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劳动者人身自由度的提高

一、雇佣劳动者人身自由度的提高

这一时期农业自由雇佣劳动的发展，突出表现为雇佣劳动者人身的进一步解放和法律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

中国农业雇佣劳动者的人身解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从明末到清末的300余年间，虽然农业雇工的人身解放时有进展，自由雇工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但是，套在广大农业雇工脖子上的封建等级枷锁并未解除。农业雇佣劳动中封建等级制度的废除，农业雇佣劳动者作为一个整体，其人身解放的获得，是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后。1912年颁布施行的“暂行新刑律” ，才最后废除了“雇工人”的名称和有关条款，取消了“雇工人”这个低下的社会等级，雇佣劳动者最终在法律上获得了与雇主平等的地位。当然，辛亥革命只推翻了清政府，而没有废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各种形式的封建雇佣关系长期滞留。尽管如此，“新刑律”的颁行，仍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这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业雇佣劳动者的等级束缚和歧视失去了法律依据，完全凭借暴力来统治和摆布雇工的传统手段不能不有所改变，对雇工的残酷压迫和虐待不能不有所收敛。这些都有利于农业雇佣劳动者法律和社会地位的改善。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一些地区的农业雇佣劳动者，包括长工在内，取得了在法律上与雇主平等的地位，主雇关系基本上成为自由的劳动力买卖关系。

山东招远，长工“应受雇主指挥，但在法律上地位则完全平等” 。^[37]历城冷水沟村，长工均同雇主一起吃饭，即使该村首富、清代出过两名举人的杨家地主也是如此。^[38]察哈尔万全县，雇工与雇主“同居共食，无所谓主仆” ；若“主人年少，尚有尊之为长辈者” 。^[39]奉天义县，亦“照年岁定辈分，不论主仆” 。^[40]

在南方一些地区，农业雇工的法律地位也明显提高。如浙江德清，不论短工长工，劳资两方“一律平等” 。^[41]安徽当涂，“雇主待遇雇工，极为平等，与奴仆绝异” 。^[42]湖南蓝山一带的情况是，雇主、雇工按年龄以定尊卑。 “雇者如系年轻晚辈，则请被雇者上座，躬身行酒” 。^[43]在湖北武昌洪山、戴家湾和南湖壕沟等处，均系雇工、雇主“共桌食饭” ，耕作、饮食都与雇主家人相同。^[44]

这一时期，有关雇主待遇雇工“优厚”的记载明显多起来。1928年，金陵大学对湖北省的农村调查提纲中，有关于长工待遇的如下提问：“长工之待遇，是否与农夫之家中人相同？如否，请将其不同之点书出。 ”结果，在填写答案的13县110处中，回答全部是肯定的，只有“完全相同” 、 “相同”和“大致相同”的程度差别。其中26处除肯定长工待遇与雇主家人“完全相同”外，还特别指出“待遇好” 、 “甚好”或“须好” 。在说明其不同点时，几乎都是说对长工的待遇“优于家人” ，甚至说“与待宾客相等” 、 “与宾客无异” 。^[45]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在某些地区，长工上工、下工、年节以及耕种、收割等重大农活开始时，雇主须以酒食款待，并逐渐形成惯例。直隶新河一带，长工所受待遇“甚优美” ，“秋麦忙时饭食尤丰美” 。^[46]卢龙县，长工上工、下工，以及开犁、开锄、开镰、麦秋、黍秋、四时季节，雇主“均具酒食以犒其劳” 。^[47]顺义沙井村、昌黎侯家营和湖北京山金兰湾地方，长工上工、下工分别有“上工饭”和“下工饭” ，雇主以酒食相待，并有介绍人作陪。昌黎侯家营的“上工饭”尤为丰厚，席上不但有猪肉、羊肉和酒，还讲究“八碟四碗” 。^[48]这种情况在雇工获得人身解放以前，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在夏秋大忙期间，一些地区的雇工饭食也有某些改善。栾城寺北柴村一带，每届秋忙，除平日三餐外，中间有煎饼、油饼以及馒头、菜等加餐，当地叫“贴日南” 。^[49]在湖北京山，每年插秧开始和结束，有当地分别称作“发脚”和“洗泥”的酒菜招待。^[50]

当然，雇主这些酒菜招待，以及夏秋大忙期间雇工伙食的某些改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角度分析，无非是雇主笼络人心，换取雇工更多的剩余劳动。也有的地区，农业劳力供应紧张，形成雇佣劳动者的卖方市场，雇主不得不用优厚待遇招徕人手。如湖北武昌傅家店，“长工难雇，待遇颇优” ；^[51]钟祥城关附近，“因人工缺乏，故待遇颇好” ；京山官桥埠，“因人工贵，长工难雇，故待遇颇好” ；钟祥牌楼岗，“长工缺乏，故待遇亦优，否则难于雇工” ，等等。^[52]因此，雇工物质待遇的某种改善，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于法律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但也不能只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应当把它看成是雇佣劳动者获得人身解放，以及法律和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