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取得外交胜利的指南

三、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取得外交胜利的指南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也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在长期的内外交织、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面对不同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形成和提出了极为丰富和十分深刻的战略思想。如举世闻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中反映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战略思想是一切革命者、革命阶级、新兴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他们以弱胜强、以小胜大，从贫穷落后变为富裕先进的锐利武器和根本指导思想。否则，在貌似强大的各种敌人和似难战胜的巨大困难面前，他们将被吓倒，何谈夺取胜利。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无论在国内革命和国际斗争中使自己变弱为强、变小为大的基本途径。否则，孤家寡人、关门主义、排斥异己、宗派主义必然陷自己于孤立境地，以致遭灭顶之灾。再如“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是对付不同敌人以战而胜之、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武器，反之，总把敌人看作铁板一块，必然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以致丧失有利时机，导致斗争的挫折和失败……总之，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并且永远用之不竭。

这里我们着重论述新中国建国以来毛泽东为我国制定国际战略中体现的国际战略思想，尽管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有贯串始终的精神。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理清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帮助我们深刻理解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怎样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国际战略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对自己综合国力的客观估量制定一定时期的对外谋略或对外总政策。众所周知，毛泽东从建国前后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为我国制定的国际战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各个阶段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精神仍是一致的，即都是根据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本国实力的估计制定的相应对外政策，处理对外关系，来实现国家的利益。

1.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

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袖，他长期为中国的独立、主权而斗争，无论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还是在土地革命的风暴里，也无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莫不如此。从建国前后直至逝世的近30年间他是非常重视国家利益的。这突出地表现为他特别关心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对强大的外敌入侵危险，他始终把如何维护和巩固政权、如何保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如何免遭以至打败外敌入侵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无论在建国初期、20世纪60年代以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均莫不如此。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方法的局限，他更多地突出了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对经济利益考虑相对较少，甚至为了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这和他对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景的过于乐观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有的时候把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倒是决不为过的。但是，这绝不是说，他不讲国家利益，完全忽视国家利益。他只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上，力图兼顾国际利益、共同利益。这和无原则地鼓吹“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发达国家任意把自己国家的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就更不是一回事了！应该明确肯定：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就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安全利益。

2.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在近30年期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包括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还有对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分析。但在对此诸多矛盾的分析中，他面对的是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军事集团以及后来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他对国际形势的关注始终聚焦于会不会爆发战争，从世界大战到某个大国对我国的大举进犯，还可能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联合进犯，甚至包括核战争。在建国初期，他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比较冷静、全面、客观的，他认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³⁾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前夕，他仍然认为：“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⁴⁾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是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苏必战论的科学分析和回答。由一个中间地带论到两个中间地带论都说明了这一点。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由于美国长期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由于前苏联实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中国开始面临着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他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变得更为严峻和激进，认为战争危险日益严重，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燕子低飞要下雨”，“要准备打仗”，以至提出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打完了再建设。从世界范围来看，则遵循“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思维定式，对战争采取一反对、二不怕态度，并希望通过战争来促进革命的发展，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的倾向是革命”⁽⁵⁾的论断，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看作是世界的农村，把西欧、北美看作是世界的城市，世界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65年，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的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他也曾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基于世界范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长期两面出击的沉重压力，特别是美国提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明确要求，他才重新思考，趋于务实，抓住机遇，阻遏霸权。他在1972年2月同尼克松谈话中正式谈到：“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⁶⁾后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使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再成为分析认识国际形势的基本依据，中国的外交处境才有所改善，在美苏中大三角中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总体来看是符合实际的，据此制定的对外谋略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这一阶段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尤其是对战争形势估计过头，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最高点。毛泽东之所以会这样分析国际形势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根源的：①当时确实美苏都曾试图对中国动武，包括叫嚷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高度警觉。可以说是事出有因。②他长期在武装斗争中锻炼成长，有丰富的面对强大敌人进行不懈斗争并夺取胜利的经验。③传统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论束缚着他的思想，认为既然要爆发战争，就可以也应该抓住时机，准备和推动革命并夺取胜利。显然，这是一种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态度，易于为人们接受。这使得他难以从世界新变化的高度来作出新的判断，及时制定新的谋略，引导中国阔步前进。

