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时代使命

四、本书的时代使命

《周易》能够成为“群经之首”,其奥秘何在?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历代的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认识到它的存在价值,感受到它的政治和社会功用。当然,历代统治者对于《周易》的功用的认识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据史料记载,夏、商、西周三代的统治者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卜筮,《尚书·洪范》将它的功用概括为“稽疑”。司马迁《史记》也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策列传》)所以,从事卜筮的人员是很重要的政府官员,这种情况大概一直维持到春秋战国,甚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读《秦始皇本纪》,未见始皇的决策行政有蓍筮的记录,他遇到问题总是命令群臣论议,然后再作决策。在他死前一年(公元前211年)天上落下一颗陨石,上面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秋天,有人持玉璧送给秦王使者,并告诉使者说:“今年祖龙死。”说毕来人就不见了。对此等“怪异”现象,“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秦始皇下令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以应。这是秦始皇一生中唯一见诸史书的占卜记录。到了西汉时期,文帝也搞过一次龟卜,据杜佑《通典》记载:“太卜署,殷官太卜为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汉有太卜令,后汉并于太史。自后无闻。后魏有太卜博士,北齐有太卜局丞,后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龟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二人,大唐因之。”可见自秦汉以后,在政府机构里太卜编制只有一两名秩次不高的官员,卜筮业务大概已下放到社会上去了。据《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有一天,贾谊和中大夫宋忠同时沐浴出来,贾谊对宋忠说:“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在朝廷做官,必定从事卜筮和医药工作,如今我们对朝廷的三公九卿、朝士大夫都比较熟知了,我们能不能去试探一下卜筮之士的风采?”于是二人同坐一辆车到达市场,观看了许多“卜肆”。那天刚下过雨,路上行人很少。他们看见一位叫司马季主的正闲坐在一间“卜肆”里与三四个弟子讨论“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看到来了两位贵宾,赶紧很有礼貌地请他们坐下。坐定之后,司马季主继续他的高谈阔论。贾谊、宋忠二人静坐倾听,等到司马季主讲完他的长篇大论之后,这两位却提了一个很不得体、很不礼貌、比较直率的问题,贾、宋说:“我们看先生的样子,听先生的谈吐,绝非平庸之辈,怎么会流落到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方?”司马季主听后,没有生气,相反却是捧腹大笑:“看你俩还是很有道术之人,今天怎么讲得这么难听,这么粗野,在你们眼中,究竟所贤者是谁,所高者是谁?为什么这么看不起老夫呢?”接着,司马季主话锋一转,以极其辛辣的言语,狠揭当官者的溜须拍马、卑躬屈膝、枉法私利的种种丑态,而对卜筮者凭借自己的技艺赢取应得报酬的做法则给予正面评价,说得宋忠、贾谊哑口无言,狼狈地离开卜肆,“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不能出气”。司马迁的这篇《日者列传》很值得一读,它使我们看到西汉初的社会市井的生动面貌——卜筮活动已成为市井中的一个行业。

卜筮活动虽离开了高贵的庙堂,走进民间社会,却并不影响《周易》作为庙堂之上群经之首的地位。汉初的头几任皇帝因忙于军事或政局的稳定,加之文景时的窦太后喜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些具官待问的博士、研究儒家经典的儒生得到重用,尤以董仲舒风头最足。董仲舒的专长是《春秋公羊传》,他的“天人感应说”很明显是来自《周易》的影响,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他建议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故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当时确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后来又加上《孝经》和《论语》,称为七经;到了唐代以科举取士,在《易》、《书》、《诗》之外,将《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加在一起称为“九经”,唐文宗时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是为“十二经”;到了宋代,又将《孟子》列入,是为“十三经”,一直延续至今。所谓“经”者,治理国家经典著作的尊称,不论是“五经”、“七经”、“十二经”、“十三经”,《周易》均居其首,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中心的必修课程。如欲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国学”,我认为包括《周易》在内的十三经应该是中国“国学”的主体部分。可令人遗憾的是近百年来,国人致力于救亡图存,眼睛紧盯着国际上富国强兵的现代化的经验,“国学”已成为历史陈旧的记忆。如今真正能完整掌握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少之又少。

然而这些年来,情况已有所好转,弘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呼声日益强烈,最近几年,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致力于恢复国学的应有地位,尽管还有不少争议,但毕竟这是一件关系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基于此,特推出这部《管理的智慧——暣周易暤管理正义》,它是我顺应时代的需要,把我多年来潜心读《易》的心得和理解与后学者分享的硕果。我希望这部书能够完成如下两项极为重大的时代使命:

第一,还《易》于民,消除笼罩在《周易》身上的神秘性。《易经》自产生以来,只是少数卜筮官员手中“神化”的工具,它不仅不属于奴隶、农民、地主,甚至包括国君在内,也不过是被告知卜筮结果的“客户”。汉代以后,大批道行高深的术士走向民间,但那也不过是藉《周易》卜筮稽疑的功能,将之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而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周易》被留在高高的庙堂之上,属于极少数学者才能懂的一门学问,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只感到那是一部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经典。其实,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及其门徒做《易大传》时,就埋下了伏笔,使《易经》产生了根本的质变,即由卜筮之书变为认知事物变易规律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思想体系长期以来被隐藏在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稽疑”功能背后。孔子说过:“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既然孔子都承认易的“神化”功能,那么《周易》作为科学认识论的功能遭到忽视,也就并不奇怪了。所以,当我们进入新世纪之初,当我们面临中国龙将要告别“潜龙”之时,我们要把笼罩在《周易》身上的一切神秘外衣一一脱去,把一部只供极少数“智者”玩味的天地之道还给人民,让一般人民懂得人在天地之间应该怎样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再求助于蓍草或竹策的“灵验”。

第二,还“玄”为实,希望《管理的智慧——暣周易暤管理正义》能成为引导普通群众喜欢读《易》的入门读物。《周易》曾为古代的群经之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第一个记忆符号,它既遥远、神秘,又高深、玄妙。所以,我们除了要脱去其神秘的面纱,还要让它走下玄妙的殿堂。把乾坤化作讲管理的天地,在这一片天地里,我们将有可能展示人类社会所要遭遇的种种艰难历程、变化规律和应对之法,每一个抽象的、玄妙的《周易》符号得以还原为具体的、实际的管理思维。这是一笔无法以金钱来估算的精神财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乾、坤两卦的象辞,也是中国古代圣人要求后世的君子治易需要实际做到的行动准则,《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有这样一条象辞,这是《周易》由玄到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这就告诉我们,研习《周易》要目的明确。秦汉以前,它是“稽疑”的工具,秦汉以后,“稽疑”的功能逐渐淡化,而强化了培养治国人才的功能。每个卦里的“玄机”,我们固然需要努力去玩味,每个卦要求“君子”掌握或树立的行动准则和价值观,更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领会。当我们把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的含义领略下来,对君子应从中效法的行动准则(价值观)有了一个整体把握时,中国古代优秀管理思想体系和古代管理智慧便会显现在我们眼前,这也是本书取名《管理的智慧——暣周易暤管理正义》的缘由。

【注释】

[1]谶纬,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预测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相对于经而言,乃方士化的儒生编集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缘起于古代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

[2]金景芳《周易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