德维迪氏（Raymond L．T．Wedy）曾莅临本公司参观，由何清儒主任陪往各厂及东亚小学参观。德维迪氏系研究工厂管理之专家，对本公司设施表示满意。谓本公司管理方法与成果，实有胜于美国一般工厂云云。”1948年《东亚声》登载：台湾纺织工业工会常务理事及中央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柯定先生“谓本公司设备方面十分完全，尤以管理方面摩登而科学化，不仅职工待遇优厚，且能顾到职工福利与人格修养，更是令人叹服，谓为周游全国各地尚未见到类似东亚之伟大机构，因此认为我国工业确有前途，而我公司工业人才实有超乎一般标准以上的一种精神……”

综观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泰罗制”强调对工人操作动作的研究；“行为科学”则注重人的精神因素；企业文化管理则将人作为一切经营管理活动的起点，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作为管理活动的终极目标。宋　卿以及他领导下的东亚公司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引进西方管理理念，创造了匠心独具的“东亚企业文化”，即便与当今世界著名的“松下精神”、“丰田精神”、“IBM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它展示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在企业文化管理方面的贡献。

【注释】

[1]哈罗德·孔茨等：《管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中译本，第217页。

[2]威廉·大内：《Z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余凯成：《组织行为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第521页。

[4]孙成志：《组织行为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373页。

[5]唐敏惠：《重庆社科文汇》，2000年增刊，总第13期。

[6]见孙成志著：《组织行为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76页。

[7]见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第377～378页。

[8]王道平等编著：《网络经济》，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9]根据《企业管理》2002年第1期周翠红《山东铝业如何分析职务、评价岗位》一文改编。

[10]根据《企业管理》2001年第12期李华刚《我的改革故事》改编。

[11]摘自《企业管理》2002年第8期赵津《宋裴卿与东亚公司述略》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