3.毛泽东对中国实力的估量

毛泽东对中国实力的估量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建国初期，一方面比较谨慎，承认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现实；另一方面比较乐观，认为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曾经设想，不仅可以超英赶美，还要越过前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尽管面临着许多困难，在1959年12月他曾断言：“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⁷⁾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之后，他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基于对外敌入侵和战争危险的认识，即使在国力十分贫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为了应付核威慑，他仍然决定要独立地发展中国的核武器。1961年9月，他在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讲到：“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我们准备搞一点”，“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还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⁸⁾1964年，中国核爆炸成功，成为核大国，他仍然认为：“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⁹⁾但因此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大大增强了中国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据此，他更坚定地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¹⁰⁾中国由此成为了推进世界反帝斗争的中心。但经济实力有限，不堪推进世界革命的重负，后期他才抓住机遇，利用矛盾，重开新局，摆脱困境，在美苏中大三角中发挥着四两拨千斤角色的特殊作用，得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保障中国的安全。应该指出，毛泽东也曾十分关注经济建设，以期增强国家的实力，但连遭挫折。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以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力增长是极为有限的。显然，今天我们对中国实力的认识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完全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评价各国实力的强弱更看重军事实力。而中国是靠武装斗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来的。不仅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夺取美式装备的条件下打败了美国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以劣势装备和美国较量，最终迫使美国坐下来谈判签订停战协议。我们人口众多，兵员充足，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进展，故我们是比较自信的。我们不想侵略别国，只是为了保卫我们的主权不受侵犯，保卫我们的安全。当时对经济实力，尤其是综合国力的认识是不深的。强调经济实力，尤其是综合国力，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认识，我们不应苛求前人。

4.毛泽东制定和坚持的对外政策

在建国以后的前30年中，中国的对外战略有过几次调整，但基本的对外政策却有着基本不变的内容，并在执行中经受检验、不断完善。概括起来，有以下四项基本政策：

（1）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政策，绝不含糊。这在他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文件中都有明确记载和阐述。“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¹¹⁾这就是建国前夕毛泽东的庄严宣言。这既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特点，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立场。中国一直把维护本国的独立、领土与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略和干涉作为一项根本政策、原则。“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不仅激励着中国各族人民，也震撼着整个世界。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50年访苏期间，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结盟了，这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同盟条约，中国决不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后来正是由于前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要控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一直发展到要强占中国领土，使得中苏发生边境的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的完全破裂。毛泽东在抵制、反对前苏联的干涉，捍卫中国的主权上，其态度之鲜明、立场之坚定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对西方国家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企图，其态度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为了更好地实现独立自主，必须强调自力更生，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己解决，当然，也重视外援，争取外援，但决不依赖外援，更不乞求外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一度提出的既不借外债，也不借内债的主张或许正是这种自力更生思想的极端表现。

（2）维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对此有原则的规定，要“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的《序言》中明确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标而斗争。”后来毛泽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中国和巴基斯坦应该成为好朋友》、《和平为上》等谈话中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有详尽、深入、透彻、充分、恳切、感人的论述，他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¹²⁾和“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间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指印度尼西亚——引者）是不会反对的。”⁽¹³⁾他还言简意赅地说：“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¹⁴⁾在以后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此期间他也曾决策，卷入过一些战争，如支援朝鲜、支援越南的战争，这是为保家卫国而战，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而战，也是为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而战。再如中印边境、中苏边境战争，也是为维护国家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一切和平努力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对方挑衅的自卫还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是被迫的，是为了保卫主权、保卫和平而战。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是维护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郑重表示，中国强大了也不会搞霸权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和霸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是世界和平的伟大卫士；但是，他认定世界和平的取得有赖各国人民的团结斗争，只有维护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或制止。在争取和平时，各国人民决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和平的实现寄托在帝国主义的“明智”上。为了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我们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备战上，放在战争突然爆发上，放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上，要准备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因为如此，面对着严峻的国际紧张形势，他提出要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强调“和平至上”，但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主张用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他渴望和热爱和平，但决不乞求和平，而是用斗争去实现和平！显然，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对待和平的正确态度，那种认为毛泽东“好战”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3）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处理各种国家关系。众所周知，和平共处的思想源于列宁。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俄国在国际舞台上顽强地存在下来，面对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侵略政策，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它反映了当时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揭示了两种制度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种正确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的基础上，1953年12月31日，在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¹⁵⁾这些原则先后得到了印度和缅甸的赞同，成为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1954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五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¹⁶⁾后来对五项原则的提法在措辞上作了一点修改，主要指出尊重主权是尊重整个国家的主权，不仅仅是尊重领土主权，从而使这项原则具有了更重大、更确切的含义，最终形成了迄今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并且载入我国宪法，成为我国的国策。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予了完全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中去”，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我们应该采取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¹⁷⁾“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¹⁸⁾“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¹⁹⁾“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²⁰⁾他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²¹⁾他还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指出“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²²⁾他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指出：“对于压迫我们的国家，只要它们一天继续如此，我们就一天也不屈服。”⁽²³⁾他还特别讲到革命不能输出问题：“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是因为前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²⁴⁾10他对“平等互利”也有深刻的阐述：“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²⁵⁾他给予亚非会议很高的评价，认定“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²⁶⁾据了解，毛泽东曾向赫鲁晓夫透露，1955年亚非会议发表的以“万隆精神”闻名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周恩来写的。⁽²⁷⁾以上引证充分说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一直坚持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当然，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地位的估计出了偏差，一度有所偏离，但一经发现，很快就尽力加以纠正并继续贯彻执行。

（4）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和他们的团结合作。毛泽东对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欺侮的东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²⁸⁾正因为这样，1956年，他在同印尼总统苏加诺谈到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说：“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²⁹⁾后来，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时明确提出“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我看美国、前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³⁰⁾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他把中国的命运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始终不渝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从亚洲的朝鲜、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到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及拉美人民的抗美斗争，无不得到中国人民政治上、道义上甚至物质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振兴本国经济、建设自己国家的努力。在众多民族独立国家进入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阶段之后，中国积极支持他们发展民族经济、推进南南合作、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同时也十分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与技术合作，并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在我国经济还很困难的条件下，仍承担起援外任务，随着实力的增强，逐步扩大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规模。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³¹⁾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尊重他们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他们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同时认定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在交往中，我们力戒以大国自居，盛气凌人，好为人师，强调要关心对方的困难，体谅对方的处境，实现共同的利益；中国特别重视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友谊，促进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和合作。我们不希望第三世界国家间发生不和甚至武装冲突，主张有争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共同利益为重，采取克制态度，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和分歧，从根本上排除外部势力插手的机会，防止外来势力挑拨离间、从中渔利，达到某种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目的。这样，才能结束争端给有关各方带来的不幸，为增强团结和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总的来说，毛泽东认为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实现我们国际战略的依靠力量。他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在两极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霸和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严峻形势下，为巩固革命政权、维护国家独立、保卫国家安全制定的正确对策。它的形成是有其坚实的基础的：既有其深厚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即中国近百年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经历和宝贵经验，即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既有毛泽东个人的气质和风格，即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理论思考和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又有中国决策机制处在很不完善的状况，即个人迷信的发展导致某些失误。实践证明，它的功绩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是不可磨灭的，它的不足难以避免，我们不应苛求。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新发展。